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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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天则经济研究所，每年举办一次“新年期许”论坛。这是让大家在新的一年有点盼头的活动，我一直很重视。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个“前事”和“后事”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概念，而是说从以往的历史经验，讨论如何办后事。

今年盛洪所长签发的请柬，有句话特别有意思：“最好的期许就是提出能够达致良好愿望的制度改革方案。”这是很正面的，我知道盛洪先生作为新儒家，对于朝廷仍抱有匡正的心态；历史上的儒家，自古及今都有这种心态，要匡正朝政的得失。但还能不能做到？我觉得也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了，大家可能都会感觉到这种无力感。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前两天我去听了台湾新儒家杨儒宾先生的一场讲座，跟他也有一些交流，发现自由主义和新儒家也有很多的共识。当然，我还是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

前事不忘：大清后事有安排

去年“新年期许”论坛上，我谈到大清朝给自己准备了后事，它临终前建立了各省的议会﹙咨议局﹚，颁布了地方自治章程，当革命发生的时候，没有造成太大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种族仇杀。辛亥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次“光荣革命”，没有太多的流血和暴力，就完成了政权的和平交接。这种情况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执政党绝不相信自己会死亡，决不安排后事；而且从反面汲取教训，坚决不搞宪政。

执政党领导人中，想象过后事的不多。毛泽东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他认为阶级消灭之后，政党和国家机器也会逐步衰亡。胡锦涛则曾含蓄地警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性格决定命运，继任领导人则一定会坚决捍卫中共的执政地位，并为此抗争到底。

刚才盛洪提到，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想到的是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对改革的反思和预期，我觉得应该有一些阶段性的表述。

“改良与革命”这个话题我们讨论了很多年，中外历史上有过多次的改革。吴思还在主编《炎黄春秋》时，我就写过一篇关于历史上改革周期的文章。纵观中外改革史，多数改革都不太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如果改革在启动后的五至十年间不能取得势头，就不大可能继续，从来没有过延续四十年还永远在路上的“改革”。我特别剖析了两个失败的标本：俄国的斯托雷平改革和中国的晚清新政，指出：执政者凭借“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目标都是避免革命。如果利益圈子太小或无法平衡各方利益，其后果往往是人亡政息，甚至犯下“颠覆性错误”，革命仍将不期而至。

古老智慧：莫到琼楼最上层

最近重读《周易》，推演“乾卦”，卦爻升至九五、九六﹙上九﹚的时候，我有些感触：一条龙自下而上，一步步上升到了“九五之尊”的位置，还要不要继续往上走？现在看恐怕还要往上走，一直走到上九—“亢龙有悔”。

〈系辞上〉说：“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卦爻不当位，方有此卦象，其解读为：“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太满了就不可能永远地保持下去，物壮则老，物极必反，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孔子对“亢龙有悔”还有个解释：“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这个表述也很生动到位。

当局者迷，究竟有没有感觉到“悔”，我们不知道。红卫兵一代经常讲“青春无悔”，从不反思人生失误。自信再三，乃至于四，不接受历史教训，权力超过能力，恐怕要出大乱子。

卦辞上还有一句：“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周文王认为“见群龙无首，吉”，一群龙看不出谁是首领，才是吉象；一旦成为群龙之首，恐怕所有的责任都要一人承担，这也就是到了“上九”这一步的困境所在。所以袁世凯称帝前，次子袁克文曾以诗进谏：“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历史进程走到这一步，也需要再三思考。上述所言算不上期许，只不过是一个警示：不要走过了，过犹不及。

历史教训：刚性体制易脆断

就民间社会而言，除了对新年的期许以外，还应该有对未来的中长期展望，这是我接下来要讲的。

目前好像没有什么乐观的选择，被迫在腐败和专制之间二选一，这非常让人纠结。要么忍受江时代沿袭下来的腐败，要么接受现在的这一套，不许有其他选项。但这可能是一条不归路，权力越抓越紧，方可维持现状；一旦放松，就可能崩盘。

两年前网络上流传一篇题为〈警察国家必死于脆断〉的网文，以突尼斯和埃及为例，总结“茉莉花革命”的教训，结论是：“再大的超级国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维稳的道路，哪怕持续的时间再漫长，也必然以脆断为结束，脆断之后的结局也必然更加混乱。”

过于刚性的事物容易崩裂，这正是《周易》给予的启示。我现在比较注意的，是权力架构会不会发生脆断，一旦发生“颠覆性错误”，全社会可能都会出问题。现在常常讲“命运共同体”，一辆公交车被劫持以后，全体乘客的生命都被绑架了。这种状态下如何自救、如何摆脱困境？

看去年底的局面，“新权威主义”出师不利，驱赶“低端人口”、拆除建筑物牌匾和供暖“煤改气”，这“三板斧”砍下来，不仅遭受了挫败，还大规模制造了潜在的敌人。每个“低端人口”也都有“中国梦”，他们的梦被打破了。大规模地拆牌匾以保卫“天际线”，但是每个大厦牌匾后面，可能都有一个或者几个利益集团。全社会各个阶层都得罪了，出现脆断局面的风险就会加大。

社会自救：地方自治是出路

这种状况到底还会延续多久？何清涟女士最近出版了一本新著——《中国：溃而不崩》，认为大约可以维持二十至三十年。我跟她有一些个人交流，就问从何时算起。她说从二〇〇三年开始。我算了一下，是二〇二三年或者二〇三三年，这是她作为经济学家推算出的一个边界，与我六年前的预测十分接近。当然历史也有很多的偶然性，不一定全按经济学规律运行。未来如果出现任何的变局，社会如何来自救？我觉得后事的安排，可能仍是最紧要的。

两千年来中国一直是大政府、小社会，改革开放初期曾一度提倡小政府、大社会，如今政府凭借经济起飞重新强大起来，成为巨无霸，把社会挤压到几乎没有空间了。这种情况其实很危险，“党领导一切”，社会化的人群不允许有社会组织，不许有NGO，甚至打压NGO。本来NGO可能是一个可以补台的架构，现在被打压得空间非常之小，甚至被视为“敌对势力”代理人、“颜色革命”温床。一个没有社会自治组织的专制社会，未来的风险相当大。

去年在这个论坛上我曾提出：如果一个巨大的架构突然崩溃，未来这个社会怎么办，我们会不会重新陷入丛林法则，重陷以暴易暴的历史循环怪圈？

何清涟女士在新书末尾，分析了去年流亡富豪郭文贵在中文互联网上发动的“郭氏推特革命”，认为对未来中国具有隐喻意义：一旦政治高压瓦解，这类“革命”就将成为现实，其主导力量必定是底层社会成员，并且极可能会重复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革命或中共红色革命的模式。它的身上带着毛式共产革命的深深胎记，与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没有什么关系。我与何女士观点相同，且一致认为地方自治才是摆脱未来危机的出路。

结语

参加了这么多场“新年期许”，今天在座的，有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宗教学方面的专家。我希望大家认真地思考一下后事怎么办。“集权后搞民主”的幻想基本上可以抛弃了。病人很自信，你说人家有病，人家不承认；你再说人家有病，人家就要打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先考虑将来社会如何自救。

我对未来是相对地悲观，提不出什么更好的建议。先抛个砖把问题引出来，敬请各位指教，谢谢！

《明报月刊》二〇一八年三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