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都在东京——中国人的正义感内外有别

FRANKSTON

潘彦瑞






中国人的正义感就是，会关注一个留学东京的女学生血不能白流，却对北京五环外的低端人口清退事件集体沉默。（汤森路透）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这几句歌词一响起来，台湾应该没有人不知道是哪出连续剧。大黑脸、眉心悬月的扮相，最早是70年代由仪铭在华视演出一炮而红。隔20年华视再拍一次金超群版本，加倍红遍大街小巷。影剧圈的人这时发现，包公等于包红。于是台湾拍完香港拍、新加坡拍，然后中国继续拍…一路要拍到2018年。

看到金超群扮包公攀上演艺生涯的圣母峰，接着香港大明星狄龙演、万梓良演，最过份的要数周星驰，连包公不存在的后代包龙星都掰出来，“九品芝麻官”在第四台演到现在。青天大老爷升堂断案，那句“虎头铡伺候”，早在网路发达前已经病毒扩散。

大概没有人会怀疑，包公是华人市场收视率的摇钱树。但是它历久不衰，反倒让人纳闷，华人圈的历史记忆里是蒙受多少冤屈不平？这个“文化圈”有不同体制、国界、所得、教育区隔，为什么不同世代的观众，看到一个一千年前的开封市长判案斩人，还会痛快叫好？

日本东京一件中国留学生命案，最近重新烧红了华人心中那股“包公升堂”的正义感。2016年11月，中国留学生江歌在中野区住家门口，被另一名留学生陈世峰用刀刺死。东京地方裁判所2017年12月开庭，这个案件在中国网路、媒体讨论的热度，堪称世纪大审。

死者江歌的妈妈江秋莲，从没没无闻的超市店长，变成微博认证的网路“大V”，粉丝将近150万。如果拿地震来模拟，江歌案在中国社会产生的“摇晃感”，差不多像我们台湾人经历过的洪仲丘案。

中国网民的正义感

本来只是一段感情纠纷。凶嫌陈世峰和中国留日女生刘鑫交往，两人半年玩完，分手后刘鑫投靠山东同乡江歌，搬进好友公寓同住。但陈世峰放不下，开始跟踪威胁骚扰前女友。在11月2日东京气温微凉的深夜，江歌又到车站陪刘鑫一起走路回家，她们遇到了陈世峰。刘鑫先进房间，留下江歌在走廊跟陈世峰争吵。

3日，刚过凌晨12点，25岁的陈世峰用刀划过江歌脖子、头手。屋里的刘鑫把房门上锁，打电话报警。失血过多，江歌抢救无效。

中国网路激烈评论刘鑫把闺密反锁门外、见死不救、江歌为同乡挡刀而死、江秋莲是可怜单亲妈妈、刘鑫避不见面、江妈妈在微博公布刘女跟父母的照片姓名电话…

11月的时候台湾杂志社就请我在东京注意江歌案。跑新闻十几年，多少在扁案时当龙套守过北检跟宝徕豪宅；轰动国际的薄熙来大审那次，也去济南中院对街口，跟着BBC、日本电视台卡位露脸；柯震东在北京吸大麻被抓，更有幸于看守所外踱步徘徊，踩着狗屎吹了好几晚的西北风。实在必须说，江歌事件真有点“中国特色”。

先是江妈妈在中国网路发起连署，“呼吁日本司法对陈世峰判处死刑”。开庭前她再到东京，选定人来人往的池袋车站西口公园，拉布条发传单募集签名。有天下雨我绕去看看，真有2、30名中国留学生，一圈一圈聚着帮忙宣传。

据说中日两国总共收集到450万人连署支持，中国网民的正义感功不可没。12月庭审期间，大批中国媒体专程到日本抢名额入场旁听，天天现场直播跟中国“棚内连线”。江妈妈东京开记者会受访，场场爆满。宣判当天我在法院外走一圈，数一数大概有近百中国各家记者，手机、DV、摄影机各种拍摄转播器材2、30台。

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

日本法院判陈世峰20年徒刑，中国网友不满意。“应该”死刑的声浪很大，接着各种质疑：“不能在中国审吗？”“在中国一定判死！”“日本媒体怎么不关心这案子？”隔天我把报纸翻了一遍，好不容易在日本经济新闻14版角落，看到两张邮票大小的几行字。

中国网民义愤填膺，那嫉恶如仇像包公上身，非要凶嫌车裂弃市不足以伸张正义。好像台湾诈骗犯远在非洲肯亚，都能抓去中国牢笼里蹲，陈世峰这个震惊祖国的“国家级罪人”，怎么能享有日本囚犯待遇。去年打破中国影史票房纪录的电影“战狼二”，才红了那句新时代病毒传播的经典口号，是“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问题是我怎么看都觉得，在中国国内这些情节都不太可能发生。比如上次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大审，那一案举国瞩目。他被刻意搬到济南开庭，半个城封路清空，民车根本进不到法院周边。怕有支持者聚集挺薄，围观民众大老远被驱离。政府“特许”官媒央视一家进法院拍摄，提供过滤画面“服务”各国媒体。

CNN、NHK、TVBS所有记者在一家饭店“集中照顾”。哪里可能让家属在国内发动百万“连署喊冤”，聚集媒体开记者会，串联网友乡民畅所欲言，最后还“不满”审判结果，对司法裁决说三道四，岂不等于挑战党国体制。

