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黑”过犹不及 亟待改进的中共宣传方式(图)

Macedon

　　近期，一场在中国悄然升起的高级黑式宣传被中共高层骤然禁停。一度热火朝天的“梁家河”宣传被冷却，中央党媒也带头淡化对领导人的过度报导和宣传，多个地方政府也发出禁令，撤下此前多地悬挂的中共主要领导人习近平的画像和标语。近期中国弥漫的个人崇拜式宣传似乎得到最高层主动遏制。




“高级黑”包装过犹不及

　　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因为新生代领导人习近平的积极有为和政治气魄，将中国带入新时代，绝大部分中国官员和民众都对之产生了崇敬、拥戴之情。在这个基础上，加之中共体制的推动，在政治上为避免十八大前因为过于强调集体领导而导致产生的九龙治水、一盘散沙局面，也有强化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所以，对于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宣传包装一直都在，包括各类宣传纪录片、书籍、讲座和学术研究。坦率说，在中国一党执政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这样做也的确有其政治逻辑。



陕西梁家河村将当年领导人居住的房间和生活物品用来展览

　　令人烦恼的是，这股风潮却被一些急于展现忠诚、习惯于“宁左勿右”的投机官僚与官媒火上浇油，变成了“高级黑”事件。比如贵州省《黔西南日报》曾效彷毛时代的文宣手法，在配以巨幅照片的同时又喊出“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等口号。后来这一过火行为虽被喊停，却留下了一个坏的示范案例。近期在中共建党97周年前后，各地在掀起新一轮学习热潮的同时，再度将这种高级黑式的宣传推向极端，再次起到了过犹不及的效果。

　　本轮风潮的集中体现是“梁家河”，这个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的一个贫困乡村，因习近平在此作为知青与当地农民一起艰苦地生活过七年，被中共作为领导人亲民路线的教科书来宣传，以期对中共官员进行“不忘初心（电视剧）”的政治教育，恢复中共来自人民群众，为人民服务的神圣宗旨。如果事情仅限于此，其实可以理解，问题是“梁家河”热的宣传力度越来越大，大有如习近平所说的要“炸平地球之势”。

　　随着宣传的层层加码和“宁左勿右”，地方上过度宣传和生硬拔高反而慢慢掩盖了梁家河在政治教育上的正面意义，转而变为对领导人个人经历和魅力的阿谀吹捧，一些招致舆论非议的机械宣传更是适得其反。比如，近期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梁家河大学问”为主题列出17个科研项目，每一项都把习近平七年的梁家河知青生涯与习近平思想的各组成部分生硬地建立逻辑关系，招致舆论一片愕然。

　　不仅如此，在吉林省长春市出现了“习语录”地铁，将习近平讲话贴满车厢空间。近期中国多地传出清查滥用领导人画像的行动，比如北京、广东省东莞等要求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禁止使用领导人画像做户外广告，多地也撤下随意张贴的领导人画像及宣传品，这也反过来证实了此前各地竞相悬挂领导人头像的现象。

　　上述这一切，由于对领导人密集“井喷”式颂扬，对内涵的粗暴拔高，把感染式宣传变为机械式灌输，既令人警醒，又再次凸显中共宣传的短板。

　　“高级黑”的深层根源

　　事实上，中国社会涌现这种高级黑风潮，除了宣传粗放误导的影响，又有其社会现实土壤和历史根源。个人崇拜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土壤。中国民众普遍存在“明君”观念，尤其深深植根在中国社会数亿的农民群体中。

　　而中国社会的各类复杂矛盾、发展不均衡和撕裂也呼吁着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来凝聚力量，推进改革和发展。作为一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人口14亿的超大型国家，中国一直以国情复杂、治理难度高闻名于世，每当社会发展进入某个关键节点时，往往对于政治强人的依赖性非常大。当年文革结束后，整个社会普遍存在寻找出路的巨大诉求，邓小平正是在这种时代关口展现了自己独特的历史洞察力，与人民呼声相契合，推动了整个国家的巨大进步。然而，邓小平时代中后期经济社会发展陷入瓶颈，亟须转型，加之贪腐之风肆虐，各类深层次矛盾快速累积，人民普遍渴求变革。习近平同样是在此时代变革节点展现出自己的领导力、政治决断，方才初步扭转局势，重新收获人心。鉴于多数普通民众都有“明君”的观念，故当习近平契合人民呼声，积极有为，他们难免会产生一种崇拜之情。

　　而中共宣传机器面向的主要对象其实就是以农民、工人为主体的工农阶层。长期以来，中共的最主要政治基础不是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而是工农群体。他们占据着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是中共宣传的主要对象，这就决定了中共宣传要符合他们的思维习惯、照顾他们的口味。所以几十年来，中共的官方宣传从报导内容、语言和风格上，在已经城市化的角度看来，都显得十分保守、陈旧，难以让某些受众满意。

　　当然，很多宣传弊病并非完全是某些官员个人的问题，也有中央集权式政治体制下“宁左勿右”政治生态的问题。中共作为一种新威权体制，当中央权威尚未建立时，最高层容易出现九龙治水式的政治危机，而当中央权威成功建立后，又难免会造成层层加码的问题。在压力型的层级制下，地方官员普遍面临上级的考核压力，存在“宁左勿右”的心态，因此，中国地方上做任何事都容易为了安全而层层加码，致使执行的时候偏离政策初衷。在对领导人的宣传中亦如此，中央层面也许只是正常倡导，到了地方就扭曲为个人崇拜。

　　亟待改进的中共宣传方式

　　然而，即便如此，这并不能成为中共文宣滞后的借口，中共的宣传方式依然远远滞后于现实社会发展。中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即便是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年轻群体也早已成为互联网居民，开启了网购和微商，农民工群体也玩起了微信和抖音，具备了全新的互联网思维，更别提日益扩大的城市群体、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人们的思维和偏好日益多样化、多元化和开放，甚至已与中共旧有的宣传方式构成内在矛盾。而中共要想在互联网时代继续夯实政治基础，就必须与时俱进地革新宣传思维，探索更加多元化更现代的宣传方式，而不是沿袭霸屏的方式，简单粗放地灌输。

　　所幸的是，针对这种过火之风，中共近期也主动做出了及时的调整和纠正。“梁家河大学问”课题项目已被官方叫停，多地据传也已撤下泛滥张挂的领导人画像，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头版亦不再将领导人新闻生硬拔高至最醒目位置。这些都被视为中共高层有意为之的降温信号。

　　纵观这次风潮的起伏过程，一方面说明了今天中共领导者既有毛邓之后其他领导者所未有的时势和权威，又不同于毛时代，能够主动出手遏制高级黑，展现了难得的灵敏反馈和纠错能力。另一方面此类事情的发生还是暴露出中共依然不是一个现代政党。当然，此处的现代并非西方工业革命意义上的现代或是以自由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而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和马克思主义（Marxism）哲学思想的现代。对于目前存在的非现代一面，只有不断自我批评和警醒，持续进行深化改革，方能逐渐克服。这不只是某个领导者的工作，而是中共的工作，甚至是全民都要一起做的“体操”，从而建立起新时代中国人的现代性和新文化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