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政治危机与崇祯的教训

kindwater

梁京




北京频出的乱政提出了一个令许多人难解的问题：为什么习近平在十九大集权成功、巩固了大位之后，政治危机反而急剧恶化？我同意这样一个判断，在蔡奇的蠢行背后，应该有更深刻的政治逻辑在起作用。那么，这个逻辑究竟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让我想到了崇祯的悲剧。从事后来看，崇祯完全有机会度过十七世纪初全球性的气候灾难所带来的治理危机，从而不仅避免明朝灭亡带来的巨大灾难，而且，有可能把中国文明引向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

崇祯的一个重大机会，就是听从周皇后的建议，迁都南京，这虽然可能导致中原失守的局面，但凭借东南雄厚的经济资源和儒士的忠诚，明朝不仅可以恢复中原，还有大发展的机会。许多人容易忽视的一个史实就是，当时明朝已经与罗马教廷有了正式交往，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重大机会：引入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来对抗满族入侵。事实上，徐光启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更重要的是，与西方文明的深入交往，将输入新的文化基因，推动中国精英文化的革新。可惜的是，等到南明小朝廷的永历皇帝信了上帝，王太后亲笔向梵蒂冈求救，已为时太晚。

那么，崇祯为什么不能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他本人刚愎自用的性格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因素恶化了官场的内斗，反过来，恶性的官场内斗，又加剧了崇祯的决策失误，最终不可收拾。有人会说，不迁都，崇祯也有逆转危局的机会。这固然不错，但考虑到当时气候灾害及大规模反叛对北方带来的严重破坏，迁都会给崇祯带来大得多的回旋余地和容错空间。

至于今日的中国，蔡奇暴力驱赶“低端人口”的昏招，是为了完成北京控制人口的军令状。有人以东京为例，主张北京无需控制人口规模。这是不对的，北京的地理环境，与东京等大都市不能相比，因此，迁都是让北京的人口规模与其环境协调最合理的选择。一旦选择与“天道”作对，就必然会做出难以实施甚至不可实施的决策，从而导致政治和权力游戏的恶质化。这正是今天北京正在发生的事情。

权力游戏恶质化的一个明显现象，就是让那些虽有种种问题，但本质上还是效忠国家的能臣越来越难干事，越来越容易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猜疑。崇祯时代就有很多这样的悲剧，袁崇焕只不过是最突出的例子。所以，了解明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崇祯临终对大臣们“皆亡国之臣”的埋怨，是不公平的。

正如何频敏感认识到的，今日习近平的政治危机，不仅表现为他对蔡奇这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忠实奴才难以处理，而且表现在他不得不断然整肃张阳、房峰辉这样本来大家都认为是得到他信任的高级将领。这很难不令人联想到，习近平是否在重演崇祯的悲剧？

与明末相比，今日中国的选择空间是大的太多了。但机会太多、资源太多也会给独揽大权的统治者带来另外一种危险，那就是定出许多不切实际的目标。习近平的政治危机有很多原因，迷信权力的人会认为，主要原因是他的权力还不够大，尤其是他受到官僚机器的太多掣肘。我的观察是，他下了太多执行不了的命令，让能干的官僚们无所适从，让无能的小人以为有机可乘，结果是让自己越来越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