江歌案如果真的搬到中国，江妈妈、网民、媒体携手声张正义，应该会先被“和谐教育”。换句话说，大家可以这么热闹当现代包公，用键盘把凶手碎尸万段，大骂司法荒唐轻判，都因为案件是在国外。一千年前的包公在开封府断案，网路时代的包公只在东京都升堂。

中华文化圈仰赖清官明君

我想起另一出台湾人很爱看的日剧Hero。木村拓哉演的检察官，穿当年最潮的Bathing Ape亮橘夹克配靴子，跟澎皮俏丽的松隆子勾勾缠，坐在路边栏杆上耍帅就大受欢迎。这部戏后来还拍续集，改编出两部电影红了十几年。

木村表面满不在乎的模样，却总是细心找出关键证据、引述有力法条，在吊儿郎当的外表下运用机制破解难题。这跟我们包青天的路线完全不同，老爷子在没有监视器、DNA比对的时代，可是连尸体混陶土烧成的乌盆申冤，都能断案如神，把陆一龙演的那杀千刀凶手送狗头铡伺候。

为什么日本人戏剧化的司法官，是帅气有人味善用机制工具，华人圈的判官却只要自己像神？（包公真的有庙，被奉为神明膜拜）难道是日本尊重体制运作、建立游戏规则，而中华文化圈却仰赖清官明君，崇拜道德人格？

10月底东京旁的神奈川县传出一起九头命案。警察沿着一个失踪女学生的线索，打开一个年轻皮条客的公寓。他们不知道自己踩进一个奇幻的虐杀世界。门后面藏着大小七个箱子，塞满切割过的肢体，人头上还撒着猫砂去味。凶手说自己是用推特在网路上问，“有没有人想一起寻死？”好几个高中女生回应了他。

死者里唯一的男生喜欢音乐，本来还安排好要去台湾表演。日本是高度自我约束有点“和谐过度”的社会，平常极少暴力凶杀事件。耸动的九头案一发生，报纸不停挖掘骇人情节、拼凑死者身份，电视台记者从早到晚现场连线。

如果拿地震规模比，这件事惊动日本的程度，差不多像台湾之前的小灯泡命案。日本人天天刷手机追案情，死的人是谁，凶嫌到底怎么下手？杀好几个高中女生，他有病吗…不久我看到电视播出画面，像我们小灯泡案那次一样，很多日本人去凶案现场献花哀悼，堆了满满好几排。但没有群众到警局围堵这个皮条客，骂脏话飞踢追打他。

也没有人在网路上嚷嚷串联，边打字边挥拳头呐喊这人得判死刑，或闹哄哄互骂如果是你妹怎么样…。失去9条青春生命，日本社会应该是难过的，应该会期待凶手被处绞刑，但为什么大家却沉默不说出来？为什么不像中国山东的江歌妈妈拉布条，收集签名要求判死；或像台湾那次许多正义之士，非要赶去现场亲手暴揍歹徒泄愤？

我想起身材纤细的小灯泡妈妈，在那段期间，眼泪跟鼻涕像开水一样地流，但从来不主动对司法审理表达死刑诉求。印象里有人骂她冷血，怀疑小灯泡不是她亲身女儿…台湾人、中国人对是非正义的执着感人，好像认为每一个法官、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包公化身，可以明辨黑白、就地正法快去快回。

对低端人口清退事件集体沉默

但日本社会或小灯泡妈妈对死刑沉默，却是出于对机制的尊重，相信生死大事应该客观调查、冷静判断。可能个人承受越大的痛苦不义，越是证据与程序实现文明正义的时刻。日本社会信任与期待的是机制公正，而不是痛骂喊话表态施压，寄望个人是包公，一旦落空就激动追究法官是不是恐龙。

江歌案判决后，一名长期追踪事件的资深中国媒体同行，写下一篇短文抒发感想：“真的要江歌的血不再白流，是让她这种善良和勇敢延续下去。当有一天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还会有下一个江歌挺身而出，她会说，也许我的这种勇敢，会付出代价，甚至会付出我自己的生命，但是我的这种付出和牺牲是值得的，是会获得善意的反馈，只有这样其实我觉得江歌才没有白死。”

这段文字温度打动人心，但他只谈飘落东京的江歌一个人，回避碰触正义机制的价值，在他深爱的祖国土地可以怎么实现。日本人尊重司法，建构一套机制当包公；台湾人是自己冲动想当包公，一边追打嫌犯，一边高分贝在岛上要求杜绝恐龙法官；中国包公会看风向，更精明的“反向肯定”自己的国家机制。写下江歌的血不能白流的中国媒体大腕，在百度百科介绍的文字栏里，这么解释他的新闻理念：“认为应敬畏市场，但不认为政府完全不能干预”。

于是景仰包公价值的中华核心圈媒体，关注一个东京女学生的血不能白流，严肃讨论如何延续她的善良勇敢时，却对北京五环外的低端人口清退事件集体沉默。那里有活生生几万同胞房子一夕被拆、锅碗被砸，那里有多少个在超市打工拼命存钱拉拔宝贝女儿的江妈妈，有多少个努力念书希望未来可以出国求学的小江歌？

我最终理解了中国网民和媒体的苦闷。他们怀抱青天大老爷的正义感讨论是非，真正集体满足的，是突然出现可以高谈阔论的空间。因为案件在国外，大家摸索中发现一个“被默许”大鸣大放，讨论涉案人物情节，和“他国”司法体制不公的宝贵机会。而当不幸就发生在北京城，眼睁睁牵连更多需要帮助的同胞，大伙却忙着歌颂江歌魂断东京留下什么情操价值。有一部分中国现代包公们知道，要敬畏市场，但要更敬畏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