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史

雨夜

我的知青史

口止文口 于 2018/8/14

题记：

今年，是我下乡50周年。写下这些文字，纪念我逝去的青春。

我的集体户（1）

1968年10月31日。一个我终生都没法忘记的日子。那一天，我离开德惠四中，结束我的中学时代，进入一个新的家庭——16个人的大家庭。

当年，这个家庭里年龄最大的不超过20岁。我年龄最小，16周岁。10女6男。我们集体户一共16人。1966年冬天到1968年秋天，这两年是怎么过去的？在我的记忆中，是个空白。似乎有过复课，但肯定是短暂的，最长也不会超过两三个月。学校停课，部分学生和老师忙于“革命”。

我家的家庭出身一栏里，明明白白写着：富农。就如当年的阿Q一样，我既“不配姓赵”，当然就“不准革命”。那时候流行的一句话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不上课，也不“革命”，这部分学生，曾被称之为“逍遥派”。能够“逍遥”，应该是件快乐的事。可那时的我，是被迫无奈才“逍遥”的。在县城，中学生想打工，几乎完全不可能。想读书？无书可读。除了《毛泽东选集》，几乎所有的书都成了禁书。

听到下乡的消息，许多同学开始联络、交流、商量，与平日交好者熟悉者组成新集体。因为学校停课，我一直逍遥于校外，待听到下乡消息，赶到学校时，班里同学多已完成寻伴组户这一步，我只能听老师安排。当时班主任已经换成了身材矮小的齐玉华，他把我插进一个临时组成的集体户，此户内66、67、68三届学生都有，只有同班的郭崇学一人是以前熟悉的。

下乡，我是被热烈欢送走的。从县委大门前到火车站的天桥，一公里多长的中央街上，两旁都是欢送的人群，他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犹如在庆祝一个重大的节日。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这些欢送者的面部表情。我想我那时面部也没有表情。虽然那鞭炮为我燃放，锣鼓为我敲响，但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我，心里当时肯定没有欢乐。如果说能有什么，那也只能有迷惘，有无奈。那天是父亲送我到车站。

母亲为什么没有来？后来我想到了：她一定是在家里哭泣。我姐姐在我之前已经走了。我是我家走的第二个孩子。那一年，姐姐18岁，我16岁。母亲无力留住我们，除了哭泣，她没有别的办法。

1968年，我姐姐和我先后下乡。1970年和1976年，两个弟弟也相继下乡。我家姐弟四人，下乡无一幸免。“在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中------青年们满怀着理想和憧憬------”这是当时媒体的说法。亲身经历过这些的我，却刻骨铭心地知道：那不是事实。至少，对于我，和我们集体户的16个人来说，不是事实。

那天，我们背着行李，每人提着一个装着脸盆的网兜离开县城的家。我的行李里是一床被子，一条褥子，一条毛毯。毛毯是特供给下乡知青的，凭票购买，价格七元多。被子褥子是妈妈缝的。此前，我从未在褥子上睡过觉。家里只有一条褥子，那是爸爸的。我不知道什么是理想和憧憬。我只知道，我必须下乡。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没有商量的可能。

我们集体户（2）

中国大陆，如今年龄60到70岁上下，当时在初中、高中读书的，都曾被标示为：知识青年。这个年龄段的人，当时家在农村的，叫作：返乡知识青年；家在城市的，叫作：下乡知识青年。这批人里， 1966、1967、1968这三年毕业的初中、高中学生被称为老三届。

我是1968年毕业的初中生，属于老三届，但因为“文革”，实际只读了一年初中。小学六年加初中一年， “知识”何足挂齿，“青年”过眼云烟。如今年已奔七的我，以自己的经历和视角叙说当年旧事，我只能说，这里所记录的，是我自己的经历，是几千万“知识青年”中一个也许没有任何代表性的个案。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和看法，但不能否认我经历的这些事曾经发生存在。

“文革”前，中国城市里已经出现未能考入大学或中专的学生如何就业的问题。不能就业，其实，就是失业。但在当时的中国，按照马列主义的理论，失业，只有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才会有，我们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祖国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事。

怎么办？下乡。

当时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纸上推出这样的典型：邢燕子、董加耕、侯隽。有一个豫剧《朝阳沟》，讲一个城里姑娘嫁给了一个农民。此剧被拍成电影，全国放映。1966年夏天到1968年夏天，这两年里，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的学校处于停摆状态。

