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法时代的“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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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





“活佛”是汉人对藏传佛教转世修行者的俗称，这种称呼在佛教教义上说不通，藏传佛教也没有对应的词。藏语称呼转世修行者为“仁波切”，意思是珍宝，而不是活着的佛。不过连中国的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发布正式条令都用“活佛”称呼，这里便当做约定俗成来使用。

当年在藏区旅行时，我亲眼目睹过一个县的党政班子集体出城三十里，在路边搭起帐篷，欢迎本地一位活佛偕汉人老板从内地返回。一路警车开道，车队长达一里地，每辆车上都挂黄色哈达。县当局给活佛这种旧西藏迎接贵人的礼节，目的不仅仅在于“统战”。藏区跟全中国一样，各级党政部门都在不拘一格搞经济。一切资源化。哪个地方有知名寺院，就要把它搞成旅游点；哪里有地位高的活佛，就当成招商引资的工具。在内地的汉人老板眼里，藏区的县委书记、县长只是芝麻官，但是对藏区活佛却兴趣浓厚，尊奉有加。活佛因此变成了有价值的资源。

对活佛来讲，想获得个人与其寺庙良好发展，需要地方权力扶持和高抬贵手。有些活佛正是出于这一点去讨政府欢心。我后来知道那位被政府远迎的活佛在当地农民因为不杀生的戒律拒绝使用杀虫药时，应政府要求出面跟农民说他已把所有虫子都超度了，使得农民同意按照政府的要求使用杀虫药。那位活佛官至副县长，与他同寺的另一位活佛官至副州长，还有成为“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活佛。这种权力、金钱和宗教之间的“三角”，吸引了不少活佛投入时间精力。他们无心钻研佛法和自身修行，既不通过讲经传法指导百姓的信仰生活，也不从事社区公益为百姓造福解难，热衷的是同有钱的港澳信徒和内地老板交往，或是同官场权势者周旋。他们很多时间是在内地大城市飞来飞去，住高级宾馆，出入饭店酒吧。位于北京使馆区附近的“玛吉阿米”藏餐厅常常同时出现四、五个活佛，每人周围簇拥着一群有钱的汉人男女。以至于北京人调侃仅朝阳区就有三十万活佛。

活佛要大款供养，大款要活佛保佑。有的活佛出手能买上百万元一辆的汽车；我见过要当影视编导的活佛，要当电影明星或歌星的活佛。他们常年留在汉地贪图享乐，被内地的花花世界吸引，置自己的寺庙和僧团不管，抛弃父老乡亲和养育自己的地方。还有活佛在内地做起生意，成为商人。我甚至听说过这样一个场面，在成都的迪斯科舞厅，一位年轻活佛置身于一圈鼓噪喝彩的青春女孩中，十根手指都套着荧光棒，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疯狂蹦迪。他的绛红色袈裟随着舞姿翻动飞舞，那形象可真够酷啊。可是让佛教信徒想那场面，分明已是鬼魅魍魉的影像。

除了被世俗现代生活诱惑，有的活佛还热衷钻营权力。一方面积极鼓吹“爱国爱教”、“反对分裂”获取政治资本；一方面为了扩大个人声誉，利用西藏文化的神话和宗教的神秘性任意编造身世，神乎其神；同时针对汉族信徒惘然不知却又心仪藏传佛教的心理，到处封许谁是活佛转世，谁是空行母投胎，以笼络人心和交换利益，由此给一些有名有钱却行为不端的人创造盗名欺世的可能，败坏宗教。

上述活佛往往为自己行为寻找的理由是，宗教事业需要资金支持，要建寺庙、塑佛像，就需要找有钱人化缘。一位活佛具体解释——寺庙靠有钱人几万、十几万供养才修得起来，靠藏人一元两元钱地供养，何年何月才凑得够，不在汉地化缘怎么行呢？更振振有辞的说法是——弘扬佛法不能仅限藏地，也要去救渡汉人以及全世界的众生，因此要在汉地学汉语、英语，才能更好的弘法利生，何况大隐隐于市，出家人即使身在红尘又有何惧？对这些说法，真正的高僧大德驳斥道，建庙造塔、印经放生一类事应该让在家人去做，出家人的功德不是把心思放在那上，而要把全部生命放在闻思修上。“大隐隐于市”首先得有“大”，现在的出家人有几个能担当起那个“大”？如果不是大成就者，谁能相信你可以冒得起和俗人混居的风险，在红尘中做到不动心！

正派的佛教人士对此感慨，今日中国没有提升宗教的自由，而让宗教堕落的自由却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