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恶的蝴蝶效应

FRANKSTON

作者: 老愚

天气预报又玩了一回行为艺术，期盼很久的雪还是不愿落在北京的大地上。失望之余打开公号留言，一个用参考消息报做头像的跳出来咒骂道：

“滚回你的美国！”

“傻比，你胡说！”

“不许抹黑中国！”

……

几乎在每一篇文章下面都留有污迹，这使我无法获知其生气的理由——各种敏感的大都被及时封杀了，残留的无非是些愤青或文青的余绪，也不至于令其恼羞成怒。或许，只能用奉旨骂人来解释了。

他们教给这些舆论打手的逻辑是：说我们中国不好的，就是美分。

七八年前，我曾被某某网打入“西奴”队列，他们把照片里的老愚吊起来，并用朱笔在上面打了个粗犷无比的叉，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泄其革命义愤。

美国的政治文明一直是我仰慕的对象，因为他捍卫公义，鼓舞受强权欺压的人民奋起抗争，我视新大陆为人类的灯塔和福地。奇怪的是，操控政权和舆论的那帮人，一拨拨把自己的家人送往彼岸，让其享受人家的制度文明和科技文明，却鼓动一茬茬蒙昧青年充当打手，通过辱骂施加压力，迫使神智清醒的知识人闭嘴。他们知道只有生活在普世文明制度下，才有尊严和安全感，但作为以保存政权为要务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更明白一个道理：褒奖美国文明或任何文明，都是在让中国难堪，因而必须格杀勿论。故而，在中国一直存在一幅滑稽的情形：出于即兴的政治需要，官方随时可以高唱赞美曲，民间若有人附和借机引荐美式制度文明，则会被悉数扑杀。

我的社会观察并非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横向比较，那不是我所擅长的。我是以自己的感受为本，以常识作基准来评论现实。在我看来，中国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若顺从常识和理性，就可以理解；若悖逆之，则荒谬无解。

直言是一种生物本能，我并非是以说真话的姿态来博取功名。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明白，说真话可不是一桩好生意，其风险与日俱增，且难以防备。

说实话，我对这种泼粪式的惩罚，经历过由不适应到淡然处之的心理阶段，如今已是见怪不怪了。对污辱他人人格的无赖之徒，一个政治不正确的国民真的没有什么办法。

本想劝劝这些迷途的羔羊，转念一想，人家未必迷途，也许正是识时务之俊杰也。劝不好，甚至会劝出幺蛾子来。

贵阳牙科医生陈绍陟先生自称，一般有人在电梯里吸烟，他都会劝告，“表情也不太好看”。这位出版过诗集《生命的痛处》的诗人，好像并没有碰到硬茬，否则就也不会这么轻松地在朋友圈夫子自道了。前些天，我因为劝年轻的优步司机不要在车内抽烟，寒风凛冽中被赶下车，冻出了重感冒，至今还未有处理结果。

劝人守规矩甚至会惹出官司。去年五月，郑州杨医生在小区电梯内劝阻一吸烟老汉，对方不吃劝，争执中突发心脏病猝死。其家属一纸状书将他告上法庭，索赔四十万人民币，当地法院一审判决劝阻者补偿原告一万五千元。这件事告诉世人，有些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做出来。

事实上，公共道德对许多人已无任何约束力。比如不能随地大小便，不能随地吐痰，不能在人行道骑共享单车，不能动辄辱骂他人，等等。惩善扬恶的政治制度，毫无例外地导致道德大溃败。在此情况下，貌似严苛、威严的法规条例，只能成为一纸具文。政府各级机构可以密集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实则无济于事，难挽狂澜于既倒。当践踏规则、蹂躏人性成为新时代风气，法律已寿终正寝。老汉电梯抽烟，侵犯他人健康权，本该认错道歉，立即掐灭喷毒的烟头；不听劝阻，在与人争执中心脏病发作猝死，杨医生无任何过错，还积极参与抢救，家属不表谢意已属失礼，竟厚着脸皮向人家索赔人命费？光天化日之下若对公义有敬畏之心，标榜公正执法的人民法院怎能如此判决？

也许跟舆论压力有关，前几天，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推翻一审判决，宣判：劝烟者无责。一个是非如此分明的事情，杨医生竟然要等半年之久，才获得应有的公正裁决。常识和公义，在一审法院那里一文不值，他们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裁决法则：公正且放一边；弱者为大，死人为大，以满足其各种意愿为工作目标；死者即使有错，也应由去过错方给予补偿。熟知中国当代新闻史的读者，这些年已经目睹了无数起此类判例，最荒唐的当为——小偷被追摔死，见义勇为者要承担刑事责任。各地法院的诸多判例，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在这个国家做好人风险巨大，无赖恶棍却如鱼得水，一有纠纷，司法机构好像非常愿意当作恶者的靠山。郑州一案若无二审判决，注定会成为中国法制史上一桩大丑闻。

在这样怪诞的法治环境下，行公义者该如何自处呢？良善之人面对凌辱和侵害，又当如何应对呢？一个必然的结论是：散沙一盘的国人，在每一个作恶者面前都将屈服，人性愈加自私、冷漠、无情；无辜的人将付出越来越多生命的代价。这就是每日发生的事情。

奉旨骂人是另一种恶，比践踏公序良俗更暴虐，也更无耻。

我有时想，何时才能有司马南一类风云人物的本领就好了——骂美国为党国工作，移民美国为自己生活。那时，也不用鲁莽青年阵前叫骂，自己就悄悄滚回美国——赴美定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