我的一年一班在1967年本应升级为二年一班，1968年升级为三年一班。但实际情况却是，三年级的学生没有升入高中， 我们下一年级的学生也无法升学进入初中。初中的老三届加高中的老三届，总共六个年级的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了轰轰烈烈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务之后，下一步怎么办？

继续读书？

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意思就是，原来数量很小，能容纳人数有限的大学此后接收学生会更少。让这些初中高中课程尚未学完的孩子们工作？城市里根本没有如此之多的工作岗位可提供。

于是，毛泽东发表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

邢燕子、董加耕那个年代是提倡鼓励城里孩子下乡。如今，让这些城里出生长大的孩子下乡成为一个运动。运动是什么？你必须跟着走。如果对抗，那就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首先是你所居住街道居民组负责人会找学生家长，之后是学生父母所在单位领导会找学生家长。很少有家长能承受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压力。

在我所认识的人里，只有两个人没有下乡。

一个是邻居家的一位姐姐， 1966届初中毕业生，她在学校是团支书，本应该积极响应号召下乡，但她有严重的哮喘病，乡下的寒冷和繁重的劳动会让她的健康状况更加恶化。这位姐姐的父亲是县里的干部，当然不敢对抗运动。解决的办法是——马上结婚。

还有一个是我同届学生，当年曾经是实验小学的三道杠大队长。他父亲是瓦匠，当时应该算是小手工业者，因为既不是干部，又没有所谓的工作单位，加上根红苗壮，所以能够抗拒来自街道办事处的压力。这位学生后来也成了瓦匠。

那时的我们只是少男少女，如此关乎一生的重大抉择应该由父母来做决定，而不敢，也不能对抗运动的父母不用别人来“说服”，就用当时的一句话——响应号召——乖乖忍痛送我去乡下。

大批知青下乡后，宣传口号有：扎根农村干革命。

扎根，意思就是，你要永远留在农村。年龄尚小的我们当时无法理解此口号蕴藏意义的严酷。现在回头想想，你就是认识到了，又能如何？那时所有的个人，别无选择，只有服从。



我的集体户（3）

相比北京上海那样大城市，以及长春那样的省会城市，县城的知识青年比较幸运，他们下乡所在地都在距离县城几十公里内的本县所辖农村。我下乡地是：德惠县菜园子公社新立大队第一小队，距离县城约50公里。

从县城坐火车，沿当年俄国人修建的中东铁路北上，经过中德、达家沟、老虎岭，在第四站丁家园，或者第五站姚家下车，步行约3公里，即可到达。当年我们乘火车到丁家园站下车，菜园子公社办公地即在此车站附近。那天菜园子公社门前聚集了多支学生队伍，总数大概有一二百人，各集体户在此分别列队，然后被分给来接人的各生产队。

那天与我们同时到达菜园子公社还有一批长春知青，他们乘解放牌卡车到达。此前，我只知道下乡到菜园子公社，并不知道哪个大队，哪个小队。具体去向似乎是随机安排。我们16个人上了一辆马车——加上赶车的，17个人，一辆马车竟然载得下。

赶车的是一个身材较矮，面色稍显苍白的年轻人。我当时猜想他是所谓的“半拉子”，即在生产队里，因年纪太小，干一天活成年人挣十个工分，他只能挣七八个工分的那类人。后来才知道，他叫宋彦富，是新立一队的生产队长，且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或许马车行走缓慢，从公社到村里，3公里多的路似乎走了很长时间。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大片大片的田野，许多苞米秸还没割倒，在秋风中瑟瑟地摇曳。宋彦富甩响大鞭时，田地里惊飞起一群鸟儿。车上，十个女生唧唧喳喳不停地说话，也如一群麻雀。而我，因为几乎与所有的人都不熟悉，是沉默的一个。16个人中，我年龄最小，家庭出身又是黑五类，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都不会有话语权。

我的集体户（4）

我下乡的村子，叫贺发屯。40多年里，我一直以为它的名字是：合发屯——合伙发财，感觉这是一个相当俗气的名字。直到几年前，得到一张大比例尺地图，找到我插队的地方，才发现是一个错误。长城以南村屯或用牌坊或者石块或立石碑标示村名，东北此类标示无从寻觅。满清灭亡已逾百年，他们老巢仍是蛮荒之地。

