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是不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

FRANKSTON

吴祚来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致辞后返回座位，2018年5月4日（路透社）

一、习近平思想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新版本

2017年10月25日，十九大闭幕后次日，全国首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华大学随之跟进，全国更多的著名高校与研究机构跟风仿效，一是为了政治正确，二是为了获得相关的课题经费。

近期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则报导说，十家著名机构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经中共中央批准，成为正式机构。没有人知道，这是中央在满足专家学者们的需要，还是专家学者或高校与研究机构在谄媚最高当局。

体制内的大秘与高官、研究机构与学者们，合谋了这一曲大闹剧，以满足习近平的政治雄心斗志，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习帝有思想，光芒万丈高。最近中共中央批准，这些国家级智库，以研究习思想为已任，而在此之前，已有上百个国家社会科学课题以研究习近平理论、思想为主题，并得到国家与省部级课题经费。

习当政之前，许多研究机构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神圣，由此获得了其它机构无法得到的课题经费与社会地位，而现在，时风立转，大量的经费开始转移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习近平新时代思想，这在国际共运史与共产党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现象。

马克思并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学者，对一些社会现实与历史问题加以归纳分析，试图总结出人类发展的某些规律性，但他并不将自己的观点当成信仰，也即，马克思本人，不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

而那些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相信资本论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并进而认为劳动创造了一切，劳动人民神圣，而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是人剥削人压迫人造成阶级不平等之源，所以，劳动者要夺回劳动果实，要实现人间的天国：共产主义社会。而统治者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权益，所以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用暴力方式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

这一理论在恩格斯晚年，已遭到放弃，恩格斯晚年相信议会方式更能和平地争取劳动者权益，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却并不因为恩格斯的“修正”而放弃暴力方式，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信奉的是《共产党宣言》。

习近平主政的中共，今年高调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七十周年，并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习近平已被中共视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思想者，显然，他已超越了毛思想、比肩马克思，并要指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他的思想要在全世界放光芒。

二、习近平需要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为什么需要马克思？实用性的需要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不是一回事。

马克思的底层关怀，对穷苦劳动者命运的关注，这使共产党获得了多数底层百姓的拥戴追随，无数无产者参与革命就是因为这一点，当然还有远大的共产主义天国的诱惑，天国也许不能对每一个人有用，但可以使人得到正义感与灵魂慰籍。还有对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敌视，中共对西方的仇恨，甚至时不时地将镜头被拉回到1840年代鸦片战争，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它是凝聚民族爱心国家意识的强心剂。

邓小平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全民富裕，如果经济改革导致贫富悬殊巨大，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就失败了。

习近平没有公开承认改革开放失败，但将邓小平的孙女婿吴小晖抓起来，并判了十八年徒刑，因为他不法集资数以百亿财富，这是先富的极致，达到了世界奇迹的高度，这是权贵资本主义达到财阀的境界了，开始危机当政者的经济主权，涉嫌从事经济政变，所以习近平要终结权贵资本主义模式，并动用专政手法对财阀以重创。

这是原教旨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打击吗？不是，这是红色专权者对新生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清除，红色极权者的天下，容不得军阀当然也容不得财阀势力做大。

习对内高调宣誓马克思主义，是强化自己体制内的合法性，同时强调的是对底层的关怀，因为习与马克思的经历不同，马克思完全是书斋学者，根本不懂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意味，毛泽东也只是呼悠穷苦百姓造反，当政后连延安都没有回过，访贫问苦的事情似乎从来没有过，习近平因为有农村劳动的长期经历，所以底层关怀相当真切，他关于精准扶贫更多出于情感上的意愿。只是，他不懂得底层关注需要制度，而不可能用行政力量号令式完成，因为精准扶贫的行政官员，就是庞大的食利利益集团，党国的剥削者压迫者去给被剥削被压迫者扶贫，只能满足最高领导人的情怀，并一时获得表像上或数字上的政治效果，不可能根本性的解决贫困问题。

相较于邓小平，习近平又发明了新的政治逻辑：只有国家好，大家才会好。只有国家强大了，大学才会办成世界一流。

习近平在编织新的中共逻辑，邓小平的逻辑失败了，必须有新的党国逻辑来说服普众，这个逻辑别人相信不相信是一回事，他必须一遍遍地念，谎言千遍就成为真理，每一个党国的新时代，都需要新的逻辑、新的真理，要用中共的逻辑来掌控群众。

确立党国逻辑，一方面是要废止权贵资本主义，打击可能影响自己威权、极权的财阀与体制内的山头，另一方面是为个人极权切入国际影响力铺垫，毛泽东时代是通过在亚非拉输入革命，意图取代或并肩红色苏联在国际共运界的崇高地位，而习通过一带一路与中国特殊的市场资源，意欲比肩美国，让党国影响力成为国际影响力，进而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复兴中华，实为复活传统中华帝国的“天下主义”。

