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值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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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越战父亲

来源：二大爷





1978年，父亲接到命令奔赴中越边境参战的时候，我还躺在母亲的肚子里。奶奶担心我会变成见不到父亲的遗腹子，成天以泪洗面。母亲也成天惶恐不安，到处托人打听消息。

和银幕上的战争不同，真实的战争既不文艺也不清新。父亲跟我说得不多的关于战争的情景，就是一车又一车用麻袋装着，运回后方的士兵尸体。对于普通人而言，每一具尸体，都是一个家庭的生离死别，是父母对于失去儿子的哀伤，是妻子对于失去丈夫的悲恸，是儿女对于失去父亲的惶恐。走上战场迎接枪林弹雨的，大都是诸如父亲这样的农家子弟。一如《芳华》所隐喻的那样，领导的子女也许都在文工团。

所以今天你要是看见红二代罗援将军、周公公小平鼓吹对美一战，对台一战，你可以姑且笑笑。因为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是不用上战场的。我从小住在部队大院，在父亲和他的战友中，那些真正经历过越战的军人，我印象中还真没见过喜欢鼓吹战争的。多数人都跟父亲一样，忌讳谈论这些，只有在偶尔的回忆中，会说起一些残酷的片段，和一个又一个消失的名字。

父亲是所谓的老三届，就是恰逢文革兴起，高中毕业的那些苦孩子。成绩优异本来有希望上大学的他，无处求学，又无处就业，只能从军。作为一个嗜书如命、从儿子幼儿园开始就教四大名著的读书人，他本来不适合这个，但这个国家给他们那一代人恐怕没有留下什么选择。最要命的是，他们这一代人，往往把自己的悲剧归结于时代。可是，这种操蛋的时代，是什么操蛋的人和制度造成的，很少有人追问。

1978年接到参战命令的时候，他已经是炮兵营的指导员，驻扎在重庆。就炮兵而言，其实并不是最危险的兵种，因为大部分时候并不需要和敌人短兵相接。但即便如此，普通士兵们依然感到巨大的惶恐。在抵达云南前线后，父亲手下的一个排长在执勤时自己用枪打伤自己，谎称走火，希望可以就此退出；两个站岗的士兵互相对射受伤，谎称受袭，也是为了能早日回家。在战场上，还有整连被包围后，举旗投降的事情发生。普通人就是这样，都是怕死的。听到打仗就兴奋的，恐怕都在央视的军事评论里。

由于文革的缘故，大部分中国军队的训练水平都十分低下，在人数和武器装备虽然胜过越军，但是也好不了多少。特别是在要命的实战经验上，是低于越军的。由于士兵包括象父亲这样的基层指挥官，大多没有经历过实战，在越战初期伤亡是极其惊人的。父亲的部队除了炮火支援的本职工作，还有一项额外的作战任务，就是从前线把伤亡人员拉回来。最初还有担架、棺材。最后，只剩下一车又一车的麻袋。

说实话我不知道诸如父亲这样的老兵看《芳华》这样的故事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因为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不怎么愿意给我谈战争。更不要说然并卵的青春和爱情。他从战场上回来后很快就转了业，不愿意留在部队。带回来的只有两件东西，一个立功的勋章，一个在越南谅山缴获的越军坦克兵墨镜。这两样东西被我当玩具玩到灰飞烟灭，他也不生气。他有很多个军用的笔记本，很有时代的特色，前面几页通常都是各种领袖的彩页。但我发现，往往是缺页的。因为批林的时候，他要把林的画像撕掉；批邓的时候，又要撕掉邓的；批华的时候，又再把华的画像撕掉……最后就是一张彩页都不剩。在一个中国军人的笔记本中，就算一个字不写，也清晰的记录着每一个政治大事件。他曾经给我一个军用的收音机，但是每天都要叮嘱我：不要收听敌台啊，有危险……后来我都没跟他说，我脑子里就有个敌台。

由于在部队长大的缘故，儿时我还有一些当兵的理想。但真正懂事之后，就感到深恶痛绝。一个国家如果总是充斥着各种各样歌颂战争的氛围，那是似曾相识的法西斯。事实上某些国家七十年来的每一次战争，可以说都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病夫治国的可笑，意识形态倒错的疯狂，一次又一次用国民子弟的鲜血来涂抹。有很多次我很想和父亲聊聊，比如想跟他说说越战的真实起因。但又往往无法开口。我想也许他早就知道，只是不愿意再说。

对于父亲这一代人而言，根本说不上什么“芳华”，有的只是无法挽回的血泪，无法弥补的遗憾。人生或许可以说有一些客观的苦难算是财富，但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诸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样的为了匪夷所思的意识形态动机，葬送了数十万计中华子弟的无谓苦难，如果到今天还有人在歌颂，你一定替他买一块表。

2017-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