贺发，这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汉人名字。此屯南有万家店，东有刘家店，西有闫家坨子，北有王家坨子。查遍菜园子辖区所有村屯，以人名为村名的，仅此一处。贺发屯分为两个生产队。东头为七队，西头为一队。总户数百余家，我记忆里，东西两队，无一户姓贺。这个贺发，是个何等样人？来自哪里？生于何时？死于何处？皆不可考。

村子距离松花江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村子后面，即北侧，就是松花江大堤。大堤在此处是L形，堤内，西侧紧靠大堤是一道水。这是松花江的一个分支。水面止于村后的堤下。因为是一道不流动的水，夏天，水面会被密密麻麻的菱角秧覆盖，岸边则是茂盛的芦苇。经常可以看到成群的野鸭从芦苇丛中飞起。我们集体户的冯守志曾在劳动间隙撒尿时拾到一窝野鸭蛋。

这道水东侧，是一大片湿地。湿地里有数不清的塔头，塔头上生长的是东北三宝之一的靰鞡草。夏天，这片湿地是青蛙鱼虾和候鸟的天堂。附近许多村屯也会在挂锄后，让劳累了几个月的牛马来这里休假。一个夏天，集体户的几个男生没有出工，在湿地里用脸盆淘干一个水坑，收获了半桶小鱼。

湿地后的江边，有数座几十米高的大沙丘，在红日蓝天白云映衬下十分显眼。村里有的农家有捕鱼的小船，更多农户有自制的捕鱼工具——用柳条编的鱼罩、花篮子、鱼篓。有人还有打野鸭的猎枪。喜欢夸大其词的村民说，想吃鱼，油炝上锅，现上后江捞都赶趟。

江湾边有一块高地，被开成了田。种这块地的时候，要坐船过去。有一回几个男孩子故意捣乱，把船晃来晃去，船进了水，沉了。好在水不深，只淹到人的腰部。男人都无所谓，只有集体户的几个女生不得不回去换衣服。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时候的贺发屯，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50年后的贺发屯，泥草房多变为砖瓦房，有些农户院里停了很多农用机械，甚至还有轿车。村周围环境却大不如前。前有高速公路，后有高速铁路，江边还有一个不断排放难闻气味的玉米加工厂。江堤内的湿地完全变成了耕地，那道满是菱角秧的水面已经干涸，金黄色的大沙丘也消失了——黄沙都被运进城市，成了建筑材料。

我的集体户（5）

下乡，是顶层突然决定。接收我们，是底层临时确定。没有任何接收准备，16个人的吃饭住宿就是一个大问题。五个女生和四个男生住进了孙老犟家。五个女生和两个男生——我和男户长张守贵住进生产队长宋彦富的父亲宋老三家。住在孙老犟家的四个男生晚上不愿意到外面方便，就把窗户纸（那时农民家的窗户多是纸糊，极少有玻璃）捅个窟窿，站在炕上往外撒尿。

四个小伙子一起撒，窗外湿了一大片。开初孙老犟以为是下雨。细看别处却没湿，再一闻一股臊气，他很生气，找到生产队长，说啥不让男生在他家住了。这四个男生于是搬进了生产队的里间。我觉得住生产队比住农民家更随便，也随他们住进了生产队。

生产队的正房是五间。中间一间开门，西侧两间是仓库，东侧两间，外间是更倌住，里间是我们五个男生。住在生产队不必担心出工迟到，与农民交流的机会和时间也大大增加。和青年农民交流时，有时相互开玩笑。他们背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冯守志回应：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农民们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在学校家庭从未听过的性教育。这门课，以讲故事的方式传授：

一对小夫妻回娘家。半路上，男人突然有了欲望，便在一片庄稼地里“办事”。两人忙碌正欢，被一无赖撞见。无赖说，你们干这事，坏了我家田地风水，要赔偿。小俩口再三哀求。无赖说，我看看风水坏没坏。如果没坏，可以放你们走。怎么看？无赖对那男人说：我上去做，你在后面看。如果我的两个卵子动了，风水就坏了；不动，风水就没坏。男人同意了。无赖上去干完了，男人说，没动。无赖说，你们可以走了。离开是非之地，女人埋怨男人：都怪你，被人点了便宜。男人说：占便宜？他亏大了！女人问：怎么亏大了？男人说：我在后面看的清清楚楚。他两卵一起悠，风水早走了！

刚开始听这个，脸红耳热。后来就习以为常。再后来，满嘴脏话。四年后，在县城打工。一个姓董的工友，是右派，相处一段时间后，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你和他们不一样。不要再说脏话！突然之间，我感到羞愧。

