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我从小就没有大志

Macedon

“在这种情形下，我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大志。这个国家跟我没有关系，世界的革命形势，跟我也没关系。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充其量，不过是一只活得比较长的蝼蚁。哪天人家不高兴了，一脚就踩死了，踩死也就踩死了。”

我那个时代的人，好多人小时候张嘴就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立志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其实，这个三分之二的比例，后来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比例，是社会主义阵营还完整时候的算法，等到苏联和东欧按我们的说法都修了，就又吃二茬苦遭二茬罪了。古巴、朝鲜和越南，也玄。所以，等到我完全懂事的时候，按理说，世界上受苦人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几乎就剩下我们中国人还幸福呢。

但是，习惯的说法并没有因为世界上出了修正主义而改变，我们还是这样信誓旦旦，几乎每天发誓要解救那些中国以外的人们。进入文革之后，好些大哥哥姐姐们，还扬言有一天要攻下白宫，把红旗插到白宫的顶尖上。这个宏大的目标，后来又加上了克里姆林宫，也需要这些红卫兵去攻占。那场景，估计就跟当年的苏联电影《攻克柏林》差不多。很幸运，在文革开始之前，我看过这部电影。

不过，当年的我，却没有这样的大志。因为我知道，我和我的家人，都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在家里最小，年长的大姐，高中毕业之后，成绩很好，却没有考大学的资格。一个出身不好，父亲又有历史问题的人，在这个国家，就是贱民，贱民是没有资格胸怀大志的。这一点，街坊邻居，都门清，嘴上不说，目笑存之。

文革一开始，父母挨批斗，然后进了牛棚，我的狗崽子身份，被确定下来。出身好的同学，根本不叫你的名字，就叫你崽子和羔子。没事揍你，就是一种他们的娱乐。虽然说，上面需要小学生上街游行了，我也得跟着去，但绝对不能出头露面。文艺节目里，连大合唱都不能参加，打篮球，踢足球，都没有人带你玩。经常开的忆苦思甜大会，一唱起忆苦歌，我就得躲在角落里，好像在万恶的旧社会，我剥削压迫过这些老师和同学似的。

文革后期，局面稳定一点，学校能上课了，我爱读书，成绩好。但是，人们会当着你的面嘲笑你，说你学习好有什么用？爱读书有什么用？漫说不能被推荐上大学，就连当兵都不行。中学毕业之后，去农业连队劳动，全连的青壮年，都是民兵，就我一个人不是，连摸枪的资格都没有。

在这种情形下，我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大志。这个国家跟我没有关系，世界的革命形势，跟我也没关系。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充其量，不过是一只活得比较长的蝼蚁。哪天人家不高兴了，一脚就踩死了，踩死也就踩死了。当年我父亲在连队扛包，从汽车上跌落到水泥场院上，颅脑出血，昏迷不醒，人家只把母亲叫来，就不管了。幸好，开车的司机，用汽车把母亲和父亲带到场部医院，才算救了一命。当时，如果我如果出了事儿，也就是这个待遇。

只是，工作之后，我发现，像蝼蚁一样活着的，还不止我一个。我们周围公社里的社员们，即使出身贫下中农，活得也一点都不好，好多人家，连一幅完整的炕席都没有，身上的衣服，补丁落补丁，每年，都要缺至少三个月的粮。家里多养头猪，多养了几只鸡，还会被大队的民兵给抓走，如果不服，管你是不是贫下中农，吊起来就打。

理论上，他们都比我强，是国家的主人。但是，连饭都吃不饱，主人又有什么意义呢？更何况，也没有什么国家大事，有人会跟他们商量。连自己生产队种什么粮食，上交多少，他们都说了不算。

不用说，这些社员，也没有大志，甚至连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这档子事儿，有的人都不知道。那时候，有时候我脑子里也会闪过一丝不该有的念头，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会比这些农民更苦呢？但是，瞬间就打住，不敢往下想了。

贱民，不该有主人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