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解手，没有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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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很奇怪，通常，国家名称写上民主的国家，很少是民主的，东德如此，朝鲜也是如此，还有不少民主学步的非洲国家，更是如此，而在中国，解放路和台湾中正路一样多，但是，这个国家既不民主，也从没解放过，有一次，我在大连旅行，因为尿急，心想解放路上，肯定不缺厕所，结果却是大失所望，只好到附近餐厅暂借厕所。

公共卫生间，是否干净方便，其实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与否的最简单方法。1775年，英国人汤姆斯（Thomas Crapper）发明了现代化的抽水马桶，同时代，大清帝国的贵族，在紫禁城里，还是使用传统的马桶，每天由太监挑着粪便，到城外的河流冲刷一番，皇帝、太后或贵妃的马桶，当然比较特殊，外观镶金带玉，里面还铺着发出芬香的木屑，至于基层老百姓，只能在野地就地解放，或者使用公用的茅房。

如果是游牧民族，根本就缺少定点如厕的习惯，放牧到何处，何处就是厕所，对于汉人而言，习惯固定一处大小号，反而被游牧民族认为很不卫生。

1885年，伦敦发生大恶臭事件，累积数百年工厂、民间、动物的排泄物和尸体，一下子在泰晤士河上总体爆发，恶臭久久无法散去，这时候，英国人总算明白，家中装置抽水马桶，只能解决表面文明，真正内在的文明，必须在都市中密集开发下水道，制造分流系统，才能避免河川污染，英国人的文明进程，从外到里，比中国快了100多年。

今天，中国90%的河川，成为人和动物粪便，以及工厂污水汇流处，而地表上的厕所，甚至还在缺少门的状态，原因居然是解放后，许多老百姓喜欢在公厕墙上，书写反动标语，痛骂政府，所以地方党官，一气之下，就把门给拆了。

可见，中国解放，是失去厕所门，没有个人隐私的解放，但是，解手倒是有的，北京流传一个关于解手的故事；听说：蒙古帝国大元，被朱元璋打败了，北京大都一夕间展开大逃亡，贵族、王公、巨富，官员纷纷北上，回到草原，临走，还不忘在紫禁城放把火，一时之间，整个大都，十室九空，老朱皇帝一进城，没看到老百姓欢迎王师，才知道人走光了，于是下令从山西弄一些人来，结果，大明军队用绳子，把一村一村的人捆绑，押送进京，沿途要大小号时候，押送官兵就大喊一声“解手”啊，把移民的绳子解开，让移民可以短暂自由放风。

各位看官须知：旧中国社会，很少人志愿离乡，除非赶考或进京当官，或者是走南闯北的商人，农人就算遇到天灾饥荒，也是饿死当地居多，所谓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所以，要人离乡背井，只有一招，把被迫离乡的村民，绑着进京城，北京老一辈的乡音，以山西腔居多，就是这个原因，解手这话，也意思着：上卫生间或上一号，因为移民走到某处，总要休息放风，行动完全居于被迫，解手还要集体行动，过程被官兵严厉看管着，想自由解放，更是难上青天，人一但失去隐私，其实是人性中最大的耻辱，以至于中国人，在上厕所这方面的养成教育，显得很不文明，甚至成为欧美先进国家取笑的对象。

话说1972年2月，尼克森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安排到八达岭长城一游，一堆老外来到长城下，突然有几位夫人，想要上厕所，当时公园里只有一间卫生间，而且还用大锁锁上了，外交部长下令管理厕所的党国干部开门，但是管理厕所的党官，坚持不开，还说，只有上级命令才可以开，搞到这位外交部长很难堪，因为大家都急了，部长只好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又打给卫生部，卫生部再打给北京市府，仍然问不出卫生间的主管，到底是谁？卫生间，在中国居然如此贵重，可见解放很困难。

二十年后的开放政策，国内厕所仍未改善，早期，到中国旅游台湾客，导游一定会交待旅客，请你带住伞，可以备用，记忆最深刻的，绝不是中国风景美丽，而是厕所没门，苍蝇乱飞。

这个故事，或许给了习大王某种刺激，心想：一个国家在伟大之前，厕所一定要先伟大，所以，习大王在2015年发布厕所革命政策指导，尤其在偏远乡村，砸下5,000亿人民币，盖了5万间厕所，2017年12月，再度加码，还要盖6万间厕所，许多省市党官，听到习大王对发展厕所有兴趣，更是加码以赴，贵州盖出80万人民币一间的公厕，里面备有卡拉OK和烤箱、冰箱，青海输人不输阵，最昂贵的公厕一间270万人民币，终于出炉，内装金碧辉煌，还有电动按摩椅，实在很难想象，剪彩当天，还真的有旅客慕名而来，赞叹有加。

但是，厕所越盖越多，数量已经超过1933年，国民政府蒋介石，在中国所搞的新生活运动，呼吁中国人不要随地大小便，但是，新生活运动没搞成功，中国人尚未改造，反而让蒋介石丢掉政权，时间匆匆，过了80年，中国大妈土豪们，坏习惯还是没改，持续在国内外制造便溺事件，2年前，东京原宿的明治神宫，进口处的鸟居大柱子下面，管理员发现一坨大便，从监视器画面发现；是一位中国大妈遗留，柱子上还书写日本鬼子等辱语，警视厅企图在海关拦截凶手，可惜凶手已经出境。

