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汶川死难学生的家长正在受到二次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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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2008年5月15日，汶川地震后第三天，在一座山附近被毁坏的旧城区废墟中，救援人员和当地居民正在寻找幸存者。（路透社）

十年前的汶川大地震中，有很多被称为“豆腐渣”的校舍倒塌，导致数千名学童丧生。维权人士谭作人自发调查遇难学生人数，并发起对豆腐渣校舍的民间问责行动。2010年，谭作人因所谓“煽颠罪”被判处五年监禁。“5·12”十周年之际，谭作人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

德国之声：汶川地震发生后，您呼吁对校舍建筑“豆腐渣”问题展开调查，建立死难学生档案。您发起的这些民间维权行动，让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五年监禁之后，您的言论和行动自由也还一直受到限制和监控。那么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谭作人：从个人角度而言，我想说的是，虽然很艰难，但我会坚持下去。我会继续坚持我的理念，即：和平、理性、合法、有序地去解决一个问题，以体现法治的力量。在法治框架下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弄成对抗性的、维稳的问题呢？弄成专政性的问题呢？这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对于这个（校舍建筑质量导致学生死亡）问题我尽可能地去政治化，但是强力机构则不同，他们更愿意把所有问题都政治化、敏感化，以便让大家噤若寒蝉，什么都不要讲。这正是问题所在，有些问题可以回避和逃避，但至少对我来讲，“5·12”这个事情，我无法回避。因为我首先要面对自己的良知和认知，此外，我还要面对死难学生家长这个特定人群，推进他们解决问题。这一点对我至关重要。所以我在选择方式方法方面，就会特别小心谨慎，对解决问题有利的，我就去做，而决不是贪图个人名利，也不是为了逼迫政府，毕竟最后还是要靠政府来解决问题。政府如果无动于衷，你无论做什么，它都会耍死皮，就像他们在大部分事情上耍死皮一样。那样你就完全没有办法了，而真正受冤枉的则是那些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特别是那些死难学生的家长现在正在受到二次伤害，这也是我之所以放不下这件事的原因。

德国之声：为什么说学生家长正在受到二次伤害呢？

谭作人：如果他们坚持诉求，他们就会成为“管控分子”。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今后都会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虽然我们坚持尽量去政治化的原则，但它毕竟关系到政治的方方面面，死难学生家长的后半生都会同这件事情联系到一起。所以我认为，应该为这件事件找到一条出路，以便让政府用最小的成本去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要解决死难学生的问题，成本是非常小的。

德国之声：过去十年来，坚持诉求、继续维权的学生家长变得越来越少了，原因是什么呢？

谭作人：人数减少是肯定的。大部分人经过体制的驯化，会觉得不应当同政府作对，也不可能斗得过政府，这种思想占主导地位。另外，政府用了很多维稳手段，加强打压，逐渐把那些坚持诉求的家长孤立了起来。我觉得这些继续坚持的家长非常了不起，因为他们并不仅仅代表自己的利益，而是代表了死难学生家长的整个群体利益，甚至是所有人的权益。这一点非常伟大，也正是坚持的意义所在。

德国之声：维权家长人数的不断减少，会不会是因为很多家长的诉求已经得到满足了呢？

谭作人：其实整个过程的不同阶段，都有家长退出。在很多情况下，家长拿到第一笔钱，比如说四万或六万，他们就要签署保证书，承诺不存在豆腐渣工程，不再追究责任者。有些人签了保证书，但还是会坚持诉求，那政府就会再次出钱试图摆平。政府总是以为这是一个可以用钱来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坚持到现在的家长，他们的诉求非常简单：前不久家长送到什邡法院的民事诉讼状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递交成功的诉讼，但是一个星期后又被退回了。这个诉状只有两个要求，第一要求建筑方和校方赔礼道歉，第二要求过错方承担诉讼费用。他们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诉求。实际上，这是一个涉及良心和感情的问题，而不是什么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

德国之声：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视察地震灾区时也曾经承诺，如果存在豆腐渣工程的问题，就一定会追究到底。到目前为止，有人因此被追究责任吗？

谭作人：就我们所知，没有人因此被追究责任。所谓的“四川帮”被查处，但这些官员被控经济问题，同“5·12”豪无关系。恰恰相反，很多地方官员因参与“抗震救灾”“灾后重建”还受到了提拔重用。这些官员在四川官场上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德国之声：在外界看来，追查“豆腐渣工程”责任阻力如此之大，是很难理解的。毕竟周永康、李春诚这些主政四川的高官都已经被罢黜了。您认为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谭作人：说实话，这不是一个强力部门的问题，不只是国安、国保和公安局的事情。而是政府的大政方针，涉及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所谓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为了保障所谓的“稳定”，采用了高压维稳的对策，把遇难学生的家长当成了维稳对象。然后，这种做法就一直被延续下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人犯错，没人纠错”。延续下来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产业链，养活了很多人，而不延续这种政策，这些人也就无法生存了。但是，对社会而言，对政府而言，甚至于对共产党而言，这种现状都是一个很大的负资产。我曾经对抓我的国保讲过，共产党从来不做亏本生意，但为什么为了区区十几所学校的建筑包工头，而让整个政府、整个灾后重建去背黑锅，以至于作什么都骄傲不起来。国保们也同意我的观点。中国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每个人实际都清楚什么是对的，但做的却是相反的事情。所以我觉得，“5·12”集中了我们体制、机制、社会、法治和政治诸多关系的博弈、对抗和矛盾。解决好“5·12”问题，有很好的象征意义。我们能不能学着用协商和妥协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去比谁的拳头大，这没有意义。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到，遇难学生问题不解决，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四川地方官员提出了将“5·12”定为“感恩日”的建议。您以及您接触到灾民怎么看这个建议？

谭作人：我是做策划出身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低级的策划，甚至是在故意黑政府。本来每年都可以低调轻松地度过这个纪念日，今年却偏偏挑起这个话题，反向而行，引起网络上争论一片。因为这些官员不用承担责任，所以他们可以大胆地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