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

FRANKSTON

韦君宜



解放初期那一阵，大家因为刚刚摆脱国民党那种贪污、横暴、昏庸无一不备的统治，的确感到如沐初升的太阳。就是我们这些从老解放区来的知识分子，也一下子摆脱了长年受歧视的境遇，一变而为“老干部”。我记得刚进城时，我和杨述在北平街头闲步，指着时装店和照相馆的橱窗里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我们就说：“看吧！看看到底是这个腐败的城市能改造我们，还是我们能改造这个城市！”当时真是以新社会的代表者自居，信心十足的。

不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是枪毙国民党留下的那些特务、狗腿之类。那时候我在团中央，认为这些都是天公地道的。许多青年也大都如此认为，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拼命与其父母划清界限，衷心地以此为荣。但就在这时候，已经开始有扩大打击面的迹象。我有个舅父，是旧铁路职员。抗日战争在天津爆发的当天，他和别的中国老百姓一样糊里糊涂说：“我们要去接收北宁路！”解放后他被留用，后来从关外又跑回关内，求我们夫妇介绍工作。我们稀里糊涂就把他介绍到贸易部。没过半年，他作为反革命被逮捕了，罪案是在日本占领时期参加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是特务组织。当时把我吓坏了，连忙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表示我确不知情。我以为这种案子错不了，他一定真是罪大恶极。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向留在北平、天津的父母兄弟妹妹询问了一番，大致就是在沦陷时期他们只知道地下工作就是抗日，抗日就都是一样。当这位舅父认识了一位“地下工作者”之后，他还曾托这个人给在延安的我“带东西”。那“地下工作者”向舅父要铁路运动情报，他都办了。就这样参加了“国际问题研究所”。到日本投降之后，国共两党对立的形势明朗化了。那“地下工作者”就开始来接收房子，包括舅父和我家的房子。为房子他和那“地下工作者”吵起来闹翻了。此外，按他本人的认罪书，其主要罪行就是在铁路线上向铁路工人讲过一次铁路是会通车的，因为共产党是会被“国军”打败的。就是这，他被判刑十二年！我们全家自他被捕之日起，再没和他见过一面，至今不知他死活如何。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国民党政府里的公务员，因分不清国共两党，而构成了滔天大罪。这时我已经开始感觉到这案子判得偏重了。我从小认识他，他糊里糊涂，只知道按上司指示办公文，脑子里实在缺少“阶级斗争”那根弦。但是，我们却把一切在国民党区和沦陷区的普通百姓都看成了“阶级斗争”的自觉参加者！

接着是“三反五反运动”。反对资本家偷税漏税，我本来是双手赞成的；反贪污我也拥护。可是，不久就规定了每个单位贪污分子的比例，即每单位必须打出百分之五。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当总编辑，我们那刊物总共只有十四五个人，都是青年。大的二十几岁，小的才十七八岁。除了管一点微乎其微的每期稿费（这稿费还是按期由共青团中央总务处造册具领的），别的什么钱也没有，真正是个清水衙门。可是不行，中央文件下来了，于是没办法，我们只好查。一个才十九岁的小姑娘王岗凌，天天打算盘算自己的帐，急得人都瘦脱了形。青年编辑丁磐石，写过《思想改造性急不得》这样卓有见地的文章，却因为在交本月小组党费的时候自己忘了带钱，马马虎虎把别人的五角钱写在自己名下，就成了“老虎”。我翻来覆去和他谈，叫他交代。他记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是写了五角还是三角，我就在这几角钱的问题上穷追，我说钱多钱少不在乎，贪污的罪行是一样，叫他深挖思想动机。弄得他多日失眠，正在和他恋爱的女孩子秦式也要跟他“吹”了。后来总算收场收得较早，秘书长荣高棠认为丁磐石这一“案”算不了什么。杨述亲自去说服了秦式，此事才算了结。这只能算是个小小的前奏曲。而我，实在是从这时开始，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这是我应当忏悔的第一件事，所以记在这里。

接着就是肃反运动和“清理中内层”。最奇怪的是那“肃反”的做法，即：并没有发现本单位任何人有什么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线索，只是叫每一个干部都详详细细向全体同志背一遍自己的历史，大家侧耳倾听。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挑出他叙述中的破绽，随即“打开突破口”，进行追问。问得他越说越不圆，然后据此定为重点，这就把“反革命”找出来了！这办法说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当时的确是这么干的。我那一年（1956年吧）在《文艺学习》编辑部，记得我亲手整过的有朱涵，至今我连想都想不起他究竟有什么重大可疑的历史了。还有一个毛宪文，是因为他的舅父曾在他上中学时替他填过一张参加三青团的登记表，于是我们就使劲轮番审问他。他硬说是实在没有参加，于是又被认为顽抗。到最后呢，还亏了黄秋耘同志细心，他说那张表上把毛宪文父亲的名字都写错了，这能是他自己写的吗？这才核笔迹，对指纹，证明了那张表不过是他舅父为了向上报账（发展了多少团员）而替他填的。可是，像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恐怕发生过成千上万件。国民党以发展党员越多为越好，经常下令某校全体教师参加国民党，全体学生参加三青团，用不着他们替党和团做什么工作。而共产党呢，则把这些人统统视为国民党的死党，共产党的仇敌，务必把他们统统清除批斗而后快。左的作法实在害人。

