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效”几篇重点文章的写作经过

FRANKSTON

范达人





众所周知，“梁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梁效”后期分成九个小组，每组三至四人。粉碎“四人帮”后，有两个小组被称为“尖刀班”。可能由于这两个小组出手的文章比较多，加上“态度不好”，因而挨了更多批斗，吃了较大的苦头。我便是其中一个“尖刀班”的班长。我们这个“尖刀班”最后仅三人：陈先达、何芳川和我。据统计，从中共十大以后到1976年10月，“梁效”共发表了181篇文章。当时的重点文章很多出自我们小组之手。我本人参与撰写的文章共34篇，其中已公开发表的28篇。

一、奉命撰写《孔丘其人》

为了收集整理林彪尊孔材料，1973年10月，由迟群、谢静宜牵头，北大、清华成立了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到1974年初，《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完成后，收集整理林彪尊孔材料之事告一段落。为配合《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发表，“梁效”准备写些大批判文章，由此材料小组转变成写作组。我们所写的第一篇综合性的批判文章，是发表在《红旗》1974年第2期上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此文发表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北京周报》也将它译成多种外文发行。参与写作这篇文章的有我、钟成勋、朱耀庭、杨克明和钱逊，由我执笔写成。

我们撰写批林批孔的文章是根据毛主席一系列指示和讲话精神进行的。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有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一段时间以来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中央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同月17日，毛泽东提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向江青念了自己写的两首诗。一首是《读〈封建论〉——呈郭老》。另一首是：“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毛泽东又指出：“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都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都主张厚古薄今。”

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上述内容，1974年在“梁效”内部均作过传达，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

《孔丘其人》一文是粉碎“四人帮”后受到重点审查的文章之一。人们认为它是影射史学的代表作，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该文的写作经过如下：

1974年2月底的一个晚上，大约11时左右，李家宽（“梁效”党支部书记，负责人）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对我说：“上面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孔子其人》（后改为《孔丘其人》）。这个题目有来头，气魄大，可能是主席出的题目。文章要全面介绍孔丘其人，要写他稍一得势就杀少正卯，要写他到处碰壁。3月8日前发表。这篇文章由你们小组写。”当时，王世敏（“梁效”党支部副书记）在场。我回到组内，即向何芳川、朱耀庭、卢振义、张学政传达了李家宽的要求。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决定集体凑写，由我执笔。我们开了三四个夜车，终于写出一稿。李家宽和王世敏对初稿基本满意，李认为写得不错，开头和结尾均有气势。李要我们向大批判组全体成员念一遍初稿。大家听了后提了一些意见。李家宽指定杨克明和汤一介两人再与原写作小组一起修改一遍。修改后我们将铅印送审稿交李家宽，李再送迟群、谢静宜。次日，李传达说：“迟群认为根本不行，谢静宜说差得远呢。”他们的批评像一盆冷水泼将下来，使我们很扫兴。我们小组只得继续修改。李家宽、王世敏与我们讨论了一次。王世敏认为写孔丘其人应概括孔子的几个特点。我们根据王的意见在文中列出五个小标题，又打印出一稿，发到各组征求意见。在修改稿件的过程中，李家宽又下达两条指示：“一、写一段孔丘压迫妇女的情况；二、要通俗易懂，不要超过三四千字。”也就在此时，江青通过迟群催稿。她说：“我叫你们写篇孔子其人的文章，你们写不出来，我就叫别人写了。”3月10日左右，迟群又找写作小组谈了一次。他先逐一询问我们的姓名和原来的工作，然后，要求查一下孔丘父亲的名字，写入正文。他还说，看过修改后再提意见。隔了两三天，迟群对李家宽说，他对修改稿的意见已经对叶朗谈过了。原来，一天晚饭后，迟群在叶朗房间内，看到叶对《孔丘其人》打印稿批了很多意见，甚为欣赏。迟群认为，文章平得厉害。此刻，我已感到无能为力。何芳川却说：“我来动一下，单独改一遍。”何的修改稿稍有改进，但仍未达到要求。李家宽鉴于单靠写作组人马，难以完成任务，便调动大批判组各组力量进行改写或另写。一天，在会客室内，各小组宣读改写或另写的稿子。李家宽比较欣赏叶朗、杨克明小组的稿子，认为改得较好，有新意。我提出以叶朗、杨克明小组的稿子为基础再去加工。杨克明等同志怕挫伤我们小组同志的积极性，建议仍由原写作小组继续修改。最后，李家宽决定除原写作小组范达人、何芳川、朱耀庭三人外，再加叶朗和张德两人，综合各组成果，特别吸收叶朗、杨克明小组的成果，写出一稿来。新的一稿，李家宽看后表示满意，铅印后送迟、谢。他们亦认为基本可以。迟群通过他的秘书庄昂告诉我两点意见：在“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一段后面，有点概括为好；另将第四部分“一不懂革命理论，二不会生产劳动，三不会用兵打仗”中“三不会用兵打仗”删去。我们按照迟群的意见作了改动。大约在3月20日左右，此文终于印成送审稿。李家宽除通过迟、谢上报外，特派我将稿件送《红旗》征求意见。他还给《红旗》负责人写了信。江青收到送审稿后，批给姚文元，姚立即通知《红旗》采用。《红旗》编辑黄达强告诉我：姚文元认为文章写得比较生动，决定在1974年《红旗》第4期上发表。《人民日报》随后转载了这篇文章。李家宽表示不悦，他说怎么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三版上？《孔丘其人》发表后不久，迟群秘书庄昂在大批判组所在地北招待所前对我说：“《孔丘其人》写得真妙，孔丘参加政变那部分，正好合上李德生。”又一天，在大批判组会客室召开的一次会上，当谈到《孔丘其人》一文的反映时，迟群说：“你看像谁就像谁。”同年6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上说：“我叫迟群组织写一篇《孔丘其人》的文章，文章写得生龙活虎，但有一点缺点，外国人看了说‘没有引孔丘的原文’。”

