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爱朋友之刘少奇（上）

海针

毛爱朋友之刘少奇（上）
海 针
　　前面两篇分别介绍了毛泽东极度自私，一切只为自己，连最亲的人也毫无爱意。本篇通过他对待朋友的角度让国人了解他祸国殃民的具体事实。
　　要说毛与刘少奇（以下简称刘）是朋友，许多毛粉们咋听会坚决反对，并不认可毛刘是朋友。就连刘的夫人王光美，也曾为当时中央定的刘少奇追悼会悼词中有“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一句而拒绝出席追悼会，甚至坚持了一个多月，直至中共中央只好让步删掉该句她才出面参加。但我这里可不是无中生有，刘这个朋友绝对是毛金口御封的，而且是朋友之首，不信者且请看下文有专门说明。
　　不过两人虽同在一个党内，且是老家相距不远的老乡，但在毛取得党的领导权力即红军到延安之前，两人确实没多少交集，并没什么交往和友情。而且刘是留学苏联的留学生，回国即得到党的重用，在前段比毛的地位还要高，那时自然用不着去拍毛的马屁来讨其欢心。
　　记得文革中大批特批刘少奇，说他领导的安源大罢工，实际是毛组织和领导的，当然工人运动的革命成就本该完全归功于毛，是刘剽窃了毛的伟大功绩，因此中央全会定下的刘的三大罪状之一的就是“大工贼”（另两大罪状是大叛徒和大内奸）。
　　但毛掌控的喉舌尽管说毛去过安源，甚至有四次之多（还有七赴安源之说）。但是到那里后具体为革命为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做了哪些工作，却语焉不详，全是无法对证过程甚虚的东东。比如毛办过夜校日校什么的，却没有任何记载，也不知道哪位是其学生。按说若是真有此事，这些学生该是有着多么高的荣誉啊，他们在毛时代在文革中那可就牛×了。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除江青自称是毛的学生外，还没人声称是毛的学生。甚至找不到安源当地的任何一个与毛有过接触的人名，全是无法去考证查询能具体些的“丰功伟绩”。
　　而刘则确确实实是在安源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与当地的工人有过实实在在的接触，当然有具体人名和交流的详细过程。甚至他的儿子，后来当上了上将军的刘源就是在安源当地出生的，可见安源大罢工究竟是谁的功劳和光辉业绩自不需多辩多言。
　　可毛那年头，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为坐实“大工贼”的罪名，树立毛才是工人运动的伟大领袖，喉舌们日夜加班绞尽脑汁胡编，可问题是所编之词绝对不能带出有可能被否认露馅的证据，比如真实人名或有记载可查证的事例，这可就让一帮御用文人即白纸黑字的写手们犯了难。因此这就引出而今来说的一个大笑料——
　　主子有难受困，自然奴才顶上。何况那时凡是有点能耐的即你比别人强一点出了头冒了尖的，全都是要被批斗整治的对象，还不赶紧表现无限忠于就有无妄之灾。当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的学生刘春华，油画画得不错，脑瓜也非常灵活。为了突出表现自己步步紧跟坚决革命，突然想到何不采用油画这种方式来表现毛领导的安源罢工？反正全部都是自己凭空想象创作的，达到了支持安源罢工是毛领导的这个说法，却又不是用能够对质验证的语言。哈哈，这下就没了把柄，自然没法去查证了吧。
　　经过一番呕心沥血，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终于出笼，这下配合的喉舌们就有得鼓吹的了，一时间谀词如潮。我记得当时的人民日报专为此画的宣传，第一天打头就整整用了八个版面，首版整板自然是该彩色画像（当时的报纸彩色印刷还极少），后面七版也全是宣传吹捧此画的文章。用了许多溢美之词，自然是革命得不能再革命，捍卫得不能再捍卫咯。
　　别说光线色彩、眼睛脸庞这种绘画的重点元素，就连天上的云朵，毛的头发丝，还有拿的雨伞，穿的布鞋等等，包括哪只脚在前，哪只脚在后，抬高多少公分，什么角度，那可都大有讲究，无一不包含着伟大的革命意义。——可以理解，否则要吹出七个版面的文字文章来，拿什么拼凑？
　　各种宣传机器开足马力24小时不间断地这么宣传鼓捣此画，闹腾足足有一个多月，当时舆论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出的灿烂艺术之花”，光此画就印制了9亿多张，超出了当时的国人总数。正因为官家为此画花费巨大代价做了这么广泛深入的广告，当时的全国人民自然是无人不知，谁人不晓。因此该画作在中国的知名度极高，以至于改革开放后拍卖，创出了一个惊人的价格，我记得高达650万之巨，是否后来还有更高的出价我就没关注了。
　　同时因为摸罗拐到位，舔菊有功，刘春华立即由一位大学生飞升为北京市委常委，中共中央委员。不过尽管该画作的创作点子，执笔都是他自己，可惜的是那年头，决不允许突出个人（当然除了毛），加上为了显示革命群众的拥戴等政治宣传的需要。故该画发表时只能署名为“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刘春华等执笔”，就因为这个署名，后面又加演了一幕狗血闹剧。
　　看到没有？是“集体创作”，“等执笔”。那么当时为此画提过一点意见建议的，还有打打下手帮过忙出过力的，包括食堂的、打扫卫生的等等事后都钻出来了。你卖了这么多钱，当年没有我们你弄得出吗？比如你不吃饭行不行？而且、况且、且且，我们都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同志加战友，阶级友爱比海深……分些钱行不行？
　　有报道说是这帮人甚至还告到法院，必须分钱！最后究竟怎么收场的我没那么些闲心。但我觉得，你刘春华的画得了这么多钱，也该想想：虽然这幅画是你的功劳，可当年这些革命群众不支持你反而操蛋，比如把你双手反绑吊挂起来“坐喷气式”（那时他们可是绝对有这权利的），你画得出吗？本身这画就是舔菊巨作，闹得越大越令人恶心。而对于那帮人，我也想说的是：若不是刘春华想出一个“好”点子，那年头你们这些人别说工作可能都没了，甚至要被打倒批斗赶到农村。因为这幅画，你们跟着胡混平安度过那个高度风险时期，大家都还是知足长乐吧。
　　话说回来，毛、刘直到延安，在整风运动中才真正有了交集，此时毛已经大权在握，刘的看家本领终于有了施展表现的舞台和空间。
　　好几位老革命回忆录里都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当时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为紧张关键的时刻，延安却十分悠哉清闲，时不时在大操场请戏班来演戏。这一晚看《西游记》，毛与一帮小兄弟坐在后面指指点点谈笑风生，已经失势的张国焘正在他们前排。毛故意找茬道：“你们看，那猪八戒活像张国焘”。激得张跳起来扭头就骂：“你混账！”
