跷拐儿

towns

陈维健



“阿跷，阿跷，你慢慢地跷”在我们那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假若你听到这样的儿歌，前面必有一个瘸腿的人，摇着船似地过来了。
大凡一个人瘸了腿，便没了姓名，不管你姓什么，名什么，一律皆名“跷拐儿”。我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便是“跷拐儿”。跷拐儿，儿时得了小儿麻痹症，一条腿软得的象丝瓜儿一样荡来荡去，不能站立，靠二把拐杖夹在腋窝子下行走。阿跷在家，兄弟姐妹也都有嫌弃，嫌他丢人显眼，老头儿是个酒鬼，阿跷是出气桶，一不顺心就拳打脚踢，连母亲也不痛不爱，如庄公寤生，姜氏恶之。
跷拐儿所在的街道，有一个纸盒厂，大多是半老太婆，也有几个残疾人，跷拐儿就在那里干活。他的活是坐在案板前，在纸板上刷浆糊，然后推到案板对面让人折起来，对面是一个哑女。跷拐儿腿虽瘸，但坐在那里不见下身，五官身板搁在台面上到是端端正正，啥也不缺。哑女呢，只要“不说话”，不要咿咿哑，抓耳挠腮，到是一个出落得标志的女儿。天热车间闷，身上的围兜就套不住了，脱下围兜，一件被汗打湿的短衫，就透出那对发得很好的双乳来，那个时候还不兴胸罩这类玩意儿，所以勾勒得惊心动魄。跷拐儿身残，心不残，看得怦怦心动，身也动。那哑女呢，看着他贴着汗背心的一身肌肉疙瘩，也是脸红心跳。这跷拐儿因靠上身支撑走路，那身上的肌肉到比常人发达了许多。这对年轻人天天“举案齐眉”，哪有不生出情来的道理。拐儿虽不聋不哑，但打小起就没人与他说话，他的嘴也就不说话了，遇着哑女，欢喜了哑女，正好，听也无须听，说也无须说，到是没有了说的累赘。他只将把欢喜，用眼神抛过去就好了。哑女虽不能说，但她那做女儿的心思，却在眉宇间亮得分明。心里想什么，眸子里就有什么，嘴上想说什么，眸子里也有什么，到比那些不聋不哑，有话要说难以启嘴的女子多了一个方便。眸眼流动，来来去去，这厢看得真切，那厢看得分明。情发于目，爱见于貌，天地间，男女之爱本是多了言语，于是，一块案板之间，二个残疾的身体，一对痛苦的灵魂，在无言无语中，造出一对旷世恋情来。
年轻人总是年轻人。纸盒车间堆满的是纸盒，一叠一叠地叠到天花板上，又一纵一横分隔成迷宫般的巷道来。午休时，这对年轻人，就会躲进这纸盒的巷道里，亲亲嘴，摸摸屁股，在乳头上拨弄二下，然后脸红红地出来了。时间长了总有被人撞着的时候，风言，风语就传开了。好心的，说这一对，一哑，一跷，到也般配。开开玩笑说，跷拐儿讨娇娇，啥时吃喜糖。那些政治觉悟高的，就看不得年轻人亲热，汇报到领导上去了。纸盒厂虽小，好歹也是一个厂，是厂必有厂长。这厂长半老头子，在这些半老女人中，拍一记，打一下，说二句荤话，“揩揩油”“吃吃豆腐”，习以为常。哑女是厂子里少有的几个女孩，哑女进厂后，也没少被厂长关怀过。老女人，都是过来人，领导要揩油，要揩便揩，豆腐要吃，要吃便吃，嬉嬉哈哈地就过去了，哑女毕竟是黄花女，见了厂长心就慌，总是左躲右闪的，厂长十分不爽。听了汇报，醋意大发，此时正值“严打”。
厂长告知哑女父母，哑女父母早已风闻女儿与跷拐儿的事，为此正在发愁，女儿聋哑，已是一缺，再嫁一个缺胳膊少腿的如何是好。厂长唆使哑女父母，不要这门婚事，只要告他强奸，跷拐儿就得进局子判刑，你女儿自然断了心，凭你女儿这张脸还愁嫁不到一个好女婿。哑女父母爱女心切，被怎么一唆使，当场点头，与厂长一起去公安报了官。当天晚上，一辆公安的“边三轮”哒哒地停在跷拐儿家门口，二个公安拿出贼亮的手铐，哐啷一声，就把跷拐儿铐了起来，拖着押到车上，一条软腿还挂在外边晃荡，车一溜烟地开了。