人们认为这篇文章名为批林批孔，实为反对周恩来总理，主要依据是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孔老二心目中，周朝奴隶制的一切，从井田到法律，从音乐到酒杯，都是尽善尽美、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新兴地主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任何一项革新，对于在这场大变革中涌现的一切新生事物，孔老二却疯狂地跳出来反对。学生要求去帮助革新，促进封建生产关系发展，他就恶狠狠地要门徒‘鸣鼓而攻之’；晋国铸了刑鼎，破坏了奴隶制的贵贱秩序，他诅咒人家要‘亡国’；甚至在他七十一岁重病在床休息的时候，听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杀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夺取了政权，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再三请求讨伐。”

一些人认为“七十一岁”、“重病在床”是影射周总理。这段话出自我手，后来成为本人的一大罪状。我从上海《学习与批判》刊登的《孔子传》中看到类似描述，然后查阅《孔子年谱》，进行核对，认为材料可靠且刻画孔子复辟形象生动，才加以采用。退而言之，当时总理根本不是“七十一岁重病在床”。

人们认定“梁效”影射攻击周总理还有另一个依据，即叶朗等人写的一篇文章，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据当时在注释组工作的周一良教授回忆：江青命令把记述孔子生活的《论语•乡党》篇译成白话，供广大群众批判。这个任务当然落实到注释组。篇中讲到孔子在朝廷上的姿态，有一句“趋进，翼如也”，描写他向前急走的神情。几个人反复推敲捉摸，想不出恰当译法。魏建功老教授灵机一动，说“翼如也”指的是孔丘张开两臂，形如鸟之双翼。但直译“如鸟张翅”不太雅驯。不如说“端着两个胳臂向前急走”，更为传神。魏老说着站了起来，端起双臂，躬身向前快走了几步。大家连忙一致赞成他的说法，就这样定了稿。谁知“四人帮”倒台后，大量批判“梁效”影射史学的文章中，有人提出“端着两个胳臂”是影射周总理，对他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因为总理右臂受过伤，总是弯曲像端着。魏老当然多次被审讯，异常紧张。注释组的每个成员也都被提问。大家一致承认这句译文出自魏老，但都表示，他决无藉此攻击总理之意。退一万步说，总理也不是端着“两个胳臂”呀！（《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粉碎“四人帮”后，还有人揭发1974年6月，江青一行在天津时曾有人提到激进派与温和派的斗争。据我所知，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天，在天津市委招待所内，王世敏给我们念一些文件，其中第一份是毛主席与李政道博士的谈话，第二份是新华社的《国际内参》。她在读世界对中国的评论时，的确念到“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与以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斗争”的内容。当时，谢静宜说：“那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并要大家不要相信这种妄评。在场的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并未意识到是授意我们反对周总理。