　　不待毛自己回嘴，高挑个儿的刘抢先也跳起来指着张骂：“你才混账”。
　　按说在场的都是党内高官，虽然张自己的第四方面军已经被毛用计基本害光了，可以说已是龙困浅滩虎落平阳。但至少当时其职务还是红军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何况其资历贡献都比毛还要高得多。张是中共一大正式代表，也是一大的召集人和组织者，一大决议中张也是党的前三位最高领导人之一。而一大时毛不过是临时叫来帮忙做会议记录的“书记”，是没有发言权以及选举被选举权的。所以真要论起党的创始人，张显然比毛要真格权威得多。
　　这事就像办公室里的同事之间闹起矛盾，其他人尽管心里可能偏向某一方，但也绝不好当面直接帮一方对付另一方。何况，刚刚这件事，明明是毛故意没事找事故意挑衅造成事端，无理的是毛。其他人怎好不顾公平道义和熟人情分反骂被欺负的一方呢？
——这一段因为是好几个人的回忆，细节上各有出入。比如演出的究竟是《西游记》还是《三打白骨精》；座位是否并排还是前后；毛说张究竟是“活像猪八戒”还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回骂究竟是“混账”“无耻”还是其他。但肯定是毛故意挑衅张，刘抢先回击张这一基本事实是有的，拜托不要以细节不同来抠我的字眼。
　　就凭这件事，已可充分说明，刘是决心把自己的地位摆放在毛的奴才位置上，以毛为主子，而没有什么道德正义以及是非观念的约束尊尚，同样也毫不顾忌自己的人格尊严，只为获取毛的青睐。
　　正因为刘的这些表现和原因，毛不止一次对别人说：“经过延安整风，我结识了几个亲密的朋友。有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高岗、陆定一、彭真，还有周扬”。刘少奇赫然排在第一位，请看没错吧？刘确实是毛自己亲封的“亲密的朋友”之首。
　　从此，刘发挥他的特长到淋漓尽致。下面摘录抄刘亚洲：《“二把手”刘少奇》一文：
　　一九四五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七大”，刘少奇在会上热辣辣地夸奖毛泽东。他做了几次报告，次次都是嘴巴上盛开喇叭花。有一次报告，他总共一百零五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
　　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毛泽东被他表扬了绝不下一百次，如果加上“毛泽东思想”就更不计其数了。他几次脱离报告，去解释那个刚被分娩出来的字眼。每到这时，他的声音都会提高八度。念稿时他还稍有结巴，这时却流利如水。他一次一次地用手噼开胸前的空气，他特别激动。当他最后一次作解释，说出了那句在以后被千万次重复的名言时，他的声音嘶哑了：“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用他的思想把我们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掌声雷动，几乎要掀翻杨家岭大礼堂的天灵盖。——摘录完
　　毛想把自己树为神，自然需要大搞个人崇拜，不仅当场带头热烈鼓掌大声叫好，还同时给溜须拍马的刘予以丰厚的回报，以激励更多的奴才归顺投靠。因此立即把刘提拔到党内二把手，并多次宣称刘是自己的接班人。为了让大家跟刘少奇有样学样，甚至放风党内外：“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而在此之前，党的高级领导人，各个都是有学识有能力，全靠自身本领和贡献才博得相应的职位，每个人都保持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应有的颜面。现在刘靠拍马功一下就升上了天，给党内带来了极坏的风气，严重拉低了人们的道德良心观。这就像车祸现场，面对倾翻的财富的吸引，开始人们只是逐渐靠拢，但此时还受法律道德面子的约束，保持有正常人应有的矜持自制。但只要有一人动手哄抢（获得好处），就会拉低了每个人的心理底线。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大家都会立即参与大抢起来。
　　因此说：拍马屁以获取利益这一种手段，是道德沦丧、良心丢失、人格尽弃的正式开始。现在刘的所作所为正是以无耻手段抛弃了他自己的脸面获取了高位，降低了大家的人格尊严底线。从此延安阿谀献媚成风，连康生争抢了半天，才夺得一个负责保证每天让“伟大领袖为了革命必须吃一只鸡”的差事。而揭露延安高层腐败的王实味却被毛下令用刀砍死扔进井里，还专门写了篇《反对自由主义》，除了强调全党全军必须保密不许随便乱说外，还特别说明自己享受高级待遇是“革命工作需要”。
　　不过要提前说明，对于毛这样自私的人，大权他可是打算掌至“万岁”的，就算自己实在不行了，大宝也不可能给予外人。别说那时他的儿子还正常，就是没了亲儿子，老婆、侄儿也总比其他人强。所谓“接班人”这顶帽子，一直不过是毛用来吸引他人为己卖命的一份令人垂涎欲滴的画饼。
　　这之后，刘就深得毛的信任。那些见不得人必须贴心保密的事，自然委派刘亲自去干。
　　此时毛在延安，虽然已经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蒋介石（以下简称蒋）也按时发来军饷军备。可像毛这样只替自己着想哪管国家人民的人，自然担心蒋一旦缓过劲来，肯定要再次打自己。尤其是自己还打算夺取天下，可实力远狲于蒋，这可如何是好？
　　而这之前，蒋虽然是名义上的中国元首，但实际当时的中国大部分地区都不听从于中央政府号令，各地都是军阀统治，自行其是。比如东北是张作霖的地盘，华北是直系说了算，山西则是阎锡山做主，山东韩复渠当政，西北有马步芳、新疆盛世才为王，广西及周边是李宗仁主政等。中国这盘散沙，蒋是利用鬼子入侵的巨大外部压力下逐渐聚拢起来的。九一八那时，别说张学良后来主动说明不抵抗是他自己下的令，就算蒋真要东北军坚决开战抗日，他们会理睬听命吗？我相信根据蒋的性格和为人，他是十分乐意下达这种命令的，否则也不会事后让张的东北军去围剿延安，以至酿成西安事变最终丢了江山。
　　因此当时中国的国力和军力都很差，根本无法与日本马上展开全面对抗。蒋利用1933年5月31日签订的《塘沽协定》，暂时让日本停止继续入侵中国，加紧国家建设尤其是军事力量的壮大。
　　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1934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这也是促成张学良事变后醒悟的原因之一）。
　　大家该记得，七七事变后，蒋为了能阻止日本鬼子的迅速进攻，不得已扒开黄河，这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仅仅只为了延缓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让中国和人民承受了黄河洪水的巨大代价。可想而知，当时中日若能晚些开战，哪怕能推迟一天，对中国和中华民族都是极其珍贵和迫切需要的。
