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老院到凯撒 习近平的真正盘算

FRANKSTON

无妄斋





习近平锐意于2018年国家机构权力洗牌前修宪，坊间眼光都聚焦于取消正副国家主席任期，实践党、政、军无限期“三位一体”，传媒更形容此举是为“称帝”铺路，引起中国自由派学者及海外异见人士强烈反弹。

是今次他大费周章，与其说着力巩固个人权位，更关键的是藉宪法赋予共产党执掌政权的法理基础，完成“党主立宪”步骤。

三位一体揽大权

习近平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党）与中央军委主席（军）职务，本来没有任期限制；国家主席自《八二宪法》出炉以来，成为象征虚位，对内根据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决定颁布主席令，对外则代表国家进行国事活动，并不享有实际行政权力。

但习巧妙地将后者化虚为实。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提出“简政放权”，精简国务院部门架构及重整职能，但早于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习包揽多个“领导小组”“委员会”负责人身份干预经济、金融及外交事务。表面是由政治局体制演进成“小组治国”实现习的施政目标，代价却是架空国务院原有职权，身为政府首脑的总理无疑遭削权，从统筹决策沦为遵命执行的角色。

筹谋已久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入宪，也大有可能是习以反贪腐为名安插拱卫党权的厂卫，藉此肃清党政高层异己。

有亲中媒体形容修宪是罗马从元老院革新为凯撒模式，以集权有利施政为习说项。可惜仅止于对领袖掌权的理解，未能得窥全貌。

政治改革停滞

不过，探讨修宪建议真正目的之前，必须略谈邓小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领导层逐渐“拨乱反正”，核心包括1982年通过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重要更改如下：

一、邓主张“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恢复由毛泽东提倡并于1975年四届人大废除的正副国家主席。

二、删除宪法正文内“中国共产党”相关修款，仅保留不具法律效力的《序言》部份描述中共之段落。

1980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他认定中国改革不能仅涉及经济，而要兼及政治体制，故此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主动提出政改，“政治上，充份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然而直至1986年他决定翌年中共十三大上退休为止，权力从无真正下放，亦没法开拓民主之路，于是他对党内重提政改旧调。

不幸在该年末，合肥开放人大选举掀起群众对民主化的热切诉求，爆发“八六学潮”，并以中共确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路线、胡耀邦遭党内整肃下台作结。

事后，邓在中共会议上谈及政改之余，添加两项要点：“政治稳定”、“安定团结”－原则坚定，政策连贯，但策略更趋保守，时维1987年。1978年魏京生于西单民主墙奋笔疾书的“第五个现代化”，自此中绝。

1989年六四惨案，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毋庸赘述。

宪政民主幻灭

回溯过去，中国政治改革了无希望可言。祸根始于八九民运以前，新威权主义由极权到宪政民主之间的阶段过渡，逐渐演变为大政典范。

严格而言，发展至今天的“习核心”，思想上是将毛邓合一。毛泽东把脱离帝制的变革异化作新权威，政权由手段转换成目的，以阶级斗争为轴，保住中央政权成了终极目标；邓小平就将经济发展放在核心，视促进经济增长为政权目的，只要目的正当，得到民众广泛认可，政权遂获得有效性与合法性，奠定“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方针。

中央决策层任期制、弱两院制、各式选举，局部参照民主政体；准接班人制度、中央集权、最高领导不受弹劾质询，则属传统权威。所以会出现缓慢的“有限政治多元化、非意识形态化、有限政治动员”形态，渐进而纵向横向地分权，逐步实践宪政民主－本应如是。

现实却是：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已达至局部开放、保守改革的上限；再经习近平一番操弄，既保留对国民态度、价值观和信仰的意识形态控制，就连经济自由化的金身也愈趋破裂，终于踏上更专制、更独裁的回头路。修宪内容屡次插入“改革”字眼，正是通过大手术重订党政框架，标榜历来中共在新威权主义底下政体无需西方民主洗礼已可“自我完善”，甚至比民主制度更加优越。

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理论化，意味1982年修宪“党政分离”的意图彻底失败，反而尝试令宪法成为中共执政的基石，一如政治理论家Juan J. Linz定义合法性（Legitimacy）所言：“尽管现行政制存在些许缺点和失败，然而仍优于其他可能建立的制度，故此应当得到民众服从”（Linz 1988:65）。

奠定政权合法性

习近平将冠名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入宪法《序言》，除了塑造与毛、邓比肩的历史地位外，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社会学者赵鼎新于《合法性的政治》（2017）把政权的合法性划分为三个“理想维度”：意识形态、绩效、程序。

他引用Max Weber的魅力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概念，指出此类政治领袖正确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化身，因而国民对其政治认知与行为模式具备一定宗教感。建构成功的魅力合法性必须符合两项条件：

一、大多数民众强烈认同领袖倡导的意识形态。

二、该领袖拥有“特殊履历”－必须身处当时被广泛认可的“伟大时代”；经舆论渲染后可被神化为“伟大时代缔造者”。

习苦心经营“思想”不仅是个人崇拜，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全中国人远大的强国梦，培养民族情绪。政治宣传铺天盖地，甚至连全国广播央视春晚也不忘屡提“习思想”。

绩效合法化，就是国家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物的能力，不限于带来实利、领土扩展等物质层面，亦包括建立道德表率。习之所以提出“一带一路”、亚投行等跨国计划，国内大兴土木建设推动经济，对外在南海造岛驻军，积极与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反贪腐，到成立国监委，皆属塑造政绩争取民心之举。

若然国家的合法性再得到民众广为认可的政治程序加持，“程序公正”自然会替代“实质公正”，成为获取合法统治地位的手段。一切合法合宪，既是习近平近乎信仰的执着，修宪事实上确立中共不可动摇的地位；由党内讨论后尚要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订定修宪草案，再呈送全国人大审议通过，运用假选举的议会制造合法假象，不禁想起一段历史：

1800年，法国的拿破仑遭到保皇党及雅各宾派的行刺，乘机进一步集权。先是“参考”罗马帝国模式，1802年以99.76%压倒性同意票公投通过修改宪法规定，成为终身首席执政官；1804年再下一城，以99.93%公投票成为“法兰西人的皇帝”，法国由共和复辟成帝国。分别在于，这是货真价实的民主公投罢了。

篇幅所限，未及分析往后的布局及影响。然而下月两会完结，中国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势必因习近平大权在握后更多大胆甚至鲁莽的举动，风起云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