（注 跟帖：对太多人作了恶：初期公私合营，对小业主、五七年对知识分子、六六对所谓黑五类、六六后对老三届、改开后对下岗工人。。。。。）

我的集体户（6）

集体户的伙食点设在宋老三家。知青下乡，每人发给200多元的安家费。这笔钱，用于包括盖房子、买生产工具、做饭吃饭的厨具餐具以及最初一段时间的粮油蔬菜燃料。开头几个月，我们吃供应粮，拿着粮食本，到菜园子公社粮店购买粮油，每个月有几斤细粮，即大米白面供应。几个月后，生产队分了新粮——玉米、高粱、谷子，粮店对我们关上了大门。此后，主食主要是高粱米饭、高粱米粥、玉米饼子。

副食？你不要和我提副食！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副食。对了，那时候的习惯说法是：饭和菜。刚下乡时，因为有安家费，用这钱买了土豆白菜萝卜佐餐。下乡第一年，我们还像农民那样，自己腌了咸菜，做了大酱。被称为知识青年的我们在很多方面毫无知识，咸菜缸和酱缸里生出许多拖着长长尾巴的蛆虫。萝卜白菜也没有的时候，为了能把饭吃下去，我们会把这些蛆虫拨到一边，照常取吃不误。

再后来，连这样有蛆虫的咸菜和大酱也没有了，做高粱米粥时，就往粥里撒些盐。据说喜儿就是没有盐吃，才变成了白毛女。我现在虽然奔七，仍然一头黑发，大概是得益于那时候盐吃得多吧？

我的集体户（7）

下乡后，劳动第一课是：打场。打场，即给农作物脱粒。当地农作物主要有：玉米、高粱、黄豆、谷子。除了玉米是手工脱粒，其他都是在场院里借助牲畜脱粒。场院是一块平地，四周用土墙围起。收获的农作物如小山般一垛垛堆在这里。脱粒方法是，把高粱谷子或者黄豆在地上铺成一个约两米宽的圆环，让马拉着石磙子在上面行走，同时不断翻动。

马在农作物上行走时，大小便会直接排泄到粮食上。乍看到这一幕，感觉匪夷所思——这也太不卫生了吧？粮食脱粒后，通过扬场，去除作物碎屑，之后装袋。这些粮食，一部分分配给各农户，一部分要交给国家——当时叫交公粮。

那个年代，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粮食都是紧俏的东西，国家统购统销，自由流通的市场上完全看不到。打场，通常是昼夜连续作业。寒冷的冬夜里，耳边听着马拉着石头磙子发出单调的吱吱声，眼睛看着天上暗淡的星光月光，是一件极其无聊的事。

期盼换班的时候，农民告诉我，看到那三颗星吗？三星落地，就亮天了。我讨厌夜班打场。但有的农民喜欢。民谣曰：队长贪污会计搂，社员钉个大挎兜。钉个大挎兜，即是在打场时，趁人不注意，偷偷抓几把粮食带回家。夜里，人困马乏，是大挎兜发挥作用的最佳时间。

偷粮，其实不止在场院。生产队在农作物尚未成熟收割时，就设护青员。护青，即农作物仍然是绿色（即青色）时，防止偷窃。有一年，我任护青员。巡逻时，看到一妇女挎筐从玉米地出来，那筐里装满野菜。我叫住他，拨开野菜，下面有几穗青玉米。我略一思索，就挥挥手，放她走了。我知道饥饿的滋味。

我的集体户（8）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这是古时农民。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那场“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也是农民。中国，农民生活在最底层。

有个笑话：农民和村干部吵架。农民说，你能把我怎么样？有能耐你开除我，让我别当社员！城市人犯错误，处罚顺序是：首先，如果是领导，撤销职务；其次，如果是党员，开除党籍；再其次，干部开除公职，普通职工开除工职，即丢掉工作。真没听说，农民犯错误被开除农职。

知识青年，那时候也是社员，也是农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如农民。比如过日子规划，何时吃干，何时吃稀，何时三顿，何时两顿，农民心里清楚，知道怎样度过缺粮关。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知青则是有米一锅，有柴一灶，吃过上顿，再说下顿。

忽然有一天，断粮了。没有饭吃，自然不能出工。几个男生躺在生产队里屋土炕上，大声唱歌。歌声低沉而忧伤。外间老农说，男愁唱，女愁哭。他们是哭呢。生产队于是借粮给我们。第一次，借给我们的是好粮。后来，粮食质量开始下降。有一次，借的玉米面里似乎掺有米糠，粗而且黑，做出来的饼子完全难以下咽。