　　可毛从他的个人利益出发，对中国人民有利的，在当时就是对蒋有利，那当然就是对自己不利。正像他自己亲口说的：“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呵呵，看到没？既然对他自己不利，那还管他什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算“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哪怕中国灭亡，中华民族不复存在有什么关系？只要对我个人有利，只要蒋灭不了我那就大值特值了，绝对好得很！
　　因此，我们每次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卢沟桥七七事变，正是毛亲自策划导演，下令让刘具体实施挑斗起来的，即通过刘指挥北方局绑架日本兵，故意破坏《塘沽协定》停战条款，逼迫中日立即开战。——该段史实详细经过和证明材料篇幅很长，网上也有很多，我就不引用了。有兴趣或有疑问的，都请自己去搜吧。比如朱仕强的《刘少奇下令张克侠发动七七事变》。
　　毛为己的此举，却给中国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牺牲，甚至差点让中华民族在地球上灭亡。我们事后知道，若不是美国最终参战，中国实际已经没有抵抗日军的能力，全国基本都已经被日寇占领，正面交锋的抵抗战役由开初一年内有十几次到后来即在鬼子投降前一年已经一次也做不到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被美国等盟军打得吃不消，只得抽调中国战场上的主力，比如最有名的关东军，95%的兵力都调到了太平洋战场。说明当时在中国，中国抗战的力量对日军的压力已经很小可忽略不计。至后期美军攻占日本本土后，日本军部甚至还计划将首都和政府部门迁移到中国来，只因美军的迅速推进以及两颗原子弹的巨大威力，让日本人没有来得及实施迁都，进一步证明中国国内当时几乎已经没有了抵抗日军的能力。
　　中国确实为抗日战争作出了极大的付出和牺牲，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实事求是地说，由于中国当时的一盘散沙似的内乱和内耗，还根本就不足以抵抗日本帝国的侵略，甚至可以不客气地直说，就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打死中国人的数目，还远大于中国人打死日本人的数目，使得中华民族无心也无力对付外族进犯。因此中国所谓取得了抗战胜利，只是美军攻占了东京后，日本天皇通令全军投降，其他国家顺带捡获的胜利。当然也就是：若没有美国，中国早就是日本国的了，中华民族已不复存在。
　　毛绝对是为自己从来不顾一切的，可刘难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明知道这时大敌当前国难当头，还干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出卖祖宗的缺德事，铁定会留下千古骂名，他却还要听命执行。可见刘是把自己摆放在毛的奴才地位，根本没有其他良知底线（当然“他已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生命代价”）。
　　毛刘阴谋挑起的事变，对急于找借口尽快进攻并占领中国的日军来说，无疑帮了一个天大的忙，有了向中国内地大举进攻的口实。中日在华北全面开战，日军大举进攻后，蒋介石只得仓促全力抵抗，就此毛泽东等总算放心了。毛公开表示：“蒋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向日本那边去了”，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也得意洋洋地说：“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蒋介石已无力危害我们”。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早已准备好的延安新华日报和广播电台大喊大唱：“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实行全民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这种提前做好准备立即抓住时机唯恐中日打不起来的鼓噪造势，反而进一步证明，七七事变正是毛事先精心设计早有预谋的，甚至现已有资料具体到是毛刘与前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共同勾结策划并操纵的。
　　之后，刘一直作为毛的助手，除了时时刻刻大吹特捧毛之外，仅在1948年替毛承担了土改暴行的责任，其他没什么其他值得特别说明的地方，自然与毛相安无事协作共欢。
　　土改的问题具体是1948年以前，为配合国内内战的需要，对东北和北方的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也就是把地主的粮食夺来作军粮，房屋财产充公，土地分给农民。但当时的土地粮食并非全在地主手里，富农、中农手中也有不少。为了让这些人把粮食和土地交出来，同时让大多数农民拥护并支持自己，毛下令对所有有富裕户都进行残酷斗争和掠夺，残害并杀人无数，造成社会影响极坏，甚至遭到了许多民主人士的反对和抗议（那时还是有不少敢于说话的），若再这样下去就会失去民心，影响到夺取国家政权。
　　为此毛知道党内外反对土改暴行的呼声很高，为了保持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转嫁激愤怒火的矛头，他装作这些事他并不知情，推出刘作替罪羊。1948年3月6日写信要求刘少奇“请你们加以检讨。”刘接信后，开始还想为自己辩护，回复“我要负责的，但不是说，各处“左”的偏向错误就是我的主张。”可后来他想起了自己的角色地位，只好大包大揽：土改的责任，“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直到毛主席系统地提出批评并规定了纠正办法，才得到纠正。”
　　如此表态，自然得到了毛的首肯。因此双方互相配合对外表演，彼此相安无事。直至毛建政后的50年代初期，又出现了一件事，才让毛对刘极度不满，甚至扬言要把刘“挪挪位子”。
