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萨哈罗夫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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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





前言：今天，五月二十一日，是前苏联物理学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冥诞97岁纪念日。作为苏联的“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地位尊崇，应有尽有，本可平安一生，坐享荣华富贵。他为什么抛弃了这既有的舒适、尊荣和纷至沓来的名誉地位，而把自己投身于深不可测的命运黑洞和巨大风险之中，随时都有生命之虞。其实，说来也并不复杂，开启了萨哈罗夫一生坎坷命运阀门的，主要是其精神上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最基本的人类良知和负罪感，二是由科学探索培育起来的追求真理的执着及其有效的方法。

最近读到一本《萨哈罗夫传记》（SAKHAROV，A Biography，By Richard Lourie），了解了些许疑团，生出了颇多感慨。

从苏联“氢弹之父”到人权斗士，从模范党员到民族良知，其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这中间究竟有什么奥秘？这就是所谓《萨哈罗夫传记》。

笔者过去曾试图在脑海中构置一幅心路历程，以解“萨哈罗夫之谜”。但终因第一手材料不足，总难免不少想象和推论的成分。萨哈罗夫传记的应运而生，无疑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为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萨哈罗夫的精神变迁描绘出了详细的轮廓，为共产国家的异议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家出身的人权活动家的历史轨迹提供了一个翔实的案例，也为各种比较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样本。

众所周知，在共产党国家，涉及武器制造的科学家，特别是核武器的研制者，享有极高的待遇。作为苏联的“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地位尊崇，应有尽有，本可平安一生，坐享荣华富贵。他为什么抛弃了这既有的舒适、尊荣和纷至沓来的名誉地位，而把自己投身于深不可测的命运黑洞和巨大风险之中，随时都有生命之虞。

其实，说来也并不复杂，开启了萨哈罗夫一生坎坷命运阀门的，主要是其精神上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最基本的人类良知和负罪感，二是由科学探索培育起来的追求真理的执着及其有效的方法。

当他所指导的核试验发出的放射性尘埃导致无辜生命的死亡时，他的良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从而坚决要求削减试验。回答他这一悲天悯人的诉求的，却是一系列他未曾经历过的警告刁难，迫害也接踵而至。而越想表达意见，迫害就日益加码，以至苏共头目后来把他列为“头号公敌”，剥夺了他高精尖科学研究的权利，并处于全天候的监视控制之中，并放逐他到了遥远偏僻的高尔基城。

但是，他本人所遭遇的压力甚至迫害，以及他较早期所耳闻他工作地点曾发生的苏联政治犯举事而遭受贝利亚悉数格杀的故事，都还并非导致他获得政治洞见的最主要原因，而只是启动他全面的社会、政治思索的契机。而在这方面，他缜密的科学思考习惯和推理能力使他很快达到了经得起推敲的结论。当他以追求真理的无私无畏心态去追问一系列政治问题时，象物理学的探究一样，他考察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前提，寻找其可靠的证据，结果，他清晰地发现，当局的那一套合法性论证是极其脆弱的，完全经不起理性与经验的检验。

于是，他成了坚定的政治异见者，不屈不挠的人权活动家，成为推动他的国家走向人性化的主要精神力量。

1988年12月由欧洲议会设立《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表彰奉献己力捍卫人权及思想自由的个人和组织。中国魏京生先生与胡佳先生先后荣获此一奖项。

因为卓越的科学成就获得的声望与权威，使萨哈罗夫的简洁而透明的观念具有强大的穿透力。但是，他非常谨慎，极其朴实，象爱因斯坦一样，他深知巨大的声望必须以巨大的责任感来平衡。鉴于此，以一种宗教般的热忱，他履行了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一个赋有巨大影响力的科学家的伟大道义责任。

这是一个人。一个拥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凡人。同时又是一个赋有卓越的勇气、智能和良知的非凡人。对照中国的现状，有很多重要方面是可与当年苏联模拟的。然而回观中国知识界，反躬自责，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什么呢？这恐怕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当代“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