跷拐儿的家人不知道儿子犯了什么法，车开了，一家人还楞在那里。“严打”时，公、检、法联合办公，从严，从重，从速。跷拐儿撞在风头上，以强奸残疾人被起诉，强奸残疾人是死罪，不日公布枪毙。哑女得知跷拐儿要被枪毙，班也不上了，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要死要活地缠着父母，跷拐儿死她也不活了。父母知道自己做过头了，心有不忍，带着哑女去公安，要求刀下留人，并愿将哑女许给拐儿，留一条性命。公安当头斥责，现在反悔已经晚了，人民公安哪里由得你，今天说强奸，明天说找对象，那有这样的好事，严打期间，一律不得翻诉。
跷拐儿在万人公审大会后，押上卡车游街示众，脖子上挂着“强奸聋哑犯”的牌子，红笔在他的名字上划着叉叉，人到此时，方有了大名。跷拐儿五花大绑地被大盖帽架在车上，青光光的脑壳被街风一吹，有一点儿醒了，他知道此去已在黄泉路上。他看到路上黑压压攒动的人头，多想在这些人头里看到哑女，他不相信哑女会告他，他这一身一世，只有哑女把他当个人，爱他，喜欢他。他这一世一生，也只有哑女他欢喜过，爱过，即使真是哑女告他，他也不恨她，来身转世，再来找她相好。
跷拐儿被枪毙后，跷拐儿住的那条街，再也听不到孩子们“阿跷，阿跷，你慢慢地跷”的儿歌了。这条街比往日安静了许多。
因缘事由：
这是小说，也非小说，因为这跷拐儿乃是我徒弟的哥哥。当年我在码头上开吊车，带过几个徒弟，其中一个就是跷拐儿的妹妹。我这女徒弟长得少有的白净，且又是一个高中毕业生。领导说你师傅文化好，你跟他。这码头上的习气，师徒间还带着三分封建关系，平时关照自不必说，过年过节，送礼吃饭都相当的重。所以她的家我没少去，师傅来了，是大客人，又认我是一个文化人，更是不得了的事，杀鸡剖鱼要忙一天。每次到她家，她那跷拐儿哥哥是从来不上台面的，挟一点菜，让他一个人缩在角落里吃，有时还要赶到外面去，印象中好象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声，如同哑巴子。
“严打”时，从码头上的风言中知道跷拐儿被枪毙了，我到她家去，感不到悲痛的气氛，好象干净了，轻松了。后来我私下与她谈起她哥哥的案子，才知道原委。我说你哥哥自己就是残疾人，与哑女又是谈恋爱，找对象，哪里来的强奸残疾人之说。你们当时说了没有。她说当时以为抓进去，就是关二年，知道要枪毙，已经晚了。我闻言无语。“严打”那个时候，我们吊车班还有一个女学徒，是顶父亲职的。她的哥哥也是被枪毙的，罪名是打群架，她哥哥我也见过多次。一个“严打”，我的二个徒弟的哥哥被枪毙，可见当时枪毙人数之多。而且，罪名全是不能成立的。一个是谈恋爱找对象，一个是打架而已，年轻人打架也成为死罪。这是多一个罪犯，多一份政绩的时代，何其的荒唐，何其的血腥。这虽然是八十年代的故事，但是直到今日，这样的故事还在我们中国那块古老的土地上延续着。
到了海外二十余年，看到残疾人所享受的社会关怀，总让我想起“跷拐儿”，他如影随形地跟着我，让我不能喘息。也许，他这辈子唯一的认得的文化人，便是我，虽然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但他的魂儿找上了我，要我把他与哑女的故事写出来。写完“跷拐儿”，我的心安了，我想在另一个世界里，他的心也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