　　这是因为援朝战争，让中国各方面都付出极大代价，许多领域和地区出现经济困难。加上毛大力扶持国企，压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和生存，以致出现国内经济停滞甚至倒退。而毛平时并不参与经济方面具体工作，刘与周恩来为了鼓励和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搞了个新税制，也就是让民企享受同国企一样的纳税比例待遇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所谓新税制政策。
　　这本是公平合理的税法，利于刺激和鼓励全民共同努力生产创造更多的财富。但对于毛这样一心为己的人来说，他当政的国企自然也就是他私人的毛企，既然是自己的就要比别人的享有更多的优惠好处那才合他的意。加上刘周商定该税法没有事先请示他，这对他就是大忌。他最怕他的手下联合起来，那就有可能力量超过他，以致可以推翻他。为了敲打惩戒刘周，同时鼓动下属彼此竞争排挤，只允许对他效忠。毛阴谋用一个人替换刘，同时大幅削弱周权利的法子。
　　这个人就是后面的高饶反党集团的头子高岗。高岗这人工作起来极有干劲，当时他在东北，从土改到支援林彪的地方工作以及为了保证志愿军的后勤物资，可以连续多天不休息连轴转。据说他到协作单位对方若是不答应他的工作安排，他就可能立即拔出手枪顶着对方的脑袋要其必须照办。因此很有一股魄力和虎气，但同时也说明了此人头脑比较简单。
　　毛就看中了他这种一根筋，不会质疑自己命令的动机，即所谓“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那就省得自己还要费心编造为党为国的借口，何况他的好些目的实在无法掩饰是为自己。因此若是对高岗调教得好，能对自己无限忠于，今后好些私心私欲的事（比如弄掉刘削弱周）就没必要再费劲遮遮掩掩，直接交给他去做好了。而且万一出了岔子，也由他去出面顶着（比如刘于土改），毛从井冈山打AB团开始，就一直惯用这招，整人害人的事总是下令要别人出面去做，人情是自己来收。于是把高叫到自己书房，谈了许多“私房话”，秘密交代了自己的打算，同时公开委以重任，让高担任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当时毛为高定制的“计委”，比国务院（当时叫政务院）的权利还要大得多，国务院负责的大部分工作尤其是国内的所有事物全部归于计委即由高来领导，周恩来负责的只剩下外交和对外贸易两项。甚至毛也多次就外交的事情征求高岗的意见，并交由高去处理，比如同金日成会谈、关于参加世界经济互助会问题的请示报告等。
　　高这个人虽然工作干劲很大，敢打敢拼，但处理问题方式简单粗暴，极易得罪人。加上私生活不严谨，让人抓的把柄很多。更严重的是他头脑不够发达，政治手段欠缺，为了完成毛交代的任务需要其他领导人配合时，他甚至把毛对他讲的那些“私房话”也四处宣扬。这样一来，毛让高承担整人责任等不想公开的如意算盘打不下去了，高这个人自然就没有了利用价值。
　　刘周不敢对毛怎么样，但对付高却丝毫不用顾忌，一通全力反击后。毛虽然知道高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秉承自己的旨意去做的，但这时只得为了自己而丢车保帅。因此立刻就把高定性为高饶反党集团的头子并打倒惩治。为此高岗仅仅昙花一现迅速完蛋，最终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如此刘的位置得到了保留，他依然完全依照本性，对毛发动的所有运动和路线都是积极响应坚决支持，因此彼此和平共处相安共欢。直到1956年，这时国内国际的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国内毛已经当了好几年的国家元首和最高领袖，在多次运动和“镇反”的清洗打压下，通过批斗关押和屠杀，已经没有敢于不顺从他的人，树立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国际上斯大林已死，毛也认为世界共运的领袖该非己莫属了。而毛一直有一个野心和梦想：此生要统治世界，先夺得共运领袖，并且为此不顾一切不惜任何代价。
——请先暂缓抨击。关于这一野心，十几二十年前我就曾在理想论坛（并非如今的股票论坛）与自称“毛娃”（音同字不同）的一帮毛粉进行过争论，毛确实从未直接表露过争霸主宰世界的野心。按他们的说法，你没有直接根据就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因为这是他心底最见不得人的阴谋，是他一生无数次作恶的罪恶之源，比如各种接连不断的运动，大肆出卖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讨好他国，甚至饿死几千万人民的巨罪。他怎么敢直接说出来告诉世人？
　　他不仅不会主动展示，还要故意隐瞒和防止国人知晓，为此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反右、关闭大学等，为掩人耳目甚至还信誓旦旦大肆宣扬“不称霸”。因此他的打算连刘少奇也不知道，否则就不会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了。但是你看完本系列就会肯定，这是饿死数千万国人的原始动机，同时是当年中国缺吃少穿困苦贫穷、各种革命内斗运动整人、自己吃不饱还要大肆援助他国粮食和物资、出卖国家领土和利益、世界革命社会动荡等他所作的各种人为灾难和破坏的根本原因，所以他绝对不能让人知晓其目的。但总不至于没说过的就肯定没想过没做过，因此请各位看完《毛爱》系列，是也不是，究竟谁是小人和君子，那时你再下你的结论。
　　从这时开始，毛急迫开始具体实施其野心，因为再不抓紧今生就享受不到主宰统治世界的威风快意了。但首先既然是野心，当然不能为人知晓，否则就搞不成。上一篇提到的北大清华那么多高学识的名宿大家，包括民主人士中许多知名人物，个个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毛稍加盘算后得出结论：只要自己一有所动作，立刻就会被他们发现并披露出来。
　　为了堵住他们的嘴消除这个隐患，毛不惜毁弃党和国家的当然也包括自己的信誉也要“引蛇出洞”（而且在此之前，毛就不顾北大教授的哭求，强行下令关闭了一些直接针对自己野心的政治专业），因此才有56、57年以党的名义大力鼓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大鸣大放运动。故意号召甚至强迫大家提意见建议，然后把这些敢于发言那么今后就更可能会揭露出自己野心的人统统打成右派，残酷迫害，让他们从此不能出声，甚至生存都没有保障。
　　因此毛一生忌恨知识分子，声称“知识越多越反动”，除了自认为的在北大有过受辱经历外，最大的原因就是生怕自己的野心和阴谋会给知识分子识破，担心自己精心编造的那些纯粹扯淡的歪理邪说被有学识懂道理的人用真正的理论来戳穿。
