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袁莉：中兴事件与中国的“卫星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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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国曾因技术落后和抄袭遭到嘲笑，但它现在有理由为自己的科技繁荣而自豪。人们可以乘坐高铁穿梭于全国各地。可以用智能手机购买和支付几乎一切东西。中国人在国外旅行时，可能会觉得世界的其他地方太慢、太落后。

现在，这些进步遭到了质疑，甚至一些科技界最具智慧的人都在思考，他们之前为什么会错得这么厉害。

周四，特朗普政府宣布暂缓对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的中兴通讯的处罚。中兴同意支付10亿美元的罚款，并允许监督人员进驻它的总部。反过来，这家公司将被允许购买美国制造的微芯片、软件及其他赖以生存的工具。这个拥有7.5万名员工的全球第四大电信设备制造商，曾是中国工程技术进步的象征。

事实证明，中国的科技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方技术的基础之上的。

此事在中国被称为“中兴事件”，也许将是该国的“苏联卫星时刻”。正如1957年的美国无奈地看着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现在，中国许多人也看到了这个国家还有多大的差距要去追赶。

“我们意识到，”北京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的兼职教授董洁林说，“中国现在的繁荣是建立在沙子上的。”

中国现在有了一种新的紧迫感，想要去改变这一点。

本周，我开始为《纽约时报》撰写一个专栏，透过科技的视角看待现代中国的纷繁复杂。多年来，中国藐视了自由政治体系必与经济增长并进这一公理。它繁荣的科技产业是所谓中国模式的缩影，这种模式认为，人民可以在严厉的政府控制下发展和致富。

中国以外的大多数人认为这是“1984”的世界，一个反乌托邦社会，由一个掌握着强大洗脑机器的专制政府所统治，在很多方面确实如此。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就会感觉这里像是另一部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这是一个多姿多彩、充满活力和消费至上的社会。在很多方面，中国人比以前有更多的选择 ——除了涉及个人自由的时候。

中国为那些视科技为全球解放力量的人描绘了另一幅图景。在中国，强盛的网络文化与严格的审查制度并存。中国在强势推行网络领域主权的观点，其政府控制程度之高，是互联网创造者未曾预想过的——而这种观点现在看来似乎并不像以前那样难以置信，因为全世界的政治人士都在努力应对科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然而，在我们走向那样的未来之前，中兴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现在的处境。

中兴几乎崩溃这件事令科技创业者、投资者和普通中国人感到震撼。在社交媒体聊天群里、饭桌上和行业会议中，“半导体”和“基础科学研究”等词变得时髦起来。我的小说家、经济学家和哲学教授朋友都问我：中国在微芯片行业内的差距有多大？我们需要多久才能赶上美国？（有些人会问更基本的问题，比如：什么是微芯片？）

“尤其是最近的中兴事件，更让大家清醒地意识到：移动支付再先进，没有手机终端，没有芯片和操作系统，竞争起来的话，你的实力也不够，”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控股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上月在一个科学论坛上说。

中国现在有了提高技术能力的紧迫感。它目前推行的名为“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是源起于美中贸易关系的恶化。但2017年营收达170亿美元的中兴遇到的问题，只会刺激中国领导人继续向前推进。

“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月底对本国的顶尖科学家说。

当很多中国人自问如何追赶的时候，还有一些人首先就在想，为什么他们会没意识到这种落后呢。

“学霸总觉得自己考得不好，”中国移动手机应用程序开发公司大宇无限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丁吉昌说，“学渣总觉得自己很牛。”

首先应该说，中国已是科技强国的想法并没有错。正如丁吉昌指出的，中国企业很早就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智能手机的强大功能。中兴和其他公司在移动数据技术等许多领域都具有竞争力。

但在中国，许多人——包括为中国科技行业呐喊助威的人——发现自己处于自己制造的反馈循环中。清华大学的董洁林表示，强大的宣传机器淹没了理性的声音。科技繁荣完全符合北京对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创新和创业是国家的首要政策，获得了政府的巨大财政支持。即便到了现在，一些批评中国落后的半导体行业的文章，也在从中国的互联网消失。

不只是中国人在这么做。美国风险投资者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警告称，中国“正在把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美国甩在身后”。贝宝(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也在思考，中国再过多久会超过美国。他的结论是，三到四年。

繁荣导致许多人不敢提出尖锐的问题。他们颂扬中国专利申请数量的激增，却不关心那些专利的质量如何。他们没有思考为什么中国90%的半导体元件仍需要进口，尽管该行业在2000年已成为国家重点行业。

论调已经变了。4月底，在上海举行的一场顶级风险投资人年会上，几位大牌投资人承认，有太多资金流向了可以快速上市的初创企业。很少有人愿意为需要进行长期研发的艰苦工作提供资金。现在，这些投资者面临一些指责。

会议记录显示，中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的董事长倪泽望表示，“现在社会上都说投资人是混蛋。”

朱啸虎因投资明星初创企业而出名，包括叫车公司滴滴出行和共享单车应用程序Ofo。他表示，多年前，他投资了几家芯片初创企业，但是赔了钱。“对风险投资人来说，这种投入和回报不成比例。”

由于中兴通讯事件，这个问题消失了。

芯片初创企业耐能(Kneron)的首席执行官刘峻诚表示，过去，在他见过的投资人中只有四分之一对他的公司有兴趣。但5月份，在与50位投资人进行了一轮会谈之后，他发现，10个投资人有9个对他的公司感兴趣。

过去，他必须花费很多时间来解释为什么芯片在人工智能时代如此重要。他说，现在投资人会对他说：“这个不用讲，我知道。”

一些中国公司正在加倍努力开发自己的芯片。三年前，全球最大的家用空调制造商珠海格力电器开始研发自己的空调芯片，意在降低成本，更好地控制供应链。

“中兴事件后，我们更看到了国产化这一块的重要性，”格力负责智能手机和芯片开发的高管唐晓晖表示。前不久，该公司的董事长在国家电视台的节目中宣布，未来三年，格力将在芯片研发上投入78亿美元。

唐晓晖表示，格力开发的芯片组可能不如美国的好。“但我们得有个备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