幸而离家近，可以逃回去。坐火车，德惠到丁家园，票价5角，到姚家，票价6角。两车站到贺发屯，步行距离，姚家更近些，但因为车票钱可以省一角，所以，我们多从丁家园上下车。即使往返只有1元钱的车票钱，在一年收入最多一两百元，甚至可能分文皆无的情况下，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知识青年们很快学会了逃票。

逃票方法很简单：上车时，挑选中部车厢。上车后，注意观望。如果发现前方车厢检票，就向后移动；发现后方车厢检票，就向前移动。等到车在某站停车时，马上下车，在站台上快步走到检过票的车厢上车。

有人把毛语录与逃票结合：

下定决心——不买票，不怕牺牲——往下跳，排除万难——省下钱，争取胜利——到家了。

为对付逃票，有的列车用另一种方式检票：两个列车员从两头进入一节车厢，向中间检。这时，只能束手就擒。于是，会有以下对话：干啥的？知青。上哪儿？回家（或者回集体户）。补票。没钱。

检票者至此便无话。他们或有子女或有亲属是知青，对知青经济状况心知肚明。长春——榆树间运行的267/268次列车上，长春知青最多，此车后来在尾部车厢设了学习班，把逃票知青都集中到那里学习。学习归学习，没钱补票，到站了，还是得让下车。有的知青脸皮厚，甚至不必等检票，上车直奔学习车。这办法很快寿终正寝。

那天我们带着糠饼子上车，检票时被抓。我们亮出发黑的玉米饼，说，没吃的，只好回家。几个列车员彼此相互看看，其中一个还拿起黑饼子尝了尝，之后默默离去，没有任何人再提补票。

我们可以逃走，农民呢？

我一年一班的同学杨泽田，1967年1月1日，不到15周岁——这年龄现在是童工，违反劳动法——进入生产队参加劳动，迄今为止，已经工作51年，每月现在有国家发放的老年补助金80元。老俩口有一垧地，如果他们要完全退休，把地租出去，每年可得租金6000到8000元。把租地收入和领到的补助金加一起，夫妻俩每人每月最高收入不到500元，远远低于城市职工养老金。

改革开放40年，农民，仍然还在最底层。现在的农村，青年一代都争相逃离，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的集体户（9）

合发屯，好风光，有水无山田地荒，干到年底赔六块，几时有钱娶婆娘。

这首打油诗，当年用粉笔写在五个男生居住的生产队里间土墙上。作者是老赵。某人诸事不顺，说自己“买股票被套，打麻将点炮，生个儿子，像对门老赵”。

没错，住在这个倒霉蛋对门的，就是我的集体户兄弟——老赵。春节前，生产队年终决算，每天工分值为七角多。老赵——他来自一年三班——扣除口粮烧柴款，须向队里再交6元多钱。于是，他在墙上留下这一此后贺发屯妇孺皆知，人人能诵的惊屯之作。

田间劳累之余，对前景无望的老农常常叹息：赵学生说了，几时有钱娶婆娘啊！老赵与我同龄，大我两个月。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母亲去世早，生活上一直是姐姐照顾他，养尊处优惯了，误工较多。下乡到结算分红，我们总计劳动三个月。这三个月中，我除了挣到自己的口粮烧柴钱，还分到手70多元。

所以，他诗中“干到年底”严重失实。下乡四年，那是生产队分值最高的一年。以后则每况愈下。我们屯还算是比较好的。听说有的村屯，年底结算，扣除口粮烧柴各项之后，不仅领不到钱，全体社员无一遗漏要给队里拿钱。

这样的村屯，男孩子娶婆娘肯定不容易。中国拐卖妇女所以能成为产业，根子，也就顺理成章了。老赵当年写此诗，虽是调侃抱怨，大概心里确实存有对未来能否找到婆娘的担忧。有意思的是，集体户6个男生，最后，只有他在贺发屯娶回一个婆娘。

我的集体户（10）

想娶婆娘的，是男生。女生，想的是嫁人。集体户其他15人中，只有郭崇学和我是同班同学。小学我们都在实验小学读书，我是一班，她是二班。初中成了一个班的同学。但在学校时，我和她没有什么往来。

