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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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游蕙祯进入裁判法庭之前，2018年6月4日（路透社）

香港六四，不是指香港悼念北京六四廿九周年的活动，而是指香港在6月4日这一天发生的事，和以这事为标志的改变。

去年底在伦敦成立、致力于关注香港发展的人权组织“香港观察”（Hong Kong Watch），在六四这一天，发表对当天两名立法会前议员因在立法会大楼内非法集会而被判入狱四周的深度关注。香港观察主席罗杰斯（Benedict Rogers）说，这宗判决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周年纪念日发生，甚具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在香港，法律被用来恐吓对手，取消立法者资格，限制言论自由”。英国前外交大臣聂伟敬爵士（Sir Malcolm Rifkind）说，“判决令人深感不安，想象一下，如果议会议员因在议会内部举行抗议而被关进监狱”，在一个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国家或地区难以置信。

在六四晚会中，大家关注着29年前的惨剧，没有人看到相同性质的惨剧这两年正在身边发生，除了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陈枢机在六四祈祷会上，除了提及六四死难者及亲属，和现时中国宗教自由的状况令人担忧，还特别提到：“心爱嘅香港，越嚟越似国内嘅城市，一国两制已经走样，司法成为政治镇压的工具，有理想的青年人一批批被送入牢狱，有权势的人却为所欲为。”他问道：“这是否像六四前的中国？”

29年前北京的六四，与香港今年的六四，正是一脉相承。同样是一群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为正义抗争的人群，遭到一个专制政权的“大屠杀”，只不过现时用的不是坦克和机枪，而是为政治服务的司法。

犯案时仅17岁的“罪犯”，不判入教导所而直接收监，理由是避免向社会发出“年轻人可以为所欲为”的错误讯息。那么，设立教导所的目的是什么？

72岁的“罪犯”以身体状况要求减刑，法官却以事发时被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但仍犯案，反而重判。但为什么不是考虑他患病而仍然参与无关个人私利的抗争而予以宽减呢？

不过，六四这一天，民选议员被控在他们的议事地点“非法集结”而判刑，却是陈日君说的“司法成为政治镇压的工具”的最具象征性的临界点。它是香港六四。

中国大陆在1989年六四前，还有赵紫阳，还有邓小平也支持的政治改革。尽管欠民主，少自由，有特权阶层，也有“官倒”，但社会还有点希望，因胡耀邦的蒙冤辞世而激发为自由民主的呼号，正是人们仍未绝望的表现。而六四后这29年的社会变化，权贵、贪污、钱色、污染、假劣、监控、压榨，有如决堤的洪水，整个社会一发不可收拾地堕落。

香港六四的当事人梁颂恒在判决前的帖文说：“今天，无论结果是什么都好，请放弃你对法治和法庭无谓的幻想。……我们长期只依赖法官大人‘生生性性’去维持着对人权的最基本保护是不切实际的期望。”“最终，正义女神的天秤只会越来越向当权者倾斜，而长剑只会沾满了人民的血。”今天六四后的香港，也会同89年北京六四后的大陆，走上同一条路。

29年来都毋忘北京六四，当然有意义。但只有陈日君等极少数人关注香港的六四，却是我们这城市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