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习近平重拾《共产党宣言》回眸延安整风

FRANKSTON

裴毅然





新华社4月24日报道，4月23日下午中共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带领政治局委员重温《共产党宣言》，强调《共产党宣言》乃中共党员必修课，要求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溯中共理论源头……

估计当今中共政治局（包括王沪宁），大概只知“延安整风”，不知延安整风的细节，似有必要给他们补上这一课。

延安整风何以成为“党经典”？

起于1942年4月的延安整风，包括延伸至1945年的“抢救审干”，统称“延安整风”，中共奉为圭臬，颂为党史经典，层层镀金。因为，毛泽东虽在遵义会议回到中央，但还只是参与中枢，尚未确立一把手地位，整风时期才获得“最后决定权”。

1943年3月20日，依靠“整风”，毛泽东完成实权的书记处改组，将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留苏派”排除出局，由自己与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以政治局主席兼书记处主席，同时明确刘少奇、任弼时只是助手。3月22日新书记处议决：“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1]毛泽东自授“最高决定权”。

对中共来说，整风以抗战与革命的名义公然转向集权，成为明显有违旗帜徽号的重大拐点。整风以“统一思想”收缴自由、铲灭个性，革命高于主义，功利大于原则，通俗压倒高雅、普及凌驾提高……浮露种种“大事不妙”的苗头。但整风却使毛泽东获得集权，打赢内战，对毛共“居功至伟”，故被尊奉“党经典”——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整风的政治目的

延安整风达到毛泽东的两大目标：

一、上层打掉两大反对派——觊觎大位的“教条主义”（王明、张闻天等）、党内实干派的“经验主义”（周恩来为首），使他们处于随时可批判的留用地位。周恩来从重庆赶回来参加整风，非常痛苦地写检讨式自传，集会上领呼毛崇拜口号。毛泽东要求人人都写自传，说自己也要写，但却始终未写。

二、下层（胡乔木说主要针对知识分子）则“打掉他们的自由主义、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思想，把他们改造成党的驯服工具或‘螺丝钉’。”整风后期，上层政治权争结束，运动矛头主要针对下层，“普遍整风”主要整下层知青的自由主义。[2]代表人物：“五人反党集团”（王实味、成全、潘方、宗铮、王汝琪）、萧军、罗烽、李锐、童大林……

整风名义上反对教条主义，实质以“毛泽东思想”的土教条去反对留苏生“国际派”的洋教条，从而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威。教条主义乃意识形态起家的政党先天之疾，不以教条开路，革命党人如何出门？还有什么依凭？如何迈出第一步？拿什么引导自己的行动？

整风“转向下层”后，伤及大批红青，“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的延安，揪出七千特务。推推搡搡是轻的，一周不让睡觉的车轮大战也还算文明，吐痰于脸、绳拴两指吊起来那才怀羞终身。1943年8月，“抢救”进入高潮，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说特务如麻，行政学院除一人外，教职员全是特务，学生过半也是特务；军委三局通讯学校共200余人，挖出170个“特务”；中央党校已挖出250名特务，但估计不止此数，恐怕得有350人。刘少奇分管的民委（尤其中央妇委），大部分干部被打特务，包括凯丰、邓洁之妻。10月，毛泽东在高层会议上说边区已抓特务七千，但恐怕有一万，各根据地合计有十万特务大兵。[3]任弼时也曾宣布延安有特务三千。[4]

1943年底，“特务”实在太多，各机构无法运转。电讯部门挖出千余特务，延安与各根据地的联系不通了。[5]边区四万余干部学生，肃出1.5万余特务。[6]绥德师范开了九天控诉大会，挖出230名特务（全校人数73%），都是十几岁的孩子。[7]后来还扩大到小学生，最小的据说只有六岁。[8]1944年初，绥德“坦白运动先进典型报告团”，团内一位十二三岁小女生，上台坦白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专搞引诱腐蚀干部的美人计。[9]

马列主义不香了

今天的中共政治局也许不信：整风时期，金光闪闪的马列主义都不香了，原先抢都抢不到的马列书籍竟被抛出窑洞，论斤卖了废纸。延安整风亲历者、1950年代张闻天秘书何方（1922～2017）——

整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就不香了。整风期间不只是不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去学过的，特别是搞理论工作的还纷纷检讨，似乎没学过理论的人倒还干净些，起码不用检讨……甚至有些老干部，如时任中办副主任的王首道，为了表示和教条主义决绝，竟将一些马列著作仍到了窑洞门外……原来人们感到很缺的马列著作，有些人又感到无用而多余，于是就拿到南门外新市场当废纸论斤卖了。

马列主义被说成“教条”，课程被取消，有关书籍（那时翻译出版的还真不少）也是人们避之惟恐不及，自然不会去读了。一切书本知识被挖苦得狗粪不如，似乎知道得越少越好，当然没有人再去“言必称希腊”了。至于什么是实际知识，怎样去学，恐怕提倡者自己也说不清楚。因此两三年抢救运动期间学习的，就只是那二十多篇有关文件，还有某些中央决定、临时指定的什么文章和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康生的〈抢救失足者〉、《解放日报》某篇社论等，联系实际就是思想斗争和反特抢救。[10]

《宣言》难救中共

实在不理解习近平怎么会回身乞灵《共产党宣言》？估计实在没招了——“共军没子弹了！”（红色战斗影片常用词）江胡时代要求中宣部中科院“理论创新”，为邓时代恢复私有制的改革开放寻找理论依据，既要符合马列主义，又得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奈何“社”“资”不兼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南辕北辙，一届届中宣部长、社科院长均无法完成党中央的这一重任。想来王沪宁也囿于无法“理论创新”，为接承此前的“不忘初心”，只得请习总捡拾《共产党宣言》，穿马恩古装上演当代新戏。

中南海应该很清楚当今的民心党心，深知八千余万党员不再信仰“共产”，政治局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无非要求全党（进而要求全国）重新朝拜共产主义。惟如此才能勉强对接毛时代与邓时代，才能将毛的滔天罪恶说成“不成熟的试验”、才能“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才能将邓时代说成对毛时代的修正补充、才能维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才能解释一党专政的必要性、才能……这点司马昭之心，自然路人皆知，何况接受七十年“党的教育”的全国革命人民？

不过，习总也许忘了“今夕是何年”，马克思主义已不是当年神秘彼岸的未来时，电子时代已不可能关起门来做皇帝，网封的“金盾”再厚再防火，国人还是能听到墙外的“反革命叫嚣”。要求国人再信一次共产主义，除了让中外嘲笑“黔驴技穷”，岂有它哉？！

2018-5-10  Princeton

【注释】

[1]何方：《党史笔记》，利文出版社（香港）2005年版，上册，页236。参见李东朗：〈毛泽东“最后决定权”的来龙去脉〉：载《北京日报》2007-5-28。

[2]何方：《党史笔记》，利文出版社（香港）2005年版，上册，页214、247。

[3]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香港）2007年版，上册，页115～116、121、124、126。

[4]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版，页183。

[5]《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118。

[6]胡乔木：〈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版，页280。

[7]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载《解放日报》（延安）1943-9-22。

[8]师哲：〈我所知道的康生〉，载《炎黄春秋》（北京）1992年第5期。参见杜导正、廖盖隆主编：《政坛高层动态》，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8年版，页176。

[9]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86年版，页178。

[10]何方：《党史笔记》，利文出版社（香港）2005年版，上册，页283；下册，页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