郭崇学是个秀气的女孩子，皮肤白皙，身材苗条，是学校花样滑冰运动员，在冰场上姿态优美。那时的我，对她的了解仅限于此。下乡一个月后，有一天，邮递员来了，留下一封给郭崇学的信。郭崇学那天不在集体户，回家了。

在场的我，自认为责无旁贷理所当然地代她把这信收了起来，想等她回来，借此献上一点殷勤——毕竟，能向漂亮女孩子献殷勤的机会不多。

德惠县城到菜园子公社，火车交通方便，每天至少有三列火车运行。一般情况下，回家也就两三天就回来。回一次家，走路加坐车，也就是两个小时，因为回家方便，所以每次回家也不必呆很久。

但那次很奇怪，郭崇学好像十来天之后才回来。每天我都以为郭崇学会回来，所以每天那封信都装在我的口袋里。这样等她终于回到集体户时，那封信因为在我口袋里呆得时间过长，信封边缘已经裂开。郭崇学接过信时没说什么，但在看完信后找到我，问我是不是偷看了她的信。

我说没有。她的表情是不相信，很生气地转身走了。我很委屈。没想到殷勤没献成，反倒惹她不高兴。郭崇学很快离开集体户。这次走后，再没回来。后来听说她嫁人了。

刚回户里，又马上离开，这肯定与那封信有关。那封信说的什么？是嫁人的事吗？这于我，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十几年后回德惠，听在街上摆摊的老赵夫人说，郭崇学也在街上摆摊，和丈夫一起做小生意。

我曾去过那条商业街，期望能够偶遇，但没能如愿。后来，听说她把摊摆进了当时县城最大最繁华的二商店。某天想起她，就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误会》，写替她收信被误会的事。文章发在报纸上。

那时我的文友，同为德惠四中同学的何明阁常常从德惠来长春，我就把那张报纸装在一个没封口的信封里，请他到二商店转交给郭崇学。信封里装了一张我的名片，还写了短短几行字，告诉她，虽然文章没提名字，但写的就是她。

何明阁后来告诉我，他到二商店，找到了那个摊位，但郭崇学不在，她丈夫在，他就把那信封给了她丈夫。这其实有点不浪漫，有违我的本意。但既已如此，也只能如此。

好在我们都已并不年轻，她丈夫即便有想法，也不会想得太多吧？因为有那名片，郭崇学后来给我打过电话。下乡35周年时，集体户聚会，在餐桌上，大家一一讲自己离开集体户后的经历，轮到郭崇学，她未曾开口，即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郭崇学问我记不记得这样一件事：班级的文艺委员梁士云起头，带领同学们唱歌，唱的是《我是贫农好后代》，梁士云特别提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不能唱。当时她借口上厕所，躲出教室，在厕所里她却忍不住，哭了一场。郭崇学如此悲痛，不仅仅是心灵受到了伤害，更重要的是，这伤害直接威胁到她和她一家人的生存。

她爸爸数月不能拿到工资，她一家被撵到了乡下。覆巢之下难有完卵，她父母当时已是惊弓之鸟，情急之下，只能让她匆匆结婚。父母为她选择了手艺人——一个木匠。那个年代，人能活下去就是幸事，有一门手艺，就饿不死。

年纪轻轻的她，就这样成了那个此前从未谋面一无所知远方小木匠的妻子。那次聚会几年后，刘兰芝在长春组织了一次班级同学聚会，到场的十余人中，有梁士云。酒桌上，我提起班级唱歌的事，梁士云说，她完全没有印象。

我说，你没印象，可郭崇学却因此受伤多年。你应该为此向她道歉。梁士云非常爽快，马上说，好，我向她道歉。我当即拨打郭崇学电话，要让梁士云在电话里对她说一声对不起，以平抚她心中那多年的伤痛。恰好她当时也在长春，于是立刻赶赴酒店。酒桌上，她和梁士云频频举杯，交流甚欢。

郭崇学当然知道，应该道歉的并不是梁士云。那时候的我们是一帮小屁孩，是对险恶的政治一无所知的少男少女。错的不是我们，是那个时代。改革开放以后，郭崇学和小木匠双双来到德惠街头摆摊做生意，十多年后，她家资产已达七位数。

今年同学聚会酒桌上，汤世权说，咱们班现在有两个女地主。不用说，郭崇学当然是其中之一。在一年一班，她即便不是首富，至少，也可以并列首富。

下乡35周年聚会上，物质生活不比集体户其他任何人差的郭崇学哭得那么伤心，这是为什么？我想，她哭的是逝去的青春。最美好的年华，过的却是心惊胆战惶惶不安的日子，让人情何以堪！

