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709”之后，人民更愿意装睡

FRANKSTON

“泉泉上幼儿园两个月了，至今还没有被警察破坏，他很开心……但是最近他总是问：‘我的爸爸是不是死了？’”读到这样的家书，中国网民会是什么感受？

从社交媒体上看，中国网民对孩子的事特别热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人作恶千夫共指，一丝冷漠万人唾弃。但是，泉泉不在他们的关注范围，因为他是人权律师王全璋的儿子。三年前的今天，2015年7月9日，中国发起了针对人权律师的大迫害。在一个多月时间内，逾300名人权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及家属被拘留、失踪、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和限制出境，王全璋是其中之一。

“709”案受迫害者都经历了身心折磨，严重者遭受酷刑，被强迫吃药。人权活动者吴淦及人权律师周世锋分别被判处徒刑八年及七年。大多数被迫妥协，在关押之中妥协、悔过、上电视认罪或指控同道，然后得以释放或者取保候审。王全璋或许因为不肯妥协遭受非人虐待，至今音信全无。他的妻子李文足带着幼子坚持抗争，母子俩三年来一直遭受警察跟踪骚扰。前文引述的是她在“709”三周年之际写给丈夫的信。

跟大多数国家的民主自由抗争历程一样，中国的人权律师及人权活动人士所犯“罪名”，乃是为弱者代言，为公正疾呼，为自由呐喊，为人权奔走。有些人仅仅凭良心执业，甚至只是说了几句公道话，就面临被失踪的危险，抵至绝境的虐待。他们的同事及家人也受到牵连。有些房东被威胁，不再租房给他们。有些幼儿园被警告，不让他们的孩子入园。律师包龙军、王宇夫妇的儿子包蒙蒙已经办好留学澳洲的手续，在机场被截留；逃至缅甸后又被抓回。律师谢燕益被抓时妻子原珊珊怀着身孕，在哺乳期间被恐吓骚扰，四处搬家。

中国网民也是专制政府的受害者，不应该遭到更多的责备。在安全的范围内，他们会力尽所能去发布、转发被欺凌者信息，让他们为人所知，得到帮助。但是，人权工作者的遭遇被他们排除在外，漠然处置。当他们痛斥甘肃跳楼女孩的围观者冷漠时，好像不知道自己也参与了这场全民冷漠运动。假如一个普通的母亲被人跟踪，一个普通的孩子遭到威胁，网民们可能会群情激愤。他们对自己说，人权律师的孩子自己去承受吧，因为你的父母过早地让你卷入了政治。事实上，没有人可以游离于政治之外，大多数中国人正是在高压统治之下，以这种对人权人士冷漠的方式参与了政治。

恐惧之下的民众毋宁自欺

“709”案意义深远。在此之前，很多维权律师也企图区分法律与政治。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当局“依法治国”的口号之下，媒体、律师、司法工作者和权益受害者一起，构筑起一套“依法维权”的策略。这套策略的基础是当局既定之法律，即便遇到明显的政治构陷，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让荒谬呈现来诉求公正，并推动制度更新。

一方面，一些诚实正直的人权律师无法忍受自欺欺人，试图直面政治对法律的干预。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所谓强大，中共当局也不愿再掩耳盗铃——而是直接抢铃，通过“709”案轻易撕毁了法律现代化这层面纱。该系列案成为习近平修宪的前奏。

当局不愿欺人，但恐惧之下的民众仍愿自欺。一起恶性事件发生，人们会假定当局并不知情，而是地方官员欺上瞒下。事实上，掩盖罪恶，控制舆论，强奸民意，正是当局定下的方针；惩罚正直敢言的记者，关闭良知未泯的网络自媒体，禁止境外媒体采访，都是当局亲手操刀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