有的人还认为我们借批判孔丘“述而不作”来影射周总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我们的文章在谈到孔丘是不学无术的寄生虫时，套用了毛主席“一不会种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用兵打仗”，将孔丘写成“一不懂革命理论，二不会生产劳动，三不会用兵打仗”。迟群看稿时删去了“三不会用兵打仗”。当时我还想不大通，认为一、二、三点连下来形容很好，为何删掉呢？迟群的用意，我不清楚，然而就我本人而言，毫无以此攻击周总理之心。

我与《红旗》编辑王达强核对清样时，甚至特地在这篇文章引言“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中的“一类政治骗子”前加上“这”字，旨在避免引起人们的误解。

1998年1月，我曾向谢静宜问及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她说：“《孔丘其人》一文是江青建议写的。目的在于简明扼要地介绍孔子。我就此事专门请示了毛主席。主席同意写这篇文章。文章在公开发表前，我们曾将文稿报送毛主席和周总理阅审。”

如果要问我，想在此文中影射何人，那么，坦率地说，首先是林彪，其次是李德生。李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批林批孔前夕，从内部得知，他已受到批判。江青在一次座谈会上骂他是“大恶霸”。1974年2月间，江青叫陈亚丁到她那里开会，她说：“八一厂造孽了，军阀管理。”会一开完，总政就贴出了大标语：“打倒大军阀李德生”。这事传到了“梁效”大批判组。在此影响下，我们在《孔丘其人》一文中用了一个“凶狠残暴的大恶霸”的小标题，影射李德生。这是实情。

《孔丘其人》一文发表后，我们参与写作的人方得以松口气，稍事休息、调整。一天，我到21楼历史系教师宿舍去聊天，在郝斌房间内坐了一会儿，突然感到浑身不舒服，随即躺下，呈轻度休克状。郝斌问我怎么啦？怎么办？我使尽力气请他打电话告诉写作组。后来，李家宽派了辆汽车将我接回驻地。这次休克并非什么病症引起，而是一个多月夜以继日写《孔丘其人》的结果。在家休息二三天后，我又回到了写作组。当时，我的工作劲头很大，曾说过“我们不能在这儿吃干饭”。这句话一度成了我的“名言”，后来则成为我的一条罪状。

二、批儒评法

继《孔丘其人》之后，“梁效”所写的较为重要的文章是《读〈盐铁论〉——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这是一篇《红旗》杂志的特约稿件。

1974年4月初，《红旗》编辑部的邵铁真同志打电话给我，约我们写一篇读《盐铁论》的文章。我将此事向李家宽作了汇报，李把这一写作任务交给了我们小组。由于何芳川和我过去是从事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的，不太熟悉中国古代史，于是我们便先把《盐铁论》原文找来仔细阅读，然后按照自己的构想，讨论出一个提纲。我们的主导思想是批判贤良、文学们所鼓吹的复辟倒退，肯定桑弘羊的革新进步，将两者之间的斗争说成是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大约在4月5日左右，我们写作小组四人（我、钟成勋、何芳川、朱耀庭）到《红旗》杂志社与邵铁真、何望贤商量如何撰写此文。邵是《红旗》的老编辑，何则刚从湖南调来。邵提出两点要求：一、强调中央集权。他说毛主席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措施，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二、批匈奴，影射苏修。关于霍光问题，我们提出，这个人物是儒家还是法家，看法有分歧，不好写。邵说，不好写，暂时避开也行，或者按你们的意见写上也可以。邵还给我们念了江青于1974年初对宣传口负责人关于儒法斗争史的讲话。