我的集体户（11）

郭崇学所说，班级唱歌，不让黑五类子女唱的事，我没有任何印象。我想，也许我不像郭崇学那样敏感，有点没心没肺吧？但细想想，我对这种事也是比较敏感的。小学时还好，班主任与父亲是同事，他的家庭出身也不好，所以印象中他并不特别强调出身问题。

中学只读了一年，班主任滕延年在班上讲过类似的话，但好像也并不是说得很多，后来我知道，他的家庭出身同样不好。有人说起地富反坏右子女受欺负，冯守志说，起码在咱们户里，同学之间没有人为这个欺负过谁。他说的不错，集体户同学之间的确没有歧视，甚至在贺发屯，那些农民们也没有歧视。歧视的只是社会，是当时的政治气候。

但这种政治标尺烙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是贱民，就是不能改变的低等级人。很多年以后，知道印度有种姓等级制度，知道清军入关后把人分为四个等级，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中国的那个年代，这种应该诅咒的政策在不知多少人的心灵中留下了永远不能愈合的创伤，制造了数不清的惨痛悲剧。

周围人都知道你的家庭出身，都知道你是贱民，他们只是不说出来，这起码说明了他们的善良，他们不想伤害你。记忆中，因为家庭出身，我只被伤害过一次。

“五七”战士，下放干部包杰——据说他是从省计委下去的——被安排到大队任副书记。一天，他来到我们集体户，恰好那天我和冯守志、老赵都没有出工。包杰显然很不满意，问我们为什么不出工。

我们很看不起他那种高高在上，很把他的大队副书记职务当作多么了不起的大干部样子，就故意嘻皮笑脸地回话，拿一些根本不像是理由的理由回答他。冯守志说自己肚子疼。老赵说太累了，要歇歇。我正好在洗衣服，就说我因为洗衣服没出工。

包杰放过了冯守志和老赵，瞪起眼睛，咄咄逼人地厉声责问我：洗衣服也要误工？社员从来没有因为洗衣服误工的。我嘻嘻哈哈地回应，包书记你不能这么说啊，社员都有老婆给洗衣服，当然不用误工。我们没人给洗，只能自己洗，不误工怎么办？

我的顶撞一定使包杰很生气，他脱口而出：你要好好改造你自己，不要像你爸爸那样------家庭出身是我心头的一块伤疤，善良的人都知道那是我的痛处，不去碰它，而包杰却一下子捅开了它，这使我无比愤怒。

我是蹲在地上洗衣服的，闻听此话，立即站起来，胀红了脸，对着包杰喊：我爸爸怎么了？我爸爸是人民教师，他一直在为党为人民工作，不许你侮辱我爸爸------包杰绝对没料到我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他或许也意识到了他的话不妥。按照当时的政策说法，我爷爷才是富农，我爸爸应该是富农子弟，而我，应该是子弟的子弟了。

我小弟在乡下，痛殴一农民，只因对方骂他地主。被殴者到公社告状。公社干部听了事情经过，告诉对方：是你的错。文革后期，我的家庭出身一栏填写时改为“革命干部”，不再写富农。较起真来，他那话说的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后来选择了沉默。此事不了了之。但包杰给我的伤害，令我记忆极深，多年里一直无法释怀。

我的集体户（12）

继郭崇学之后，第二个离开集体户的，是郑桂杰。67届的郑桂杰是个身材丰满的姑娘，说话声音有点憨声憨气。刚下乡时，女生轮流做饭，郑桂杰的高梁米饭做的最好，于是，她理所当然成了大厨。16个人来自16个家庭，生活习惯饮食要求难免不一致。记得最初甚至为吃土豆要不要削皮有过争论。

家庭生活较好些的同学说当然要削皮，在家吃惯了不削皮土豆的同学则认为那是浪费。那时的土豆是比白菜更高档一级的蔬菜，数量有限，削了皮，当然量就会减少。但对郑桂杰的厨艺，几乎没有人提出质疑。