　　看到这里，想必各位看官已经清楚了我在首篇提出的两个问题：文革中为什么要停办全中国的所有大学？为什么后来仅恢复了理工大学但还是要严格政审且不以成绩甚至零分都可以成为大学生？停办当然是因为他的害怕。仅恢复理工科是因为他需要有人为他做事情但却绝不能让人通过文科学到用来对付他的知识，且忠于自己才是第一位的。至于国家需要科技来发展，人民需要学识来生活，社会需要知识来进步，这对他来说不仅没必要，甚至是对己的威胁，因此当然要动用权力来禁止。
　　也就仅仅为了这一个可怕的“阳谋”，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直接和间接的巨大损失，中国多少有才华的人才从此无法为国为民发挥自己的才干。同时造成全体国人虚伪成性，几代人不敢说真话，更不敢说出心里话。甚至表现到：全都知道这是假话，可说者不脸红，听者无所谓。中华民族继续这样下去，何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各位同龄人请扪心自问：是也不是？你敢说真话吗？平时尤其是他在的那个年代，你说的是心里话吗？包括现在要批判我的人，你真是发自内心确实不认同我的说法和事实，还是为了像刘少奇那样，以讨好权势来换取好处？
　　捂住国内的嘴后，按毛设计的程序安排已到57年年底，该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典礼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他的如意算盘是：要当世界领袖，第一步就要争得国际共运集团头头。他早已决定要竭尽全力利用这个时机让自己成为世界共运的领袖，而最大的阻力和对手不用说是苏联以及俄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为了干掉排在自己前面的人，不顾国际共运的顺利发展和最终奋斗目标，不惜一切也要挑动两国两党的矛盾和斗争。
　　在当时，世界共运发展风头正劲，因此在莫斯科的这个代表会议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共产党人的一个最隆重的盛会。大会的目的本来是号召各国共产党团结奋斗，共同迎接美好未来。但毛带着为争雄而挑起事端的目的来参与，因此首先就命令自己的厨师把苏联人送的鱼故意扔到大街上，“只能给我做活鱼吃，如果他们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可当时都已经11月底，莫斯科早就是冰天雪地，鱼一出水就冻硬了，人家自古以来认为这就是鲜鱼，他们自己吃的也都是这样的。何况就算你真不喜欢那就放一边好了，你这客人公开把主人送的东西甚至都扔到大街上去了，不是故意找茬还能是什么？这个让毛粉们津津乐道所谓敢于反对大国霸权的此举，若不是为了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这也反过来证实了，若不是为了与苏联争夺共运领袖，一个正常人怎么会这样干？就像前面整治张国焘那样，毛若打算对付谁，是会主动挑衅的。自此，毛对苏联领导人就毫不客气，处处摆出自己才是老大的派头。赫鲁晓夫来访，有意不去迎接，反而通知人家到游泳池来看自己没穿衣服的样子，完全没有国家间礼宾礼节应有的礼貌。
　　同时在此次各国大会上，大肆鼓吹唯有自己才具有能力和本钱与资产阶级的集团斗，不惜以全体中国人民的生命为代价。他在此次全球64国共产党峰会上发表演说称：“我们不应当害怕战争。我们不应当害怕原子弹和导弹。无论什么样的战争爆发，常规战或核大战，我们将赢得胜利。对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那又怎么啦？战争就是战争。” ……“我们现在有六亿人，即使我们损失其中的三亿又怎么样？” ……“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 。为此，甚至在会上故意主动提议要苏联以中国为核大战的战场。
　　请听听，多么振聋发聩的声音，处处显露着新的共运领袖的伟大气魄。谁还能有这么大的资本？谁才有资格担任共运首领？但结果是波共总书记Gomuka对毛泽东的发言极为反感，当场就说毛发疯了。捷共总书记Novotny也说“毛泽东说他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那我们呢？我们捷克一共只有1200万人，我们将在核战后死得一个不剩，将不会有任何活人留下来传种接代。”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我们，可别光感到真牛气提精神，要你家人死一半，你愿意承受吗？为了他当领袖的这种安排你甘心服从吗？
　　既然已经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领袖气概和打算，毛回国后自然要拿出成就事实来证明自己确实大有资格和资本。因此急忙忙来个“大跃进”，他搞“大跃进”可不是为了国家，若是为了中国，肯定要适当，为什么早不搞晚不搞，现在从苏联回来就必须搞，还一搞就急不可耐？还这么全面大规模？
　　而且“大跃进”最重要的事是大搞“人民公社”，这是因为要想在世界共运中争得头头，不搞马列定义的农业集体化显然不合格。这之前他还没大力实施是因为农民出生的他加上过去一直同农民打交道，早就知道这么干肯定会造成大饥荒。何况之前苏联斯大林一宣布搞集体农庄，地广人稀的俄国，立即从粮食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还常常没面包。同样已经搞过的波兰、乌格兰也一样原因立即大量饿死人。
　　毛就算自己没想到，也是十分清楚他即将要搞的公社是要害死大量国人的，他甚至还在大跃进一开头，毛就为自己即将采取的行动告诫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大谈饿死是“白喜事”： “是喜事，确实是喜事”。甚至还故意放风死人的意义，1958年12月9日，毛在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因此可以肯定，这是自私的他认为，牺牲国人是为了他当上世界领袖中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就是他已经完全知道饿死大量百姓的情况，还要坚持继续的原因。
　　但既然自己已经公开要竞争共运老大，那就不仅必须搞，而且还要让他们以为：自己搞得比他们更好更正宗。具体怎么表现呢？正按他自己说的“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这就是他争夺世界领袖的硬指标，既可以拿出手送人讨好，又可以大肆发展武装进行威慑。
　　所以他一直掌控的人民日报这时就纷纷“亩产万斤”“放卫星”，毫无疑问就是他本人的需要。若不是他在推波助澜怎么可能？凭他的精明，这种假像明显的东西岂能躲过他的法眼？他不过是想告诉那帮共运小兄弟，我搞的公社比苏联的农庄好得多，只要拜我为大哥，大家都有的是不用花钱的饭吃。同时又可以在国内按各地虚报的数目征收粮食，充实自己争夺世界领袖所需的粮仓。
