胥志义：中美差距——“除了人力，什么都比美国贵”

雨夜

胥志义：中美差距——“除了人力，什么都比美国贵”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就自己为什么在美投资10亿美元建厂，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除了人力，什么都比美国贵”。他列举一大堆事实，比如中国的能源费用呀，运输费用呀，土地费用呀，都比美国贵一倍至几倍，还有企业的综合税费，中国比美国高39%。美国唯一比中国高的是人力成本，即劳动者的工资，蓝领是中国的8倍，白领是中国的2倍。

记得2012年，也是在美国投资的著名企业家柳传志访问美国，关于美国经济有一段话，大意是：你们人力成本高是个大问题，你们必须考虑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美国精英们在解决自己高昂的人力雇佣成本方面无所作为，仍然希望通过对中国和其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限制，把就业保留在美国，那么，这就无异于一名不通过努力让自己跑得更快、反而试图阻挠其他跑道上的对手的跑步选手了。

两位企业家都看到了美国的人力成本高。曹德旺没有抱怨这种成本高，他在美国的工厂，美国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将占到总营业额的40%。柳传志则有抱怨，并认为美国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应把美国工人的工资降下来。两位都是企业家，成本低包括劳力成本低与利润最大化是他们合理的追求。但作为国家来说，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提高人民收入吗?而人民收入高同时也就是人力成本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成本就是劳力市场价格，是大部分普通人的收入体现。美国精英会通过降低美国“高昂的人力成本”，来发展美国经济吗?如果美国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降低美国普通人的收入来实现，这种发展有意义吗?

所以，柳传志看到了美国经济的某种困境是人力成本高，但对美国经济开出的药方对美国精英来说却是一个大笑话。美国精英绝对不会想办法去降低美国“高昂的人力成本”，相反，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来保住这种高收入，甚至想尽办法来提高“人力成本”。包括采用某种贸易保护的政策。

企业家的目标与国家的目标并不完全重合。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即发达国家向他国输出先进工业技术产品时代，发达国家的企业发展，特别是其产品向国外的输出，与国家的发展是大体重合的。因为企业发展不但资本挣钱，而且就业增加，工人收入也会在工人与资本的博弈中增加，国家税收增加，社会福利增加。企业的发展大体就是国家的发展。但是，当发达国家的发达达到一定程度，大部分人的收入与不发达国家相比，出现足够大的差距（有的达几十倍）时，只要取消国界对资本技术流动的限制，发达国家就会由商品输出国转变为资本技术输出国，全球化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发达国家输出资本技术，不发达国家输出低价商品时代。这一时代，对发达国家来说，企业家的目标与国家的目标并不重合。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到不发达国家的投资，会减少发达国家的就业，和国家税收。同时会增加不发达国家的就业和税收。

美国社会的分裂，正是全球化进入第二阶段带来的反应。华尔街的大佬和硅谷的技术精英主张全球化，因为他们可以到全世界寻找到更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地域（国家），中产和蓝领则由于资本技术的输出，推动生产发展的三个主要要素，资本技术劳力中二要素的流出而陷入困境。所以在美国，主张全球化的与反对全球化的都声称他们是为了“美国利益”，却只代表一部分美国人的利益。当全球化进入到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时代，实际上并不存在能符合所有国民利益的“国家利益”。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反映了这种分裂。持有反全球化观点的特朗普当选，只是美国的中产与蓝领似乎占了上风。

中国制造的崛起，明显与中国的低劳力成本有关。西方资本技术的进入与中国庞大的低收入劳力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人说这是“中国奇迹”，实际上是政府放松国家对经济要素跨国流动的管制后，市场均衡力量的体现。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技术从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域向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域的流动，可以均衡地域（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中国官员把这种由市场均衡力量带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当作是政府或中国制度的功劳。而把西方国家因资本技术输出带来的某种经济发展困境，看作是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危机。

低劳力成本确实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却不是什么很光彩的事。因为它说明中国落后。不管这种落后是历史的原因，还是以前领导的原因。对中国来说，总是一种耻辱。我们可以借助市场均衡的力量来发展中国经济，却不可把低劳力成本当成优势，甚至为了国际经济竞争，有意无意的阻碍劳力收入随经济发展而提高。中国现在打压工会组织和工人的维权活动，客观上就有阻碍劳力收入提高的作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有一句话：你们（指中国）连工人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能竞争过你们。这句话当然是随便说的，也有偏激之处，中国虽然常常出现讨薪现象，大多数人还是拿了工资。但法院判决讨薪工人有罪的事实，却说明在中国官员心中，根本就没把提高人民收入当作是经济发展目的。

低劳力成本包含两因素。一是低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低收入。二是低人权。低经济发展水平是一种客观因素，低人权则暗含压迫剥削。二战后，日本、台湾、韩国等，都是由低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低收入起步，并取得高速发展，被学界称为“东亚模式”。但它们却是高人权国家或地区，由此带来人民收入提高与经济发展同步。所以虽是以低收入的低成本起步，却只用二三十年时间，人均收入便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改革开放后，同样采用“东亚模式”，利用低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低收入取得高速发展，但中国是一个低人权国家，人民收入远远低于经济发展速度，所以中国虽然也经过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人民收入却仍然很低，并没有进入先进发达国家行列。为什么？因为中国低人权，存在普遍的压迫剥削。

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国外资本进入，低价商品输出国外，对企业家（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来说，企业的发展与这个国家的发展也是大体同步的。企业因低成本可以挣到更多利润，农业剩余劳力有就业和比获得从事农业生产更多收入的机会，国家税收也会增加，社会福利也可能增加。但如果这个国家的体制不保护人民的人权与自由（人权与自由可带来人民收入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国家便不是把人民收入提高当成经济发展的唯一目的。国家目的便沦落为企业家（或曰资本家）的目的或者统治集团的目的。

中国在经济取得较大发展后，有意无意的想通过打压人权自由，维持中国的低劳力成本，以在国际上取得某种经济竞争优势，并与发达国家在贸易等方面进行争斗，很难说这是为了国家利益，充其量只是为了资本包括国内国外资本利益（可以获得更多利润），和统治集团利益（税收增长不能惠及人民）。中国官员飞来飞去，与外国官员又争吵又和解，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却假说是国家利益。一个国家没有人权与民主，这个国家的政府在国际上的行为，便不真正代表国家利益。

“除了劳力成本，中国什么都比美国贵”，说明不是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走到头了。美国人工贵，说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判断是错误的。美国综合税负比中国低，且税收的大部分用于低收入阶层的福利，说明美国不但不存在权贵集团，而且民主也不是由资本集团所控制。中国企业在美国能获得低价的运输和能源服务，说明自由市场而非垄断经营的竞争，能不断提高所有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商品和服务价格。曹德旺到美国办厂，支付比之中国高出数倍的人工费，反而比在中国设厂要增加10%的利润，说明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生机勃勃，那来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