台湾也发现多起大妈当街便溺事件，居然在人声鼎沸的高雄六合夜市和垦丁大街上，但是，最离谱还是香港事件，某个五星级饭店泳池，发现有中国客可以一边游泳，一边大便，震惊世界，尤其是香港迪士尼开幕那几周，人潮汹涌，穿着开裆裤的中国小孩，当街随处大小便，管理员阻挡，还爆发冲突，行径更是怵目惊心。

这几年，中国夹着经济实力，到处采购，尤其是中国人又爱又恨的日本，成为旅行首选国家，日本人希望中国人爆买日货，却又害怕老中随地大便，破坏环境，甚至把旅馆马桶也抱回家，香港和台湾业者，面对中国客，也有相同的爱恨夹杂恐惧症，但是，中国客乱大便，这绝非单纯的尿急事件而已，这里面有某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表现在对土地的不敬，当一个人从小被洗脑痛恨某个国家，却又无法真的动手实施，这种压抑的潜意识，很容易变成利用大便攻击的行为，这种只图一时爽快的解放，其实是心理不健康的行为。

可见洗脑是很可怕的，全世界已经很难找到中国和北朝鲜，这种奉行洗脑的国家了，把痛恨日本，痛恨西方国家，甚至痛恨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权，列入洗脑教条，透过国民对外仇视，既可以巩固自己的政权，还可以泼粪泄恨，破坏土地，这才是真正目的。

罗伯卡普兰在《欧洲暗影》一书中，形容二战后到1990年，东欧共产国家罗马尼亚，崩解前的独裁者西奥赛古，他说：“罗马尼亚在独裁政权下，结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编织的国民记忆，是充满迷思，谎言和自我欺骗”，这句话，也可以形容老毛所建立的新中国，同样是谎言和自我欺骗。

德国作家雷克，曾经到中国北大，学习汉语，后来雷克在中国徒步旅行，还书写《徒步中国》一书，雷克说：有一天，他在北大和中国学生谈天，谈起1958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死亡3,000万人，更糟的是；当时老毛定下的路条制度，使饥饿者无法离家求生，所以死在自己的家乡居多，曾在人民日报任职的老记者杨继绳，把这段故事记录下来，书名《墓碑》，一出版就被列为禁书，可见，中国是不允许真话的国度。

雷克问北大学生；对于大饥荒的看法，多数同学回应，很一致的说：“大多数农民在解放那几年，太高兴共产党来了，也因为太高兴，而忘了收割”，雷克一听，几乎昏倒，雷克说：这样的理由太没公信力了，继续讨论下去，有些同学就翻脸了，还说：不要侮辱毛主席，我们教科书就是这样写的。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双重洗脑下，人民普遍会出现反智和反科学现象，就好像希特勒曾经说过的经典名言：“透过巧妙和持久的宣传，天堂可以变成地狱，人民生活在痛苦中，也会把它视为快乐的天堂”，天底下的独裁者，都喜欢控制媒体，用洗脑这一套，来统治人民，既可以隐藏真相，又可以麻痹心智，驱使人民为独裁专政效劳，甚至成为非理性的爱国者。

中国共产党创立人陈独秀，发现老毛在延安，为了搞革命，积存金钱，甚至不惜指导农民，在土地上种植鸦片，毒害自己人，陈独秀因此退出共产党，陈独秀曾经说过：“所谓爱国主义是鼓励人民站起来，保护自己的国家，而不是鼓励人民站起来，去欺负别人的国家”，而现在，中国人在自己土地上，无法解放，却被洗脑，对外输出社会主义，去帮助别人国家的解放，真的有够离谱。

今年2月初，越南撤销实行数十年，过去向中国共产党学来的户籍政策，越南报纸上用斗大的头题书写着：“越南农民真正解放了”，去年冬天，被北京暴力驱赶回乡，再度绑回柱子上的低端中国农民工，看到这则新闻，不知道如何感想？

1949年，老毛用解放，欺骗6亿中国人，也欺骗不少左倾的文人，这一年，写《骆驼祥子》的老舍，在美国收到周恩来一封信，信中写道：“国家解放，请回国，共商国是”，多么感动啊，老舍回来了，还当上文联副主席，如同独裁者史达林对待高尔基那样。1966年，文革来了，被解放欺骗的老舍，终于知道中国并没解放，一气之下，跑到太平湖跳湖自杀了。

而写《围城》的钱钟书，知道解放是假的，人却已经陷入城里了，文革时下放到57干校，钱钟书一改过去在民国时代的自由傲气，夹起尾巴做人，低头为老毛这位独裁者，编译《毛语录英文版》，才能活到改革开放。钱钟书自己说：“我享受了几十年沉默的自由”，这是文人的悲哀。

罗马帝国晚期的哲学家马库斯西赛洛在《论解放》一书中说：“真正的解放，其实是政治的解放，如果没有政治解放，其他都是假的”，真正的政治解放，必须教导人民：放下仇恨和歧视，如果只是盖一堆五星厕所，这个国家还是无法解放的，这种无法解放的仇恨心理情绪，压抑在人民心中，一但有机会出国，当然只能表现在别人的土地上，泼粪和洒尿了。

2018年2月17日，习大王在中南海新春团拜中说：“共产党要回到革命政党角色，持续革命”，一改过去老江所说：老共是永久执政党，原来，折腾了70年，中国人并未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