　　比如河南省长吴芝圃在党八大二次会议上当场揭发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右倾保守，毛立即带头为他鼓掌。因此河南首先放出亩产数千斤的“卫星”，毛就要求按这虚报的数来征收，造成河南是大饥荒中的重灾区，信阳更是重灾之重，饿死人无数，惨不能睹，形成历史上有名的“信阳事件”。
　　而四川饿死人更多，超过一千万。因为当时的省委书记李井泉亲眼目睹只要多报上缴粮食就可获得毛的青睐嘉奖，为讨其欢心故意克扣四川百姓，甚至突然宣布四川粮票作废，使得许多饥民从牙缝中省下用来救助孩子和老人的那一点点定量粮食也被抢夺去了，他用四川人民的鲜血和生命来染红自己的顶戴。
　　同样工业方面，毛授意人民日报，为了实现在去年535万吨钢的基础上翻番，落实当年生产1070万吨钢的突击任务，号召“土洋结合，大建高炉，多出钢铁”。大队人马开进深山老林，砍伐林木，家家户户，砸锅献铁。但到这年年底，冶金部终于说了几句老实话：土法炼钢成本每吨250～300元，而生铁调拨价格全国平均只要150元，土铁产量估计至少一千万吨，总计亏损15亿元左右，而且全国的树木森林也经历了空前一劫。
　　他甚至在《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他当然知道别说三年，三万年也不可能实现，但他要的是这种宣传鼓动，以便展示给世界共运国家，他做的比苏联做的先进多了，还是赶紧支持拥护我吧。只可怜国人被绑架在他妄图统治世界的战车上，充当了毫无价值的牺牲品。
　　毛为了这顶共运领袖帽子，可不光是国内这么点虚的，因为玩虚的人家外国不真支持那可不妙？为此他叫我国和人民为这帮小兄弟付出了巨大代价：朝鲜不光要钱要物还要建世界最深的平壤地铁，毛甚至 “大手一挥”将长白山和天池的一多半为献媚金日成做了生日贺礼；越南更是巨大的沉重负担；就连古巴也让中国尽其全部外汇640万美元，毛对格瓦拉一句讨好“这钱不要你们还”，就成了无偿援助；而阿尔巴尼亚则更是不仅军事装备多得没地堆放，全国工人不用做工，农民不用种田，只需列张清单就来找中国要，甚至还必须由中国负责送到他们指定港口。实际就是，当时只要你说自己姓社，那就来中国吧，要什么都会满足，毛甚至还会加倍以示好。由此可见中国和中国人民只是他主宰世界之路的垫脚石。
　　与此同时，毛还提了个口号叫“超英赶美”，当然这只是那时还没有与苏联闹翻，加上不敢过于暴露自己的野心。他的实际目的不消说是超苏超美，那样他才有资本成为世界领袖呀。因此，他一方面要求加速即“大跃进”，另一方面不惜造假搞蒙骗比如“亩产万斤”、大食堂等。
　　但可惜的是，这种拔苗助长式的“大跃进”，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也违背了人的本性，是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的。比如人民公社，我当过几年知青，对其非常了解。即把各农户家的田土收归公社成为集体所有制，然后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生产劳动和成果分配。
　　也就是平日大家集体上工干农活挣工分，收成后把交给国家的公粮交完，剩下的粮食再按工分进行分配。由于劳动生产的付出与最终成果的分配不能直接挂钩，首先国家拿走了一大部分，工分分配又根本不能体现出力多寡，因此农民干脆就不愿卖力，造成集体化一实施，立即就收成锐减。
　　说得具体点就是大家都在集体的土地上干活，工分的区别仅仅在于男、女以及老人的不同。因此同样工分的人，干活时出力多与出力少毫无差别，即你锄两下和他锄一下的今后分配完全一样，你多费心的和他随便糊弄的在收入上别无二致。这种集体所有制下，谁愿多付出呢？何况当年那肚子里根本没油水，多费劲饿得更快。因此即便开始有受宣传洗脑表示要如何如何的人，实际拼命干不到几天就和大伙一样杵着锄头站在那去聊天了。
　　可能有人会反驳我说，当年那工人也一样是公有制，为什么没问题呢？我也同样当过工人，要说你问的有一定道理。这是因为任何一位再能干的工人，恐怕都不可能把全厂所有的工序的工种学到每一项都是最精，只能在某一两项上做到顶尖，其他工序就另有他人拔尖更强，所以完成一个产品对工人来说就必须多人才能完成，一个人不可能从头到尾做到底。这就限定了每一位工人只能在自己的工种范围内学习提高技术和操作水平，在一个小范围内自然就较容易区别出该工种每个工人的具体的生产能力，从而为每个人定级定薪奠定了条件。
　　但农民可不同，可以说每个农民基本都可以完成庄稼从播种到收割的全部工序。这就造成有可能你在插秧上技术较强，但他在挑粪这种体力活上超过你，因此定待遇（定工分）时就无法说清孰少孰多，只能按性别作个大区分，无法细化。这就造成农民中间虽然私下还是承认谁谁能干，但公开要评定待遇时绝不会认可自己比别人差，形成分配时不可能根据贡献拉开档次，也无法按能力大小区别对待，即最终只能干多干少一个样。
　　工人就不存在该问题，谁谁技术强，当场就可考核比拼，那时的七、八级工，个个都真有一套绝活，他做出的质量其他人就做不出，或者他生产的数量别人难达到，因此他的工资高别人也无话可说，使得工人学习技术提高技能的积极性比农民高得多。同样工资高的若是能力和贡献不够也很容易被发现和区分，那肯定是会招人议论的。这就较容易鼓励工人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和多做贡献创造财富，从而获取更多的劳动报酬，因此工人的收入与其对社会的贡献容易进行比较并接近公平公正一些。
　　再一个是农业生产受其他因素影响极大，比如土地肥沃贫瘠、水源多寡、气候好坏等许多条件，很可能某地或某个不太出力的人收获比非常努力的还要多，因此农业无法标准化生产，也就很难划定具体待遇。而工人在厂房里面工作，设备也是一样，生产过程彼此没什么不同的影响因素，较易区分个人贡献和能力，也就可以通过薪资的不同来调动工人劳动的积极性。不过还是要强调说明的是，尽管工人农民有这些不同，但工人在公有制环境下的贡献，还是无法与私有的相比。因为私人老板更讲效益也希望能把公司传到自己的下一代，而国企老总则未必作如是想。
　　由此，毛一强行公社化，当年农业生产就立即大滑坡。这种劳动不与收获挂钩的体制，说句不中听但却很真切的实话：农民甚至连已经成熟的农作物都不愿出力去收获，烂在地里就让它烂去吧，反正费劲巴力地收回来也吃不到自己肚子里。有人找原因说是因为大炼钢铁造成劳动力缺乏致粮食减产，呵呵，那可不是主要原因，否则后面没有炼钢了包括南方没有炼过钢的为啥也一样没什么收成呢？
　　要我说：骗人只能一时，什么这个主义那个社会的，行不行好不好时间长了谁都不傻，就连小动物你糊弄几次它就不理你了。比如首篇《引子》里提到的那个毛的接见，别说那些接见代表，就连毛手下的那些军人，你不是真的接见，他就连车也不擦，衣也不换了。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真心为民，人民就掏心窝子拥戴你，为国为家拼命干。若用虚假的言词来哄骗，人家在权势面前虽不敢表露，但也同样用虚假的行动来回应，最终还是整个社会吃亏受损。
