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范冰冰、王岐山：私人恩怨和大革命

FRANKSTON

德国之声





六年前，也就是2012年，北京流传最广的一则政治消息，是王岐山向党内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现在人们多少已经淡忘，王和这本书以及北京对两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想象和恐惧，构成了中共十八大前夕的政治气氛，帮助了习近平就任党的总书记，然后顺利地清洗了政治竞争者周薄徐令集团，也集中了前所未有的个人专权。

而中国公众一直以来，也因为信息隔绝、媒体管制和知识分子噤声的缘故，只有个人和局部的感受，并不理解全局性的情势，全国范围内的各种不满、抗争、抗议也都因此局限在地方层面，更被表面的繁荣所遮盖，这或许是中共政权过去十数年最为成功的维稳经验或者治理模式。

但是，这种“稳定”的幻觉，却在上周的一件演艺圈的八卦新闻，或者个人恩怨，不断放大的过程中被击破了。在冯小刚执导新片《手机2》上演前，崔永元将15年前《手机1》摄制前后与冯小刚、刘震云还有主演范冰冰的恩怨再度曝光，引发中国公共舆论一片哗然，而其中议题直接跳过崔与冯、刘的创意和版权纠纷，而是借范冰冰乃至其他演员的“阴阳合同”挑破了世界上目前最大电影市场可能也是房地产泡沫之后的最大市场泡沫，在直指中国电影工业大规模偷漏税和洗钱之后，让公众在一夜间意识到不同阶级之间巨大的税负不平等。这要比诸收入不平等或者其他不平等如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不平等之外更为强烈和根本，恍如托克维尔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所揭示的革命起源，也是王岐山和中共政权一直以来最为担心的火药桶。

托克维尔在谈那场两百多年前的大革命时说，“尽管在捐税问题上，整个欧洲大陆都存在着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个国家，这种不平等变得像在法国那样明显，那样让人经常有所感受……所有这些将人和阶级加以区别的措施中，捐税不平等危害最大，最易在不平等之外再制造孤立，并且，可以说，使不平等与孤立二者变得无可救药。”即便是处于繁荣和上升的法国经济，或者今天的中国经济，也无法避免人们因为在这种巨大的税负不平等产生巨大不满、起而反抗，如同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没落阶段的困扰，人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也”。

而且，路易时代的法国，“臣民百依百顺，这个政府是如此地富于侵夺性和专制特征，但一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然后，一场大革命就发生了。这是托克维尔总结的教训，尽管写于19世纪中叶，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领导层来说，几乎是唯一能够理解的先例和理论，他们早已拒绝任何现代民主理论作为寻求解决问题的资源库，却在托克维尔的字里行间读得惊心动魄，仿佛随时可能重演一场法国大革命，或者苏联的崩溃。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可能正是习近平和王岐山过去六年僭越实行20余年集体领导制的唯一借口。足见王岐山过去几年多次与福山等人谈及此书的用意，甚至还因此不惜抛弃“七上八下”的党内规矩，在国家副主席的位置上继续这种国际对话。

崔永元的“公报私仇”，便如说出皇帝新衣的小孩，不经意间道破了这个真相，尽管公众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也如托克维尔对当时专业官僚的描述，他们只知道经济自由，却忘了政治自由这回事，一点儿意识不到公众对税负巨大不公平的不满最终会通过所谓行政改革而转化为革命的动力。王岐山所关心的，也是过去六年各项“改革”所致力的，都是终止此前的改革路径，代之以消除革命的外部条件，如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功能，或者悄悄消灭那些最具逃税能力的平民新富，例如吴小晖，或者围绕在技术官僚周围的利益集团。

毕竟，崔永元所代表的，在演艺圈的资本竞争和审查游戏中——那本来就是一个技术官僚和大资本的共谋游戏，崔的私仇所指向的，无论范冰冰还是吴小晖的安邦资本所共通的，都是他们惊人的逃税能力，然后拥有巨大财富，与和托克维尔笔下面临“贫困化的贵族”和承受最大负担的农民之间，也就是中国今天广义红二代集团和负税最重的城市中产阶级形成强烈反差，俨然形成逃税特权和实际税负承担者之间的巨大阶级差异。这也是崔永元的举报能够获得广大民粹支持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甚至正是习近平政权的执政基础，以对吴小晖、周永康等人为代表的新贵阶级的打压获得红色集团和中产阶级的双重支持，在政治愿景上表现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政策执行上则从权力部门到金融和地产领域，而电影工业却是中宣部今年接管电影局之后的清理重点，旧的审查官僚和演艺明星、导演们之间的共谋关系和利益纽带也开始自我崩溃。

只是，中国国内的评论家们仍然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或者质疑崔永元的动机或者毛派立场，或者继续高唱一些永远正确的废话，把范冰冰打造成抗税女神，而忽略最关键的问题——逃税能力的不平等恐怕才是划分阶级的最大不平等。脱离此，赞美逃税光荣和赞美中共政权并无多大差别。毕竟，连掌握话语权的部分红色阶级都对此愤愤不平，对他们来说，曾经是政协委员的崔永元的代表权并不成问题。对普通公众，也很难被这些曾经引发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所打动，他们更关心的似乎类同纳粹时期德国公众对犹太人的经济憎恨。也就是，当中国无数新兴私人资本春风得意时，并未察觉他们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正越来越近，而他们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仍旧陶醉在一厢情愿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和幻觉中，尤其在中国的各项名义税制改革，包括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被迫下调税率，以自身出色的“逃税能力”而自夸，孤立在全社会各阶级之外，终成众矢之的，甚至成为当局为预防大革命爆发的替罪羊，一如2008世界金融危机中那些作为替罪羊的高管和操盘手。

所幸，王岐山的一切努力，对法国大革命教训的反思，都正在以路易十六的改革方式重新创造新的革命条件，也就是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第二年所有法国人都在革命中学习革命，然后酝酿新的革命。中国公众，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们，从税负不公平中将获得自身的阶级主体认识，然后便可能认识到税负的巨大不公平所意味的过去六年改革的反动所在，仅仅剥夺吴小晖和范冰冰的财产是不够的，那将驱使他们越过断头台上的范冰冰们，直接追问面临巨大财政压力的中央政府，喊出“不经纳税者同意不得纳税”的声音。那或许是崔永元不曾想到的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