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江兵：央妈一直很努力，财税从来不积极 —— 兼评财税与央行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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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从来没有积极过”。这是时任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先生五年前一个论坛上公开说过的一句话。

“预算软约束不消灭了,财政积极更可怕。中央层面有楼继伟(前财政部长)这些明白人把控一点,地方政府积极过头了。”范剑平最近表示。

但从最近财税系统人士反驳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的文章来看,批驳的软弱无力,不值一驳。从历史上看,财税消极是个事实,更多拉动经济增长是靠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财税用消极的财税政策对央行的货币政策起到过销蚀的作用。徐忠说的财政注入金融机构的资金存在虚假注资也是事实。

财政部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消极,在国有银行改革成果后摘桃子。

2002年2月,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银行办成现代金融企业,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综合改革是整个金融改革的重点”;“无论是充分发挥银行的重要作用,还是从根本上防范金融风险,都必须下大决心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此后,降低不良资产、实行审慎原则的会计制度,到实行股份制,再到上市这“三步走”的改革步骤已成共识,随后的银行业改革基本遵照这一思路。

2003年,为了改革当时的银行业监管体制,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同年4月28日,中国银监会正式挂牌;12月27日,《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颁布。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明确,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走股份制改造之路,是当前国有银行走出困境的战略抉择。

本来,应该由财政部出资给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然后,股改上市的,但是,据这两家银行的高管对包括笔者在内的金融记者介绍说,当时的财政部门对注资这两家国有商业银行不仅不感兴趣,而且,抵触情绪很大。

当时,中国和海外媒体充斥着,“中国银行业技术性破产”的说法,时任财政部长对这两家银行的高管说,财政注资,你们亏完了怎么办?看法跟中外媒体和一般小散户的见识不分高下。

由于财政部坚持不注资,改革时不我待,在这种情况下,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现任央行党委书记、银监保会主席)经批准用外汇局出资组建国家级金融投资公司,于2003年12月16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

2004年1月6日,在央行外汇局主导下创造性地运用外汇储备注资大型商业银行:由汇金公司拿出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合计3724.65亿人民币)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并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拉开序幕。

在看到建行和中国成功上市后,财政部忙不迭的要出资入股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不提。

2007年9月29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公司”,即中国主权基金)成立后,汇金公司变更为中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原定位不变。

徐忠文章中称,财政部虚假注资,金融机构自己给自己注资一点不假,从央行手中把对中国最主要的金融改革最大的果实包括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囊入其中是历史的事实。

历史上,财政部对推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没有发起和推动,作用消极,国有银行在改革之初,外资银行总会以此压价,理由很简单:你们自己的财政部都不看好你们,怎么能卖个好价钱?

笔者早于徐忠三年半公开撰文持续批评过财税部门的消极财税政策。

曾记否?在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发改委每次降低油价都要开证一次燃油税,在第三次开证后,笔者忍无可忍撰文写了《燃油税销蚀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公开批评财税政策,那之后降低油价,才没有再开证燃油税的。(财税部门曾准备撰文反驳我的观点指定让记者采访的所有专家都无法反驳我的文章,记者最后找我本人问我怎么反驳我的文章,十分好笑。)

笔者在那篇文章中对财税部门的批评,对于所谓的财税人士反驳徐忠的文章,依然具有杀伤力: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面对经济下滑,一般都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套使用,至少启用一方,但另一方不能拖后腿。从过去的一年多来看,央行实施的货币政策虽名为“稳健”实为积极宽松;财政政策口号是“积极”实为稳健甚至是消极的。

石油价格的重要性众所周知,石油价格的下跌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和讯财经年会上介绍说:“我们用CGE(一般均衡)模型的估算结果是,如果年均油价降低10%,我国年均实际GDP增速可因此提高0.12个百分点。”马骏先生的模型显然没有计算油价下跌后,财政部三次提高了燃油消费税,汽油消费税从1元/升提高至1.52元/升,柴油从0.8元/升提高至1.2元/升。

这样,石油价格虽然下跌,但是,加上税收,油价跌幅有限。加税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严重的财政紧缩政策,势必让积极的货币政策大打折扣,更致命的是,极大压缩了货币政策空间。

之后,笔者曾撰文明确指出财税政策拖央行货币政策的后腿（《三部门互撕 真理在谁手里?》）。

笔者的《金融的真相》和《经济的假象》中有三章呼吁减税费,撰文呼吁了十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减税了,很让我惊奇的是,特朗普主张的对个税的主张跟我2014年呼吁中国减税的档次都一样,最后虽然被参众两院修改,但是,特朗普的减税是真正的减税,我多次撰文呼吁降低个税的关键不在于起征点,而是降低税率,他们做到了,并与今年初启动了。

在当下,美国减税会让很多美资和代工企业返回美国,富士康已经在美国投资一百亿美元建立工厂,税率战才是决定中美经济的关键。富士康的这个厂到美国去了,在美国交税;中国税率高,但是,那一百亿美元的工厂在中国交税额度为0,在美国交税,这就增加了美国税收的税基,这是很客观的理解拉斐尔定律了,降低税率可以增加税收。

福耀玻璃的创始人曹德旺先生早就说过,美国除了劳动力成本略高,电费、石油、原材料等都比中国便宜很多,税费低的多。

随着,美国经济的过热,美联储加息毫无悬念,加息和减税会让美国企业把利润转回美国,全球制造业会重新回到美国。

同样是,五年前那次论坛,范剑平先生预测的全中:

我清晰的记得,范先生当时气愤的说,财税部门贪得无厌,经济下滑企业困难,不仅不减税费,还横征暴敛。

徐忠说的一定没错,近几年减税政策不少,但是企业和居民缺少实实在的获得感,有的企业税负不降反增。

非要等到企业都搬迁到美国去扩大美国的税基,无地征收,才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