　　下面摘录裴毅然《四千万饿殍——大跃进“学费”析因》一文的几小段以印证：
　　一向惜财的农民因共产失去利益驱动，“船漂出去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60%。”农业副总理邓子恢向周恩来汇报：“出现比较普遍的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大批出卖牲畜、宰杀猪羊，有了钱不买生产资料。”“懒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众在呼喊：‘天天困在田里，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们解开吧！’”合作化还搞“劫富济贫”，富队非要搭配穷队合并，富队不愿意，上面就是不让。极其碎屑的农活一经“统筹”，根本无法全面兼顾。农民原本自行安排自动实现效率最大化，现在却要等着干部派活，几个干部的脑袋哪里抵得上每家每户“开动机器”？
　　乡谚：“秋天分配来了平均主义，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干部们没有主意，老汉们听了唉声叹气；青年人是大不满意，懒汉们是欢天喜地。”社员年终实际所得越来越少，1958～60年有的队人均年收入从37元降至10元、5元，劳动日值仅5分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农民反映，社队规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田种好种坏，反正摊到我头上只几粒谷，怕懒得（湘方言，怕什么）’”。
　　合作化挫伤了生产积极性最大的富裕中农。薄一波承认：“据1957年估算，全国富裕中农人数在1亿以上。这些人劳动致富的积极性受限制和挫伤，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一亿富裕中农乃中国农村精英，最主要的生产主力军，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自然连带一并摧毁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基础。依照薄一波提供的数据：
　　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8227万头，比1957年的14590万头减少56%；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这些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摘录结束
　　因此58～62年间出现大饥荒，不是因为毛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更不是真的与“资本主义尾巴”过不去。他怕的是共运小兄弟不认同拥护他，更为了抢夺共运领袖而“反苏”，故意编造苏联“修正”了马列，也就是为了其不是正宗的马列而增加口实。因此毛为了突出自己搞的集体体制更全面彻底，也就是自己更加符合马列，当然是为了更有资格成共运领袖。强行搞公社大食堂，不许个人家庭开伙，不许有自留地，不许家庭饲养家禽牲畜等私有经济，从而造成农民既没自产的食物来源，而公有的粮食谁也不会为别人去细水长流，因此全国农村很快就陷入灭顶之灾。
　　若他不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妄想，干嘛非要搞什么公社化和大食堂呀？难道真是粮食多的吃不完，一定要请人来浪费消耗？农民自家养几只鸡，门前种点小菜碍着谁了？为什么不顾农民的愤恨咒骂强行不许？发现后还要把人往死里整？但毛为了共运领袖这顶朝思暮想的帽子，故意编造谎言掩盖自己的上述目的，坚持强调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1960年发布一系列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将办好大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用阶级斗争的名目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
　　本来人民养活自己并不难，除非大面积的严重天灾，正常情况下只要允许人们自由种植一点农作物，根本就不会饿死人。而根据中国气象资料记载，58～62年全国气象综合来说是正常偏好，根本就不是什么“大自然灾害”。曾有人回忆，当年他们大队饿死了许多人，但他妈妈在他们家与隔壁邻居的墙之间，就这么仅仅1尺宽几米长的墙缝里，悄悄地种上了几株扁豆。因害怕被别人发现，故意堆放一些农具杂物在通道口上。果然大队来人几次查看各家各户留没留“资本主义尾巴”，都没有找到。就靠这几株扁豆，他家就没有一人饿死。要是那时毛不是为了在其他姓社的小兄弟面前显示自己的集体制搞得更彻底，更符合马列定义，比苏修当然更正宗更原旨，自己更应该为共运领袖，他干嘛限制不许农民种自留地？若不是强令农民只能吃大食堂不让其为自己生产一点，何至于让这么多无辜百姓饥饿惨死啊。
　　可能会有人反问，人家朝鲜金家也没打算当共运或世界领袖，不一样也搞农业集体制么？没错，作为独裁者，其所作所为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因此必须强行控制人们的思想，最好的手段是控制大家的生存，逼迫人民乖乖就范。即你和你家人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听命服从于我，否则就叫你们没有活路，而控制食物来源是最直接最方便的了。可假如允许农民自由种植和收获，显然他们就不用求他或感恩于他。而独裁者的目的又直接损害人民的利益，自然受到人民的强烈反对，所以独裁统治者无一不首先控制人民的生存来迫使人们只得顺从。
　　作为过来人，各位想一想是不是如此。毛时代的中国，你想通过劳动自食其力？别说你打算自己开荒种地了，首先那地就是他的。就算你去捡破烂甚至掏粪，没人给你开介绍信，你捡来的物资和大粪就没人敢收。而介绍信这种东西，自然是他的人牢牢控制的，就算有人同情你，同情者自己的饭碗也不保。所以那时下乡当知青似乎还挺热烈积极，别胡扯什么青春不悔，更不是相信他的教导响应号召，实际那时凡是能钻到空子能不下乡就可工作的，谁还去农村。但是因为他掌控着就业机会，你不去就不可能当上工人找到工作，永无劳动收入。甚至有的城市还采取注销城市户口，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的方式逼知青下乡。谁敢不去？谁又能不去？而且唯恐去晚了工作机会被别人抢了先。