突然间，听说郑桂杰出嫁走了。她嫁的不远，那村庄离我们屯3公里，叫七家子，紧靠姚家车站。曾听人说起过姚家车站其名的来历：

这铁路是老毛子（即俄国人）修的。修完后要给车站起名，老毛子问当地人，附近这个村子里姓什么的多？回答是姓杨的多。

老毛子听了，说，啊，姓姚的多？那就叫姚家吧！我的一位学兄，插队在姚家火车站附近的万家店，给我讲了另一个故事：

修铁路的老毛子要发泄性欲，当地很多妇女不堪忍受。一身高体壮的妇女，绰号“大气床”，挺身而出，告诉老毛子，她们不行，我来吧。

此后，其他妇女不再被老毛子骚扰。我学兄见过此女子，且与她的儿子有过交往。学兄说，此女堪与羊脂球媲美。当地农民说起此女，口气不是鄙视轻蔑，而是尊敬赞叹。

最底层的人，反而更能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郑桂杰嫁的当然也是农民。结婚前，她对男方只提了一个条件：结婚以后，如果夫妻吵架，你打我，骂我，都行，就不能是说我是地主。她最怕听的，就是这两个字。

据说郑桂杰的男人对她很好。知青大返城，他们夫妻回到德惠县城。那男的蹬人力车，也爆玉米花。郭崇学那时在街上出小摊，郑桂杰的男人每次路过，都会给她扔一把玉米花。

那男人因为做的是力气活，吃的就多，一顿饭要吃一小盆。郑桂杰那时与她哥哥生活在一起——刚从农村回来自己没房子——她嫂子为此很不高兴。我能想象得出她们生活的贫困窘迫程度。她的过早去世，不会与贫困无关。郑桂杰因乳腺癌去世，享年50岁。乳腺癌早期发现，手术可以治愈。她不该死得这么早。

张凤芝几乎与郑桂杰同时离开集体户。她嫁给了本屯农民宋彦江。宋彦江和宋彦富是堂兄弟。宋彦江是个帅小伙，父亲是老师，家境不错，所以这婚姻没有人认为不妥。宋彦江后来接了父亲的班，当上了小学教师。知青大返城时，他们夫妻落户德惠。

我的集体户（13）

下乡以后，几乎每个人都会想一个问题：我要在集体户呆多久？集体户无论如何只能是一个驿站，是个过渡的歇脚点。即便你在农村扎根，也要建一个自己的家，而不可能永远在集体户。逃离集体户，最简捷的方式，对女生，是嫁人；对男生，是当兵。

我们集体户6个男生，户长张守贵忙于恋爱结婚；老赵因为眼睛近视，体检肯定不合格，不做此想；我是黑五类子弟，没有资格。另外三个男生都尝试通过此途径逃离。68届的李野，其父母作为“六二六战士”下乡，李野先是离开集体户去和父母团聚，之后当兵。

大队书记张振海家在贺发屯。对知青来说，大队书记是有实权的大官，对你能否离开集体户至关重要。冯守志每次从德惠回集体户，都给张振海带散装白酒。酒装在一个绿色的军用水壶里。冯守志的父亲是酒厂工人。我猜想，那酒就是他父亲用这水壶从工厂带回家的。

老赵说，如果我是张书记，就不放你走。你走了，没人送酒了。但送酒似乎有效。冯守志下乡第三年当兵走了。那个年代，不管怎么走的，只要能离开集体户，都令人羡慕。

68届的潘喜山为了当兵，刺破手指，写了血书，并在白布血书上挂了一个自己珍藏有毛泽东头像的大纪念章，但最终却未能如愿。

邻村任家坨子三队集体户的于爱民已经穿上军装，到了部队，不久又被退回来，说是其家庭有问题。我怀疑是竞争者告密导致此悲剧。他后被抽调到县生产资料公司。生产资料破产后，不知道他如何谋生。穿上军装又被退回来，那打击会让他一生难忘，于爱民50多岁即离开人世，也许就是后几十年抑郁的结果。

一些城里家庭那时也被撵到乡下，他们有的是有所谓历史问题，有的，是按毛泽东的指示，被叫作“五七战士”、“六二六战士”。政策后来允许下乡知青脱离集体户，去和家长团聚，也允许知青脱离集体户，去投靠农村的亲属。

集体户的另外几个女生刘玉芝、王淑芬、赵淑珍、鲍玉贤或转户，或随家，也先后离开集体户。下乡不到一年，集体户人逃走大半。

我家姐弟四人，有三人下乡在三处。妈妈当时提出和爸爸一起下乡，以便让家庭保持完整。如果四个孩子与父母分居五处，这个家，还是家吗？（完）

淮南老樵

握手，我是1968年11月23日插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