我们小组返回驻地后，就分头起草。由于我当时健康状况欠佳，商定由何芳川起草开头和第一部分，钟成勋起草抗击匈奴部分。何芳川在草稿中把霍光写成儒家。我记得他当时的根据是：一、《汉书》一个传内说霍光是支持召开盐铁会议的；二、桑弘羊是被霍光杀害的，他们是对立面；三、汉宣帝是法家，他视霍光“如芒在背”。我们在通稿时同意何的意见。文章初稿约于4月15日左右送到《红旗》。一两天后，邵铁真和何望贤又找我们谈了一次，他们认为初稿不太理想，要改写，并且对第一、二部分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还要求增加第三部分，谈谈儒法两家思想、路线方面的对立。我改写了第一段中关于批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部分。何芳川增写了第三部分。我们四人集体通稿一遍后，将定稿送到《红旗》，《红旗》认为可以，略作了一些修改。关于霍光的一些提法便是《红旗》加上的，如“霍光没有出场，他用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作为他的炮筒子”，“霍光大权到手，很快就纠集一个山头”。此文发表在《红旗》1974年第5期上，受到了江青的称赞。

《论商鞅》一文由何芳川、钟成勋两人同时起草第一部分，朱耀庭起草第二部分，我起草第三部分。在写作过程中，《红旗》曾要求我们查查苏修攻击商鞅的材料并可以有针对性地批判几句。5月中旬，文章初稿写成，经李家宽、王世敏、宋柏年审阅后送《红旗》。余征认为写得一般，理论分析不够，我们又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此文发表在《红旗》1974年第6期上。

宣扬法家的文章还有一篇《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这篇文章也出自我们写作小组之手。后来，有人批判此文名为颂扬武则天，实则吹捧江青。1974年6月底，当我从天津返回北京时，何芳川立即告诉我，各组都在写法家人物的文章。我们决定按原计划，介绍和评论唐朝女皇、法家武则天。何芳川已开始阅读有关唐史的资料。由于我对唐史所知甚少且又比组内同志晚看了几天，所以我们商定，由我起草开头和第一部分，主要是提出问题和谈谈当时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何芳川起草斗争内容和局限性，即第二、三部分。文章写成后，我们两人通了一遍稿，由我执笔。题目定为《法家女皇武则天》。初稿打印后，曾拿到大批判组范围内讨论过一次，杨克明等人认为此文写得一般，陈先达不同意文中“阶段性转折”的提法。按照大家的意见，我们又进行了修改。最后，李家宽将文章题目改为《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经迟群审稿后送到《北京大学学报》和《教育革命通讯》发表。这篇文章仓促而成，质量不高。李家宽曾专门拿来一篇清华大学幼儿园老师写的文章，题为《谈谈对武则天的几点看法》，说我们的文章还不如她们写得好。后来，清华大学幼儿园老师的那篇文章与我们的文章同时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4期上。

在我们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江青曾在第二次批林批孔座谈会上讲到武则天。我未参加那次座谈会，江青谈话内容我是事后听传达得知的。她说：“当时二十万人上书要武则天当皇帝嘛，这一定有她的社会基础，她的政策符合更广大的地主阶层。”后来，在天津的批林批孔大会上，江青又一次提到武则天，内容与前次相仿。我们在起草《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时，将江青的讲话视为“精神”，贯穿在文章之中，但无意把武则天与江青作历史的比拟，在我们看来，封建皇帝武则天和毛主席夫人是不能比附的。另外，文中点出武则天的局限性与过失，亦非影射江青。

1976年3月2日，江青召集十二省、区会议，发表长篇讲话，再次谈及武则天。她说：“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

三、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0月，清华大学校园内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事情是这样的：同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兼政治部主任吕方正联名写信状告迟群、谢静宜，说迟群未当上教育部部长，牢骚满腹，情绪低落，烧被褥，摔杯子，平时工作作风专横跋扈，等等。刘冰等人给毛主席的信通过邓小平转到毛手中，同时抄送北京市委负责人，并口头将信的内容向市委科教口负责人作了汇报，要求中央和北京市委调查处理迟群、谢静宜的问题。

