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考”是如何炼成的

FRANKSTON

秦胆





2018年中国高考已于6月8日落幕，但对今年高考试题的讨论仍在继续。网民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本次高考试题鲜明的政治化倾向上。

今年高考别样红，如北京本次高考作文题目是“新时代新青年——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全国1卷高考作文题则与“中国梦”、“新时代”密切相关，全国3卷作文材料直接引用习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与“走好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

不只是语文，历史科的部分试题也与政治科界限模糊，主观题围绕中共革命、建设的光辉历程选材与设问，党性最强的政治科更是不遑多让，指鹿为马式地设问：“宪法修改是如何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就连英文课也“洋为中用”，作文竟落脚于中式礼仪，以落实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命题精神。

由于高考首科语文作文的开放性与讨论的低门槛，历年均为考后的公众注意力的焦点。从1952年高考创制至今，除去天翻地覆的文革十年一度中断外，高考作文风格也几经变化。

文革前，作文均为命题作文，“运动”色彩浓厚，例如1958年作文题“记整风运动中的一件事”，1961年“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以后”，语文沦为政治的附庸，成为抒发政治热情的工具。语文教材也充斥着宣传阶级仇恨的文章，例如〈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高考作文的写作目的是抒发阶级感情、表明阶级立场。考生以简单直白的政治表态覆盖真情的叙写与理性的思辨，这一时期的命题风格也是毛时代斗争哲学、运动治国的缩影。

政治导向的命题

这种政治导向的命题在改革开放初期意味仍然浓厚，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政治上的松绑、多元化思潮的传播，作文题政治色彩逐渐淡化，人文色彩逐渐增加，命题着眼点从抽象政治语汇转向了社会现实，形式上，原来单一的话题作文模式被打破，漫画作文与话题作文登堂入室，后者一度成为主流。

1999年作文题以科学家对记忆移植进行研究的事例作为材料，要求考生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为题写一篇文体不限的作文，标志着高考作文进入到话题作文时代。

新世纪开篇以“答案是丰富多彩的”为话题，一种自主性强的作文题型开始亮相，为考生的自由书写和独立表达提供了相对开放的平台。

以世纪初的课改为契机，中国多个省市获得自主命题权，相较于全国卷，地方卷视野与选材更加开扩，话题更加灵活多元，直到2016-2017年大部分省市的高考命题权限“收归中央”为止。

形式上，新世纪的十余年从纯粹命题作文向话题作文和材料作文转型；意识形态从高调到隐没，话题也愈来愈丰富多彩，从抽象思辨向鼓励考生个体的多元思想与情感转变。

到了2018年，事情正在起变化，躬逢新时代，作文也有了新的面貌，尤其体现在全国卷与北京卷中（事实上，全国卷命题人与北京卷命题人员有一定的重合），党政语汇“新时代”、“2035年”、“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直接入题，既在材料中（如全国卷3），也在命题里（如北京卷），原本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而淡化的政治性开始回潮，虽然强度上不是对毛时代的简单复盘（复制），但其浓度已让人不可回避，官方试图通过强推党政语汇将考生的小叙述转置为大时代的一个子集，貌似开放的命题中实际上隐藏着相当的限制，考生被迫为官方花式背书。

党化教育也渗透教材授课评比

此类又红又专的情形，与2016年开始的红色春晚神似，往年民风民俗、寓教于乐的内容被四个全面类的语汇与节目所遮蔽，成为毫无趣味与想象力的样板戏。

回眸几十年来不断变化的试题，不论试题是以政治化的还是人文化的面貌呈现，考试本身的价值定位与体制属性都是一以贯之的，党国政治要求党化教育，作为塑造社会的有力手段。党化教育不仅体现在试题的政治内涵或倾向，更渗透在教材、授课、评比、校纪等教学环节的方方面面。这种教育体制本质上是依附于政治体制的，这也导致教育的工具化取向，过去讲叫“做革命的螺丝钉”，现在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在应试的大环境下，高考作为指挥棒与独木桥，其试题风格的变化，也会促使来年的复习亦步亦趋地紧跟时事、高举旗帜，这也让党宣内容以应试的方式不动声色地“进讲义、进课堂、进头脑”。

“你可能不关心政治，但政治会关心你”，这是电影《以爱之名：翁山苏姬》里的一句台词。在日益刚性的极权体制下，政治是无孔不入的，也是无处不在的，社会既是压抑的，也是荒诞的，在党政机器的强力运转下，去政治化本质上是一种岁月静好式的幻想，从红色春晚到红色高考，一切才只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