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缴小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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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陇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中国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整个中国向着共产主义社会狂飙猛进，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各级政府挖掘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促进整个社会的飞跃，在这些“新生事物”中，以人民公社生活集体化和家务劳动社会化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公共食堂成为当局积极肯定、宣传和广泛推广的重点“事物”。1958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掀起了兴办“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高潮，虽然在1958年末，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逐渐显露无遗，引起了部分民众的反感和抵触，一些地方的公共食堂按群众的要求得以解散，使其处于发展的低谷。但在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运动之风骤起，公共食堂被提高到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高度而发生了“回潮”，各地解散的公共食堂纷纷得以恢复或重建。

反右倾运动，使得一批地方干部受到了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在地方干部害怕犯右倾错误的顾忌之下，他们这次重新兴办公共食堂比初次兴办食堂时更加严格执行上级的指示。为了让所有人“入伙”公共食堂，地方干部知道，仅仅靠宣传和命令是不行的，他们采取了许多强制性的手段，比如山西省天镇县的一个地方干部不但收缴社员家中的口粮，还观察谁家有炊烟升起，“看见社员家中烟囱冒烟，就一拥而入”。当然更彻底的做法是切断各家各户不入伙的来源，收缴社员家的做饭工具——锅。笔者近期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材料，地方干部采取强硬的措施强迫基层干部进行收缴小锅行动：

【不顾党的政策，不顾群众死活，非法制止小伙，造成乱收群众的小锅。固墙公社由于59年遭到严重旱灾，粮食减产，敌人掌权，乘机破坏生产，残害人命，造成群众生活水平下降，食堂停伙，疾苦蔓延，人畜大量死亡，使部分群众外流求生。身为公社党委副书记的李华运同志对此严重情况不但听到多方面的反映，而且在蔡庄管理区住着，是亲眼看到的，对群众疾苦本应千方百计采取有效措施，搞好群众生活，李不但不如此，反而积极贯彻执行以段秉坤为首的公社党委取消小伙的错误决定。于60年4月在群众生活十分紧张，社员浮肿病增多，大量死亡的严重情况下，李华运在蔡庄管理区召开（7个大队）的支书和脱产干部会议布置说：“小伙害处很大，群众×豌豆秧，扁豆秧，好菜不往食堂送，都叫小伙吃了，砍伐小树，烧房簷草，干部搞特殊，这次干部带头，一定要取消小伙，看将来那个队搞的好等”。第2天李又在电话会议上说：明天开会，看谁带头好……等。由于李华运的追逼，散会后，形成全管理区普遍收群众的小锅，部分干部为收群众的小锅，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如北陈大队梁庄生产队长苏北玉（已法办）因收小锅停止全队社员吃饭一顿，又停6户社员的伙，不交小锅不叫吃饭。据统计全管理区共收1502户，小锅1542口。召开取消小伙的支书、队长会议时，北陈大队支书张克仁手拿喜报，带领全体干部，头顶小锅，到管理区报喜，李当场连声表扬说：“这样干很好”等。从此该队轻病号转重病号6人，死亡的26人，梁庄生产队收小锅后就死7人，如贫农社员王恩三口人死绝，军属陈春焕锅被收后死去爱人，造成极坏的影响，如陈春焕说：有个小锅烧点热水也死不了人呀，真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死路一条。】

（资料来源：《中共商水县委关于李华运同志所犯错误处分决定》，1961年9月16日，5页。）

文件上说李华运同志是坚决执行了公社党委书记段秉坤的指示，那么段书记的指示又来自于哪里？是否也是上级领导的指示？这些姑且不论，单就李华运来说，他本身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前，是一位尚能体恤民众的一位公社干部，比如1959年强征粮食时，他说“把种子留足留够再卖”，比如他反对公共食堂，认为大伙吃饭时间长，耽误生产，再比如，他批评基层干部和土匪头子一样，等等。他的这些工作言行被定性为“严重右倾错误”，受到了批判。（以上内容来自《中共商水县委甄别处理领导小组对李华运同志59年所犯错误的甄别决定》）虽然李华运没有撤职，但经历过这场反右倾运动后，他由“右”转为“左”，在以后的工作中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比如这次的收缴小锅的行动，不过他在接下来的整风整社运动中再一次受到了批判，因为他太“左”了。

反右倾运动后再次兴办的公共食堂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在初次兴办食堂时期，大跃进的危害还没有完全显现，公共食堂所出现的问题是大锅饭所造成的粮食浪费、运作不成熟等无关人命的问题，而在反右倾之后，大跃进的危害已经明显地显露出来，各地缺粮，饿殍遍野，在此等情况下再兴办食堂，等于加重了灾情。如上面材料所提到的由于强迫入伙收缴小锅，造成了不少人死亡，农民陈春焕说：有个小锅烧点热水也死不了人呀……

