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是中共自我救赎机会的最后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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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江






再过几天，就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大屠杀二十九周年。当时参加街头抗议的大学生如今大多已经进步入知天命、为人父、为人母的人生阶段。那些当年本来充满活力却最终倒在血泊中的年轻身躯，永远定格在花样年华，而二十九年来日夜思念他们的父母们已经风烛残年，有些人已经带着遗恨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些下令屠杀示威民众的冷血政客，大部份人已经在人们的诅咒中滚进了地狱，而剩下的有如李鹏等人，则在世人的鄙视和唾骂中带着无穷的恐惧继续苟延残喘。

二十九年了，许多人不曾料想国人对正义审判的等待会如此漫长！但是，在过去的二十九年里，我不曾有过任何一刻的怀疑：正义的审判一定会到来！我坚信，那个夏天里中国青年的殷殷热血绝不会白流，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邪恶凶手一定会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在遭受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的痛苦蹂躏之后，宽厚的中国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仍然想给当时的中国统治者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但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枪声表明，中国的执政党彻底放弃了最后的自我救赎。

这个党不堪救赎、放弃自我救赎是因为它从出生那天起就带有邪恶的基因。不错，历史上曾经有许多纯洁善良的青年追随这个党，他们相信这个党宣传的主义能够在列强的铁蹄之下拯救贫穷、羸弱的民族，让一个强大的中国自立于世界，让中国人民享受现代文明。这些青年共产党人中的不少人甚至为了国家、为了主义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在这个党最基础的信仰中，带有两个能够顽强自我繁衍的邪恶基因：特权和暴力。他们的牺牲和奋斗只不过被当作了让这两个邪恶基因继续生存的肥料。

特权和暴力这两个基因是被列宁、斯大林的苏俄共产党注入中国共产党的体内的。特权基因一方面表现为这个党所不断鼓吹的党对国家、对人民所拥有的天然的优越感和无限的统治力，另一方面也表现为这个党的精英对于党内、外追随者所拥有的思想政治控制权和财富分配垄断权。即使在最艰苦的战争年代，这样的特权也非常分明。正是这种对特权迷恋和贪婪，成为中国执政党党内无休止的相互倾轧、对社会大众进行无限度的控制和镇压的原始动力。说到底，这才是这个党的精英们不愿意放弃执政地位的真正原因。

这个党的暴力基因则根源于它所信奉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哲学。这是一个没有政治道德的政党，一旦它经常使用和擅长使用的欺骗宣传失效，出于对丧失特权的不甘和对被清算的恐惧，它便立即求助于暴力。在现代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在执政以前还是在执政之后，无论是对待自己的同志还是对待持有不同政见的同胞，苏联、中国、朝鲜、柬埔寨等国的共产党对暴力依赖的程度胜于任何其他的宗教和政治组织。尤其是，一旦开始使用暴力，就会沦落于对暴力的依恋和对报复的恐惧，进入崇尚暴力和推进更残暴的暴力的恶性循环。

历史曾经给过中国共产党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毛泽东在文革中将政治特权和暴力使用到了极致，中国社会从而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甚至连不少党内精英也丧失了特权，并且遭到政治暴力的迫害，这使他们有机会体会到这个制度对社会普通民众所带来的痛苦。文革结束以后，那些良心未泯的共产党人与先进知识分子一道，开始倡导人道的社会主义。党内改革派、先进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中的觉悟者形成了改革中国的合力，这也给中国执政党提供了一个洗心革面，剜除邪恶基因，改造成为现代化政党的机会。

但是这个党的邪恶基因终究过于强大，党内那些食髓知味的特权阶级和习惯使用暴力的野蛮势力战胜了希望自我救赎的党内改革派，镇压了对中国社会启蒙的进步知识分子，阻吓了争取公民权利的社会民众。这就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大屠杀的本质。是的，他们阻挡了一次社会变革；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剜除执政党的邪恶基因，实现自我救赎的机会。自那以后，邪恶基因在这个党的机体内更加肆无忌惮的繁衍，而未来中国社会为了根除这种邪恶所必需付出的代价一定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