还有一个重点对象是冯光。这一位就被我们监管了好几个月，从早到夜有人跟着她。而她的罪行呢？是她在背历史中背出来的：她因为想抗战，投考过“战时干部训练团”。进去后只是演过戏，没干过别的。出来后到一家小报当过编辑，未发表什么反动言论。这一说可不行了。我们根据各人对于国民党的零星片断认识纷纷进行追问：“战干团”是特务组织，你怎么说只演过戏？你说的报不是进步报纸，不发表反共言论是不可能的，等等等等。反正，她就因此变成了重大反革命嫌疑犯，上报中宣部干部处审查。后来呢，经过复查，所有论据都很不充分，予以撤销。我向她口头道了歉。而当时有些和我一样干这种工作的干部，因为向人道歉还极为不满，说我们那么干是积极为革命的，不应道歉。我现在想来，道歉是实在应该的。岂止道歉，应当深深挖掘自己那样胡来的思想根源，不说挖到哪里去，也应该挖啊！没有挖，使我们虽然道过一次歉，下次接着又犯错误。

接着是批《武训传》、批胡风和因《红楼梦》而批判俞平伯、冯雪峰的运动。以前几个运动也大半涉及知识分子，这回就专门向知识分子开刀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红楼梦》的事情。当时我怎样也弄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这样大张旗鼓。李希凡和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我看见了。按我当时的“马列主义水平”来说，我不但是完全赞成的，而且也是完全讲得出、写得出来，那是极其平常的马列主义初学者对于一个老“红学家”的看法嘛！我相信一般青年党员都全那么看，贾宝玉当然代表个性解放的思想，林黛玉当然与他志同道合，薛宝钗自然属于抨击对象。这何消说得！冯雪峰决不可能连这一点起码常识也不懂。他在登出李、蓝二位的文章时，肯定了他们方向基本正确，说过一句他们“论点显然还欠周密”，无非像是自己家里的娃娃在外边骂了别的老年人，自己为了面子关系（统战关系）总要出来说自己的孩子两句。俞平伯的说法，那种琐碎的考证，完全不符我们当时的“马列主义”习惯，本是不言而喻的。可是，他的文章却颇给我们这些长期浸淫于自造的“马列主义”大潮中的人们一点新奇之感，至少可以娱耳目悦心性吧，害处也不会大。——说真格的，谁不会用那点简单的马列主义“批判”他？我也会！我所想不到的是因为这篇批判文章，竟掀起了那样一场全国性的大运动，把俞平伯说成是不可侵犯的学术权威！有谁这样承认过？说冯雪峰是完全拜倒在俞平伯脚下。（做梦想不到！冯雪峰是作协副主席，党内文艺元老。俞平伯何许人？不是解放初期人人知道的改造对象吗？）甚至还要冯雪峰写了自称有“犯罪感”的检讨。随后上边又定调子，说李希凡、蓝翎写这篇文章是无比勇敢的英雄行为，别人谁也看不到，谁也写不出。这些，我当时就感到，真不符合事实啊！但是原因是想不出来的。我只觉得李、蓝两位真是运气好。他们二位只是把这人人都能看到、人人都写得出的问题写了一下。别人之所以不写，有的是觉得俞平伯反正是资产阶级人物，不值得跟他讲马列主义。有的人是觉得俞的著作只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几个小册子，如宝玉爱喝汤之类，并非在解放后向共产党大张旗鼓地挑战，何必那样对待人家？他两位年轻，不考虑这些因素，写篇文章一碰，一下子就成了名。真碰巧，运气好！

接着是批《武训传》，捎带《清宫秘史》，接着是批胡适。批胡适，我基本上没有参加，无多可记。批《武训传》，就是由我在共青团中央的邻居杨耳（许立群）写的文章。他写那文章时，真的只是作为一篇一般的电影评论写的，就觉得那片子吹武训吹得太高，好像那样行乞设教就能推翻封建统治似的，也违反马列主义常识。他写了投了稿，万想不到一登出来竟变成大事。什么“大官不言则小官言之”（毛泽东语）啦，由江青把他找到中南海亲自接见啦，全国铺开地大闹腾。好像是全国的文化界都在支持《武训传》。起码是杨耳本人，本来是一篇随便写的小文章，闹成轩然大波，之后江青老找杨耳，要他写这个抓那个，他实在感到不堪其扰，曾对我们当面说过。