　　与此同时，毛要当世界主宰，没有最高级大规模的杀人武器当然不行，所以不顾国家和人民的承受能力也要搞核武，这就是“脱裤子当当，也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的最根本原因了。这就像一个家庭，孩子饿得要死，家长为争雄还要把钱拿去买武器是一个样，这种“家长”还是人不是？
　　看到这里，可知首篇《引子》里提出的那么多问题该有了答案。明知道要给中国和人民带来巨灾为什么还要搞？在给人民和国家已经带来了严重损失为什么还要坚持继续？如此，就为了毛的野心，中国人民很快就进入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多少人浮肿，多少人营养不良，甚至付出了饥饿惨死几千万人生命的巨大代价。
　　不用说，当时全国人民怨声载道，党内党外对毛产生极大抵触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毛按其一贯的手段，为了减轻和转移矛头，同时也是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有心退居二线，让刘担任国家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显然这是毛因当时局势主动让的，绝不是刘自己抢来的逼迫的，结果打倒刘时却成了他的另一大罪状——大野心家。
　　严格地说，刘当了国家元首当然高兴得意，但他绝没有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取代毛或干掉毛，而是继续完成毛交代下来的各项任务，依然奉毛为君，根本谈不上什么“野心”。因为若是他真想翻天，这时肯定要抓军权。但刘不顾自己亲口说过“彭总实际上是一个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党性极强的人”，反而从庐山会议上附和着毛，硬是把彭总说成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党分子，直至自己被打倒，刘与军队将领关系密切的也只有粟裕上将，那还是在刘负责江南新四军的领导工作时与粟裕建立的工作关系，当然也都是湖南老乡只是比较熟悉一些而已。甚至刘为了讨好毛，前面在庐山会议上，故意捧毛的臭脚，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避而不谈彭德怀提出的意见本身正确与否，却扯起以往工作中的小矛盾、小恩怨，故意挑剔彭德怀：“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毛当即插话：交不亲的朋友）”。后面再在他有权势和影响力的七千人大会上还故意当着毛的面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可见刘根本就没有打算拉拢军队。
　　顺带说一下刘的朋友粟裕将军，他实际也是毛看中并提拔上来的老乡，是因为从井冈山开始就一直跟随毛，但因为人太老实而没什么大的建树。直到内战进入一边倒的中部和南部战争，毛为己考虑，打算找个人取代陈毅来指挥第三野战军，这才想起了他。
　　为什么要取代陈毅？这是因为陈毅元帅一直打心眼里瞧不起毛。首先陈是留法留学生，早期在党内地位甚至高过毛，井冈山毛靠边站，陈毅就是党安排全面接权替代的人，毛的军权即前敌委书记就被迫交给了陈，甚至毛还被陈毅直接给了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赶出井冈山，差点长征还不让毛跟着走，因此毛一直记恨着他。
　　另外陈有典型的文人相轻那种自视甚高的毛病，我们当年在文革中小伙伴聊天就互相传说，陈公开声称“中央领导人中我的花星最高”，“花星”即四川人说的发际线，越高谓之聪明，他这意思就是他比毛、林还强。就连周恩来写的诗请他帮忙修改，他竟然回复“你这根本不是诗，没法改”。
　　他同样像文人那样遇事无大气，不敢出头却喜欢推波助澜，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比如所谓“二月逆流”，他很起劲却绝不领头，而是故意点名说毛对不起与会的这个那个，有心拉别人起来反毛（但陈提起的延安整风却是毛的心病，因此毛却针对他“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陈首先遭到整肃批斗）；再比如林彪垮台毛定王洪文接班，他就找到周恩来说“接班人应该是你嘛”。
　　甚至文革初鼓动红卫兵演讲：“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
　　反过来又依文人习性他也拍马屁去讨好，比如当毛把他搞下去后，在天安门上他见到毛，立即故意做作地挺直身体立正敬礼：“主席：老兵陈毅向您报到”。包括上面的“脱裤子当当”还有“林彪同志是我党第二位天才”等等发言就是明显的揣摩圣意当这些人面来摸捧臭脚。
　　因为这些对毛不利的原因，毛要用信得过的人取代陈。因而把陈调到中原野战军担任副司令员去管后勤，腾出位置让粟裕来指挥三野作战。这是毛的一贯做法，直升机提拔某人，让其因为感恩而对自己无限忠于，就像刘、王洪文等一样。粟虽然取得了许多大战的胜利，但我认为这个时候的胜利，与国军丧失了士气有很大关系，并不是粟有特别过人之处（他后来的的所作所为也同样表明其能力实际有限），即与毛对其的信任有着直接关系。也正因为这些因素，评定元帅时，虽然开始已经把陈毅列为候选，但毛仍想用粟取代陈，因此放风陈毅负责外交工作属于文职，要把元帅位置留给粟。
　　平心而论，中国外长，不扯为军队元帅肯定对国家形象有利，否则给世界的印象感觉是这个国家的对外交涉尤其是有中方参与的纠纷不是靠和平谈判文明理论，靠的是军队枪杆武力威胁。有这么个大原由，实际也是毛就想用粟替换陈，因此可以下定论：当时粟裕若是不去折腾，他这个元帅已经瓮中捉鳖十拿九稳。
　　可不用说粟还是希望能当上元帅，因此曾专门进京活动，甚至分别请了刘少奇和朱德吃饭以说情，刘为此也当面向毛请求并在上层做了许多工作。可惜的是，他们竟然都不了解毛。说过当时只要粟裕不去找任何人就行，实在要找就直接求见毛一面，甚至只需要给毛写封信，写上永远忠于、誓死捍卫等效忠词，他这个元帅就板上钉钉还敲钉拐脚了。
　　现在他们这些争帅活动不仅无助于粟裕当元帅，反而触犯了毛的大忌。毛最怕的是什么？正是上层人物关系密切，尤其是军头，因为那样就可以合伙夺了他的权柄，至少会让他这个统帅投鼠忌器。现在粟裕请刘帮忙当帅，若是毛批准答应了，这份大人情算在谁身上？今后出现文革这种毛刘火并局面，你粟大元帅会不会站在刘那边？毛之所以想用粟替换陈，本是要让自己信得过的人来占这个极重要的位置，既然你粟已经靠不住，那就没必要费劲更换了。
　　也因此，粟不仅没争得元帅一职，而且由于毛对他的猜忌失信，很快就在军中失势，挨整、批斗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