刘冰等人之所以联名写信状告迟、谢，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前一段时间，毛泽东在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批“经验主义”问题上作了批示后，又在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的做法，并反复告诫“不要搞四人帮”。

根据毛泽东一系列指示，邓小平在5月27日至6月3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先后发言，就江青说“同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反经验主义等问题，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进行了批评。江青等人说开这个会是突然袭击，是围攻。邓、叶、李三人反驳了这个说法。在这个会上，王洪文检讨了几句，江青未认错。后在1975年6月28日才作了书面检讨。

刘冰等人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写的信。可是，这次，毛泽东没有支持刘冰等人，相反，完全站在迟、谢一边。他在信上作了用词严厉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这样便给清华园内的这场斗争定了性且纲上得很高。

迟、谢根据这一“尚方宝剑”召开党委扩大会，批判刘冰等人。起先，刘冰等人态度强硬，不认为反映情况有什么不妥。后来，据刘冰回忆：11月15日，当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听到毛主席对清华的上述批示，“真如晴天霹雳！……满脑子都是主席的批示。”清华校园内对刘冰等人的批判会，规模越开越大，最后竟召开万人大会。“梁效”成员有时也允许去听会，我就去听过几次。当时，不仅要批刘冰等四人，而且也要批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周荣鑫。据说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上告周荣鑫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在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走。毛泽东支持了这封信。反击“右倾翻案风”便由此掀起。

毛主席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直指邓小平。过去，我对邓小平怀有好感。后来，我随毛对邓的态度而起伏。

文革初，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不久，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邓小平耳朵聋，开会时他坐得离我远远的。”当时，我曾与朋友议论过此话的含义，他认为，这是毛主席嫌邓小平不听他的话。毛泽东还批评邓将中央书记处搞成了独立王国。北大聂元梓等人随即贴出一张大字报：“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列举了他很多“罪状”。邓小平与刘少奇一起被打倒。但毛泽东在处理刘、邓二人问题时态度不同，方法也有所区别，对邓小平仍采取“保护政策”，并非置邓于死地。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等人主张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没有同意。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1972年，北大工宣队向北大党员传达过一份中央文件，该文件由两部分组成：一，邓小平的长篇检讨摘要；二，毛泽东对邓小平检讨的批示。先传达了毛泽东1972年8月14日的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邓小平的检讨很长，据说约有四万字，因此，只摘要向我们作了传达。

1973年邓小平获得“解放”。毛泽东一步步迅速地安排邓当了党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那时，又传达下来毛对邓的两句评价：“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据此，邓小平便进而成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党中央副主席、总参谋长。此时，其地位已高于文革之前。周总理病重之后，便由邓小平在中央主持全面工作。

复职后的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进行全面整顿。他就此发表了多次讲话。当时，邓的讲话未向“梁效”成员传达。不过，我们从小道也听到一些。我个人觉得邓小平实际上是想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老一套。

毛泽东曾表示，他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那他是绝不会允许的。因为毛泽东视文革为反修防修的战略决策。据说他希望邓召开政治局会议，搞个关于文革的决议，遭到邓小平有礼貌的拒绝。邓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此后，毛对邓的态度大变，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这场斗争相当激烈、尖锐。1975年1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此会文件，向“梁效”成员作了传达。该文件称：“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做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此时，《红旗》杂志又向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约稿，要求写一篇文章，批判教育战线上的“右倾翻案风”。这篇文章的写作任务交给了钟哲民小组。为写好此文，调去了我们组的何芳川。他们以周荣鑫的言论为靶子，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逐一进行批判。该文以《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为题，发表在1975年第12期《红旗》上，随后全国各报刊纷纷转载。

这篇文章发出一个信号：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又要开始，其目标则是在中央主持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后来，我们听到了毛泽东关于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指示。毛远新将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月1月多次谈话整理出来，冠以《毛主席重要指示》的标题，逐级传达下来。

1976年2月25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邓小平同志负责。他要求大家“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