尤其令人想不通的是附带打击《清宫秘史》，说是“卖国主义的影片”。这个，我就感到更与前两个问题不同了，这不是马列主义常识问题，而是违反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了。以光绪帝与慈禧来比，谁是开明的谁是守旧的？以戊戌六君子与荣禄比，谁是爱国的谁是卖国的？这不是我们在中学念历史时就知道的吗？马列主义总不能违反历史吧。那时候我们还很尊敬苏联，学苏联。苏联不也肯定库图佐夫甚至肯定彼得大帝吗？骂戊戌变法是卖国主义，当时我实在无法想通。但是，这句话终归是附带骂的，我就马虎过去了。而且，我由十几岁时培养起来的对党忠诚，十分牢固。又是刚开国不久，那一片万象更新的气象掩盖了一切，我就没有再深思了。后来由于习惯地接受上边一切“布置”，我也就习惯地接受了这个我实在没有想通的小小一句话。一句话算得了什么！我的脑子自此不大受自己支配。换一句话说，变“僵化”了。

还有一件肃反中的故事，那实在是冤枉了人，我是一直到1985年才觉悟的。杨述有一位堂兄，叫杨肆。年轻时数学极好，研究出一种破译密码的技术。抗战初期，他原在国民政府交通部工作。后来抗战展开，他到武汉，碰见杨述和他们这一大家子弟妹——全是救亡青年。他说，想跟大家一起去延安。想积极为党做贡献的杨述，当即把这件事秘密报告了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中央调查部的），问共产党需不需要这种人才。李克农当即表示：“好呀。叫他打到国民党里边去，把破译到的情报交给我们。不要他上延安。”于是，李克农亲自秘密召见了这个人，布置了任务，而且决定把他发展为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此加入了军统局戴笠系统，秘密为共产党搞情报，如此一干数年，一直升到少将，戴笠始终没有发现他的秘密活动。和他联系的共产党人，只有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长周怡一个。这样的单线联系，在周怡被调往延安之后就中断了。他失去了关系，在那个特务系统里继续做破译日本电码工作。至解放前夕，他忍受不了，脱离了那系统，刚一解放就跑来北京找关系。周怡已死，杨述把这人又来的事情报告了李克农。李克农当即同意由军委技术部录用他，而且交代过：“可重新入党。”可是没过多久，肃反运动一起来，忽然听说他以反革命罪被捕。我们简直诧异万分。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又被定成战犯，被拘押在徐州战犯集中营里许多年。释放回上海，无事可干，只好到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他们技术部调查部，都是共产党内的绝密部门，外人无从打听，更无从过问。这时杨述和我就分析：此中必有特殊机密，那种部门既肯录用他，忽又拘捕他，一定是发现了他什么不可告人的坏事。他一向置身于戴笠系统，又脱离组织那么多年。有一度他到我婆婆（他的婶母）那里去，曾有特务跟踪过。后来他回重庆又没事了。于是我们分析：可能是戴笠方面发现了他和共产党有关系，所以才来盯梢；后来又能解脱开，准是他叛变投降，把党的事情向戴笠交代了。这事我党过去不知道，大概到建国后组织上才调查清楚。这可是件神秘而又机要的大案子！这样越分析越像，我们始终对这种推理相信不疑，因此到杨述去世为止，我们一直对他冷冷的，也是这个缘故，他来北京，也不热心招待他。

1984年初夏我为了改小说去上海，小说的背景牵涉到我婆婆那段生活，于是我去访问他，问他那次到我婆婆家的事。他很坦率地说：是国民党特务系统里两派之争，两派都想要他。后来他赶回重庆面见戴笠，戴笠一句话就把这事解开了。我一听，已经有点感到他的事未必如我们过去的推测。此时潘汉年、杨帆等几个“铁证如山”的案子已经证明全属子虚，我心中既无把握，也便怀着疑问告辞。

更没有想到的是，1985年春，他的结论来了。那个结论本身很不公道（承认了他在李克农领导下做过地下工作，同时却又说他身份是国民党军官，按投降起义论），且不去说，最令我吃惊的是，全部结论没有一句是说他干过什么坏事或出卖党的机密的罪行，他的全部罪状只是在国民党内所任的各级职务，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神秘，没有机要！他们逮捕他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少将！看来肯定是那一年摘镇反和肃反运动，凡够“职务线”的一律或审查或拘捕，就这么糊里糊涂让他坐了这么些年牢！

我觉得最惭愧、最对不起人的是我们那时那种分析，以及由于那种错误分析而对他采取的冷淡态度。全错了！认友为敌，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我也跟着对一个遭冤枉的人采取了打击迫害的态度。更觉得遗憾万分的是，杨述至死也不知道，年轻时曾影响过他的堂兄并未犯罪。他从前是对我讲过的，最早给他进步书籍看的，就是这个在上海上大学，回乡度暑假的四哥。他热心介绍四哥去参加革命，但到最后却完全相信了哥哥就是坏人。悲剧！无可挽回的悲剧！这悲剧，当然得由我们俩自己负一部分责，可是，能完全由我们负责吗？

我心里难过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哲学”？把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把人的心伤到如此程度！

（选自韦君宜著《思痛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