毛泽东是原教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他真的意图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且他已经推翻了中华民国政府），他的赶英超美，也是富国强兵，认为通过全球革命，最终要与西方资本主义决战，但习近平尽管放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隐忍国策，但对外并不以红色帝国的面目出现，对内的红色遇到国际蓝绿色，党国立即显示出灰色调或银灰色调，一时显示出暗红，一时显示出泛蓝或泛绿色。中华巨龙，在国际政治生态中，以变色龙的面目出现，幽深莫测，神龙现首不现尾，现尾不现首。

所以习式马克思主义，是政治变色龙式的一种怪物。

三、习中央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英国BBC中文发表了一篇文章《马克思是对的，他为你过做的五件事》。文章说，马克思认为孩子们应该上学，而不应该去打工；马克思认为工人要维护自己权益，工作时间应该受限制；马克思认为工作应该是幸福的，而不应该异化为不幸；马克思还深刻地意识到，国家、大资本势力与媒体的勾连，公众应该警惕。

中共在毛泽东时代制造了普遍贫困，未成年人不仅失去了上学权，连打工的机会都不可能有，只有城市工人才有工作权，而其工作权在很长时间内，由其一个子女继承，由于工作机会缺少，数以百万计的青少年只能上山下乡，中共将就业人员下放到农村，由农民们去承担。

邓小平开启的权贵资本主义，受伤害的仍然是底层民众，农民工不能得到城市里任何劳动保障，农民工子弟不仅不能在城市上学，还要忍受父母无法陪伴、无法供给上学的苦痛，这在人类和平时代是罕见的，或者不可能存在的现象，笔者参访过印度的贫民窟，基本都是整个家庭生活其中，并没有妻离子散的情形。

共产党在建政之前，制造的是阶级分裂，建政之后，继续对内迫害异已与知识精英，甚至迫害体制内权贵（文革时），结果是贫困或苦难层面上，实现了“平等”，但整个国家却无法得到温饱，连实现小康生活水准，都要成为党国的目标，直到现在还没有实现。

马克思并没有为人们做过上述的五件事情，他只是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看到了工人的困境，看到了资本借助国家力量对底层劳动者的压迫，因此提出了自己的批判与观点，甚至呼喊着要通过暴力颠覆政权的革命方式，来改变社会不公。而中共的改革开放时代，实则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本质上是完全一致，只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一个由新兴的资本主义权贵领导。其剥削与压迫性质基本一样，只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完成之后，随着财富积累、工业升级、市场开拓，工人阶级随之被改善了福利，逐步成为有产阶级，现在文明资本主义世界，无产者主要是无家速归者，而工农与蓝领阶级已成为中产阶级。中共作为统治阶级，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因为中共是纯然的食利阶级，整个党国资本主义创造的剩余价值都用于军备、维稳与党政体系的供给，它无力将剩余价值来来改善工农底层福利，所以医疗与养老保障党国无法供给。

政治层面上，中共由于党的组织性与红色暴力性，对工农劳动者的打击与剥削，更为严厉。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毕竟还有议会、工会，还有一定自由独立的媒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这些都消灭了，对内的红色恐怖，达到了封建社会高级形态。为什么说中共党国是封建社会的高级形态呢？因为它的权力来源是打天下得到，得到天下之后，没有民选机制，国家行政权力完全靠自上而下的分封制，工农还有城乡人民，被户口限制在户籍地，没有迁徙自由。只是因为对外开放，并有一定的市场经济和流动性，所以它是封建社会的高级形态，在封建社会前面，加上定语：红色，党领导下的红色封建社会高级阶段。

行文至此，对中国当代的社会现状，我们不得不得出下述结论：

对外是国家资本主义，并具帝国主义形态（有一定的扩张性），对内是红色封建王朝，并具有某种政教合一的奴役形态。

中共的党国没有完成近代化，无法进入政治现代化新时代，而其政党的性质，完全从马克思主义异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是从另一个角度在践行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已，因为中共的政治理论仍然滞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语境中：国家落后，就会挨打，所以必然富国强兵，必然与列强抗衡，而人民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如果不付出代价不仅要挨打，国家还会失败、解体，最终受害的还是全体国民，落后就要挨打，语义背后是强大了就要扩张。习当政后的基本国策开始了积极的扩张。

所以，习的马克思主义宣导，不过是为了党国体制内的合法性，对底层的关怀，也只是象征性的表现一种情怀，整个党国体制，对内不顾百姓福祉，不管贫弱保障，对外的恃强凌弱（特别是对台湾的各种恫吓），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体征。习时代的中共，形而上沦陷于马克思主义怪圈，形而下则完全沦落于社会达尔文主义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