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头头“记录在案”

FRANKSTON

阎淮





1983年4月23日，中央组织部下发“中组发［1983］6号文件”《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简称“记录在案”）。“记录在案”由青干局负责，当时青干局中的文革在校大学生，表现“特别优异”的只有两人。另一位两个月前的春节，不与全体局员一起集体空手去为李锐拜年，次日独自带重礼去李家，被李锐看轻。“记录在案”的重担只能压给我，我向北京考察组请假一周。急性子的我，23日星期六（当时每星期只休一天）在中组部文件发出的同日，即起草青干局下星期三召开“北京高校记录在案会议”的通知。25日（星期一）各校同时接到中组部文件和青干局会议通知，他们感慨青干局的效率。

4月27～29日，我代表中组部在北京大学留学生宾馆，主持北京各高校党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参加的“记录在案座谈会”。开场白中我说：“我理解‘记录在案’就是去年社会上清理文革中有问题的三种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在大学的翻版。不同的是，‘清理’是面对面，定性后严肃处理；‘记录’是背对背，青年学生就不处分了，记下来以后留神就行了。”三天会议中，就贯彻“6号文件”的主要精神——“对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大学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其现在单位和有关省委组织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革的大学生中选领导和选派出国，必须与他们原大学联系，取得其当时的表现材料。”（以上是文件原文）——进行认真学习领会。对“记录”工作的宽严尺度、政策掌握、进度要求进行了详尽讨论，基本按我们的要求达到共识。

但会上不乏“杂音”，北大书记提出：“高干子弟当老红卫兵的头头，是否记录？”北工大跟着“敲边鼓”：“鼓吹血统论的谭立夫呢？”清华组织部长与我熟悉，也将一军：“老阎，你们清华红卫兵推倒二校门，你朋友贺鹏飞记不记？”我公开保证：如实向上级反映，一周内明确答复。私下向清华领导交底：“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成立青干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付造反派红卫兵。”

会议结束次日，我回中组部向李锐汇报会议情况，并请示“老红卫兵头头”的问题。李锐：“你对清华领导说得好，就是那么回事！”随后，李锐向秘书口述一份电话稿，让部办公厅立即通知北京组织部，并转发全国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不是造反派，其头头不属于记录在案范围。”这与日后陈云对“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的头头孔丹来信的批示是一致的——“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不是李锐与我有先见之明，我们当时都是陈云嫡系嘛！

几个月后青干局机构确定，分成三个处，我在地方处，先后到东北和华北考察后备干部。当年底，各大学陆续报来“记录在案”的工作总结，其统计汇总工作已经移交综合处，我无暇过问，只索取了清华的资料。当时并未翻阅，现在发现还保存着。

清华“记录在案”原始数据如下：蒯大富的“团派”纪录50人，其中有严重问题的核心成员14人，刑讯逼供、残酷迫害干部群众者17人，反军乱军问题严重者13人，武斗骨干6人。此外1970年代逮捕判刑“团派”12人，除蒯大富外，其余11人皆因武斗杀人。“四一四派”记录8人，其中核心成员6人，反军乱军者2人。值得注意的是：被记录的48人都有“主要问题”，唯独陈楚三和孙怒涛，只注明“四一四总部核心成员，未发现什么问题”。

我直接干预基层“记录在案”的“非组织活动”：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学同学汪某，思想简单的书呆子，批斗被毛泽东点名为坏人的冶金部长时，推搡此人。钢铁学院要把汪“记录”。我找他们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领袖点名、小将奈何。汪父只是矿院副院长，要是高院（最高法院）正院长，你们还敢记录吗？”汪得以幸免漏网，后顺利国内读硕、赴美读博；发明两项专利，无偿捐赠给差点把他“记录在案”的祖国。

“六四”辞国后，我对中共成立后70年的历史全面重新审视，特别是亲身经历和直接参与的事件深刻反思，“记录在案”是最大的心病。1983年底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使我认识到新专制的危害。1984年初整党检查时。我说：“整党要求重点要清理三种人，但是真正的危险不是三种人，而是缺少民主！”我认为：三种人只要不牵涉刑事犯罪，就不应该重新处理；记录在案人员更不必长期纠缠。由于对记录在案者背对背、不处分，因此当时没有立即显现出对其不良影响。但是，文件要求对“没有严重问题的造反派头头”也要记录在案，这些人多年来一直顶着“玻璃天花板”，神不知鬼不觉地被限制使用、无法进取。——我有愧于他们！尤其我的学长孙怒涛和陈楚三，当时经过十几年反复审查“未发现什么问题”，就是没有任何问题！还要“记录”！全国类似情况肯定不在少数，我更有愧对他们！

我对“记录在案”的最新认识。中共建政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对“地富反坏”，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坚决严厉镇压、实行“杀关管”，即枪毙杀头、判刑关押、监外管制。尤其对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甚至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党政军骨干，即使没有反抗新政权、不构成现行反革命者，也定为历史反革命实施“杀关管”。文革结束，邓小平和陈云等重新掌权的老干部，“向后看”——对上至林彪和“四人帮”、下至社会上的“三种人”等毛派文革积极分子和勇敢分子深恶痛绝，必欲判刑和处分；“向前看”——唯恐造反派掌权翻案，而文革在校大学生造反派，具有与“第三梯队”同样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优势，要格外提防（王洪文因年轻在监狱受到特殊“照顾”过早离世）。这就是为什么对“没有问题”的“非老红卫兵”的群众组织领导也要记录在案的原因。我以为：这与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同一思维模式和政治考虑。前者有许多老冤死鬼，后者有众多小冤活人！历史应当还他们一个清白和公道！

（选自阎淮著《进出中组部》，明镜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