我们将上述指示视为毛泽东的最新思想和党中央的最新精神，认真学习，反复领会，并努力贯彻。大批判组写完《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篇作为“信号弹”的文章之后，接着由我们小组承担起另一篇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的写作任务。

这篇文章也是《红旗》杂志的特约稿件。姚文元向迟群、谢静宜打招呼，要我们再写一篇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迟、谢交给我们一些背景材料：一，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头头整理的有关胡耀邦、李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言论。二，胡耀邦自己写的《科学工作汇报提纲》。“梁效”将胡的这份提纲与《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汇编成册，称之为“三株大毒草”，供人们批判。这一小册上报中央后，得到了华国锋等政治局委员的赞同。

《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是“梁效”发出的又一颗重型炮弹。此文由我、何芳川和陈先达起草。其特点是：首次将“右倾翻案风”这一提法公诸于世。我们在动笔之前，还听了胡耀邦一次讲话录音。那是他向中国科学院共青团员们作的一个报告，他鼓励青年团员发奋学习科学知识，向科学进军，作一名新长征的战士，为国家早日现代化而奋斗。胡耀邦的这篇演说富于激情，很有鼓动性。

《回击科技界右倾翻案风》一文矛头直指胡耀邦、李昌，进而逼向邓小平。我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人民日报》社论精神和从清华大辩论中得到的一些材料，将“右倾翻案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了全面的概括：“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从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到科技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异曲同工，如出一辙，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它说明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它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衷主义。从政治上、思想上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该文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不少人写文章时都加以引用。

为了批所谓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特地查阅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人代会上的报告，因为其中有驳斥右派“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内容。

此文在发表前，我们还找北大化学系、物理系一些骨干座谈，听取他们对文章的意见。在那种大气候下，他们当然不会提出什么相左的意见。

我清楚地记得，这篇文章是在1976年春节播放的，大年初一清早，我打开收音机，听到正在播放《回击科技界右倾翻案风》一文。当时，我很兴奋，自以为领会、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事后看来，此文颠倒是非，扰乱人心。

1976年6月份，《红旗》又来约稿，要我们写一篇《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的文章。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与何芳川、陈先达三人查了很多邓小平的言论，查来查去，感到邓小平与林彪不大一样，他没有什么尊孔的言论。只找到一句“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那么，文章怎样写呢？我们三人与《红旗》杂志的编辑一起讨论，决定把邓小平与孔孟从本质上联系起来。何谓从本质上联系？就是说，孔老二要复辟，要恢复周礼，邓小平要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复辟资本主义，从搞复辟这一点来说，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于是，我们便牵强附会地写出了这一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的文章，生拉硬扯，将邓小平与孔孟之道连在一起。这篇文章发表在1976年第9期《红旗》上。

在批邓过程中，“梁效”曾将邓小平几年来的讲话编出一份《邓小平言论》，供批判用。其中收进了邓小平授意，胡乔木、邓力群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胡乔木和邓力群曾把交待材料报送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华又将它转给了“梁效”。

邓小平在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约于1976年2、3月间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这是李家宽向“梁效”成员传达的。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公开点了邓小平的名，罢了他的官。我们的文章想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但是，后来听说事发那天，邓小平既没去天安门，也没有在幕后指挥，而是到前门饭店理了发。因此，我们只好说他实质上是后台。

四、《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粉碎“四人帮”后，《光明日报》1976年10月4日发表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被定性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动员令。因此，起草这篇文章的我们小组首当其冲，受到猛烈冲击。

毛主席逝世后，《光明日报》向“梁效”约稿，要我们写一篇悼念毛主席的文章，主要谈谈“按既定方针办”的问题。李家宽问我们组能不能写。

对毛主席逝世，我个人已在北大校刊上发表过一篇悼念文章，题为《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永远忠于您》，刊登在1976年9月16日的《新北大》上。当时我崇拜毛泽东，认为他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尽管文革初期，我受到冲击，遭到批斗，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我的思想逐步被其征服，完全接受了他的理论。我认为毛泽东知识渊博，文史哲造诣深，对中国革命有巨大贡献，对世界亦有广泛影响。他的逝世，犹如巨星陨落，令我悲痛不已。这篇悼念文章充分表达了我当时的思想和心情。