同时，农民必须到公共食堂吃饭，也便利了基层干部控制农民，他们会以减饭、不给吃饭作为惩罚让农民听命于他们，在李华运所在的固墙公社，公社干部周性初在李吉大队蹲点工作时，就采取“发牌吃饭”的制度：

【60年3月份主观指定“劳力发牌，没牌不叫吃饭”的制度，（病号除外），进行处罚，为此，造成从59年11月到60年5月，因生活缺饭而死亡75人（病死6人不在其内）。】

（资料来源：《中共商水县委监委对周性初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1961年6月21日，2页。）

【于1960年三月份，一天上午固墙管理区召开支书和脱产干部会议，在会议上有北康大队长智继*介绍“劳力出勤”的经验，其具体办法是：劳动者发“出勤证”，打饭时凭出勤证吃饭，不劳动者没有出勤证，不打给饭，对病人老人例外等办法。当时管理区负责人没有表示肯定与否定的意见，叫大家回去考虑。周性初回到该大队后，即时召开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会议，在会议上布置说：根据外队介绍经验，咱对实行“劳力挂牌”制，劳动者发一个牌，打饭时凭牌吃饭，不劳动者没有牌，不打给饭，对病人、老人、小孩例外，当周布置后，各生产队均执行。】

（资料来源：《中共商水县委监委对周性初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1962年3月15日，手写，3页。）

固墙公社朱店村生产队长朱金有则采取了减饭制度：

【该员于60年农历2月间和伙食会计朱广明、朱登龙三人研究一种减饭制度。制度是不论老弱病残不干活的一律减一半饭。此制度第一次于60年正月朱广明提出来，经他们三人研究为实行。第二次于60年2月间朱金有提出来，他三人再次研究开始实行，减饭制度实行后，因年老有病不能干活，致死人命：其一，60年农历2月初三，贫农社员朱广文（70岁），原无病身体健康，因生活标准低，60年正月29日未干活，被减饭3天，被逼于2月初3步行平顶山找儿子，去时没带吃的东西，2月初5到平顶山，2月初6就死于平顶山，朱金有应负一定人命责任；其二，60年农历2月间，中农社员朱荀，78岁，原无病，因年纪过大，没下地看豌豆秧子，被减饭一半，2月份共减朱荀四天饭，后朱荀60年农历4月间死了，朱金有应负违法乱纪责任。】

（资料来源：《中共商水县委监委对朱金有违法乱纪错误的处分决定》，1962年1月11日，2页。）

农场公共食堂的兴办，直接导致了饥饿情况的加重，也加重了灾情，在李华运所领导下的蔡庄管理区的七个大队，仅在1959年冬到1960年夏，短短的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发生了大面积的饿死人的情况：

【1959年冬到60年夏季李华运同志在蔡庄管理区工作期间，由于工作怕艰苦，不深入和个人主义存在怕再犯右倾，因而对蔡庄管理区因生活而发生的浮肿病蔓延，先后造成死人880名，牲口235头，丧失生产原气的严重问题，虽然曾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段秉坤口头反映过几次，也采取一些措施，但由于反映的不及时，不具体，不全面，不敢向县委反映，致使人畜非正常死亡现象不能得到及时彻底的制止，因而李应负一定责任。】

而整个固墙公社则在这段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到了上千人，以下是固墙公社第二书记于湖海的处理决定中提到的：

【60年春天固墙公社生活紧张，出现了非正常死亡现象，但该员却向县委汇报说问题不大，没有啥等，并浮夸制×粉成绩很大，获取多次现场会。又如全社死亡1200人左右，该员只向县委汇报死亡150人。同时下边住在点上的书记赵文阁向他汇报说：“俺点死亡100多人”时，于不但不帮助解决或向上级反映，反而对赵威胁说：“得追查原因等”，致使各点负责人也不敢向上汇报真实情况。】

（资料来源：《中共商水县委监委对于湖海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1961年9月6日，2页。）

说明一下，承红磊老师的《“大饥荒”时期的基层干部——固墙人民公社的个案研究》一文中提到了该公社这一时期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是1554人，这个数字与上述1200人左右有所差别，有可能的情况是对于湖海处理时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统计并不全面，或者仅仅是一段时间的统计。同时，承红磊老师还提到，固墙公社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并不是商水县最多的，巴村公社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达到2707人。这种情况说明，固墙公社这种惨状最起码在这个县来说属于普遍现象。

笔者搜集到像李华运这样的固墙公社基层干部在1961年至1962年被处分的资料约几十份，大部分都是生产大队大队长、支书、生产队长等，他们在这些材料中大部分都被说成是违法乱纪分子，贪污、吊打群众、收缴口粮，完全是不顾群众生死的一群恶霸，似乎在说明一个问题，固墙公社所发生的大面积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并不是政策、路线的问题，而是基层干部作恶所造成的，这些收缴社员小锅的人到最后背上了黑锅！

说明：

1、本文所有资料来自官方的材料，材料中的数字是否真实，请自辩；

2、笔者查询到，李华运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担任了中共固墙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也就是说此次对他的处理并没有影响到他的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