对《光明日报》的约稿，我却兴趣不大，因为此时我正准备赴波兰工作，整天在学习英语。现在，李家宽既然找到头上，那就写吧。我便将此事告知两位组员何芳川和陈先达，他们也是持“要写就写吧”的态度，不甚重视。不久，《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孙关龙应约来到“梁效”驻地，与李家宽和我们小组的同志一起讨论文章的主题。孙一开头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晚年的一项重要指示，因为197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将这句话用粗体字刊出。”我对此也深信不疑，早在8月份，我已从《人民日报》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两点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

9月20日上午9时，汪波清、孙关龙在光明日报社对我、陈先达、何芳川等人谈了对该文的要求。孙关龙说，我们理论部几个同志研究了一下，这篇文章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作解释，而要歌颂“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的伟大意义，这六个字，字字千金，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接着，孙关龙对文章的路子、内容提出了比较详细的提纲：首先谈谈“按既定方针办”的伟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不仅管我们这一代、下一代，还要管世世代代。违背这一点，党就变修，国就变色。然后谈谈为什么必须“按既定方针办”。回顾党的历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毛主席已经为我们制定了一整套方针，歌颂主席思想的伟大发展。违背就失败，遵循则胜利。在社会主义时期，就是按党的基本路线办。再谈谈怎样“按既定方针办”。一是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二是加强党的领导，坚定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当前，在国内要批邓，在国际要坚持反对苏美两霸。最后要强调，不斗争就不能进步，要树立必胜的信念。汪波清补充说，最有说服力的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成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蓝图已绘好，问题是坚持“按既定方针办”，而不是另想一套。过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以后还是这样，要鼓舞必胜的信念。孙关龙还谈到国际共运史的经验不太好写，马恩逝世后，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取得了革命胜利。斯大林逝世后，出了赫鲁晓夫。汪波清说毛泽东思想现在深入人心，马恩那时两个人，现在八亿人民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在讨论结束前，汪波清把师海云找来，请他念了一遍华国锋在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其中传达了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孙关龙和汪波清还给我们看了新华社内参关于对“按既定方针办”的反应。

文章大意明确后，我对何芳川说：“你先起草，然后我们大家修改。”那时我只想尽快赴波，已经心不在焉。何说：“行，我起草。”并说：“这不是什么大文章，几千字就行了。”初稿完成后，由我执笔修改，我未作大的改动，只作了一点非实质性的文字润色。这篇文章便于9月24日左右定稿。经李家宽等人同意后送《光明日报》。9月30日下午，迟群电话告李家宽：“我太忙，没时间，那四篇稿子（包括《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不看了。你们看了，可以发。”同日，《光明日报》排出清样，让我们再审一遍。清样复审后立即退了回去。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予以发表。该文的标题是我起的。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就是如此，并非江青或迟群、谢静宜授意。

粉碎“四人帮”后，工作组责令我们写作组交代“四人帮”是如何授意写作此文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央报刊文章把这篇文章定性为“篡党夺权的动员令”、“矛头指向华国锋主席”等等，真是令我啼笑皆非。后来，上面还要《光明日报》总编辑莫艾和他的副手孙关龙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此事审查了多年，也没查出“四人帮”与这篇文章有何直接关系。

当时，对我们施加压力最大的莫过于华国锋主席，他一口咬定我们这篇文章的矛头是针对他的，这就将我们置于反党反革命的绝境。

当时，我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和尊敬，同样也信任和尊敬华国锋，拥护他出任要职，丝毫没有反华之心。甚至在修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时，我还按照华国锋在毛主席追悼会上所致悼词的提法，作了变动，如第四段“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文章的第十二段，我加了一句：“并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暴风雨中考察和锻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通稿时，我举例说：“譬如华国锋同志就是久经考验的，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我拥护他还唯恐不及，又怎能去反对他呢。

实际上，从范硕所写《“四人帮”覆灭记》等材料反映的情况看，当时高层的政治斗争也渐趋尖锐化，华国锋等人只是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作为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借口，这大概才是历史的真相。

《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