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又在大变前夕：政变民变还是官变？

kindwater

法广网



（法广RFI/明镜）在2018年8月17日的《中国研究院》第56次研讨会裡，明镜集团执总裁何频和有军事专业背景的、前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的司机刘建国、民间学者原乡居士、王军涛博士、中东事务观察家马聚、南美问题观察家孙延讨论了中国国内政局的走向。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张洛尹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明镜月刊》杂志第104期。
   
    法广：前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的司机刘建国有军事专业背景，又经历过六四，他怎麽看待中国国内现在的政局呢？
   
    张洛尹：刘建国先生认为，国内现在已经到了人民无法再承受下去的局面。中国肯定要变，但要发生大变，目前还缺少些东西。他以六四为例说，八九那麽多的部队进了北京，赵紫阳本来有机会，但他的思维定在那儿了，有局限性，无法有突破。而现在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最缺少的是赵紫阳这种政治人物或者是政治团体！这是在中国是最可怕的。有渠道或者有联络员，或者他自己手裡有一个团队的政治家现在还没出现。
   
    法广：原乡居士怎么看呢？
   
    张洛尹：原乡居士认为，中国发生大变的所有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但为什麽没有发生呢？第一个原因，是中共高度发达的维稳机製，叫防变机製。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麽，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情，像炸药包一样的，炸药包谁来点？它需要一个组织，不是某一个人。它需要组织，有一个领袖。任何一个政变，政变也是一个技术问题，它从筹算，它从预谋到计划，到联係、筹备。比如说，准备物资，进行安全的通讯，到筹备人力，到製定政变计划，政变之后怎麽办，怎麽联手政变，防政变是一个技术活，政变更是一个技术活！在这个技术活呢，它唯一需要有个组织。这样的组织，在中国，当然在中共这种长期的维稳体制下，它早早就打掉这样的组织，打掉这样的潜在领袖。
   
    但原乡居士认为，中共今天所有的统治支柱正一个一个支被撤掉，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它的经济危机，它的粮食危机，所有的都在爆发，但是老百姓的怒火，也正在增加，这就是一个剪刀差。他认为，社会的大变就是一场大地震一样，它可能不能预报，但是它还是有很多细节和信心，可以给有些人，给他们提供他们决策或者行动的信心。
   
    法广：马聚先生怎么说呢？
   
    张洛尹：马先生认为，如果是真正的民变的话，相对政体在过渡之后，社会会相对比较平稳。如果是军变或者外部势力导致的变化，那这个国家的动荡是老百姓需要去承受和面对的。他认为，如果是激进的变革或者是暴力的变革，也许会製造出一个更邪恶的旋涡。
   
    法广：孙延先生是怎么说的？
   
    张洛尹：孙延预期，在2025年以前，中共未必能倒台。他对共产党从来没有乐观过，更对共产党一点信心都没有。
   
    法广：王军涛博士是怎么说的？
   
    张洛尹：王军涛认为，判断国内这个变局，要讲四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变有三个。一，问题。问题现在空前地大，包括我们知道，中美现在在开战。过去中美关係不错，现在中美之间发生很多问题。中国和周边国家也有很多问题。而且金融啊，经济啊，很多问题都要出来了，这都是过去没有的。二，就是这个导致了各个阶层的不满。第三个，就是这些不满的情绪和问题，已经导致了体制裡头这样的一个分裂。这个分裂，就是有很多的出于自己的利益，还有出于一个对社会公正、反独裁、反政治倒退的想法，对习是很不满意。
   
    那还有一个就是对核心的这个维稳、这个防变，共产党早就有一套东西。特别是管自己的队伍，自己的高级干部队伍，它早就有一套东西。所以共产党这个兵变不多，特别是大的这种军事兵变不多。但是这些因素还在继续较量。
   
    王军涛认为，中国已经在大变前夕，只是这个变还没发生。
   
    法广：何频总裁的看法是什么？
   
    张洛尹：何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权力交接的历史，就是政变的历史。无论是在50年代的高岗事件，60年代的刘少奇事件，70年代的林彪事件，80年代的华国锋、胡耀邦事件，还有天安门事件、赵紫阳事件，到后来的江泽民和胡锦涛，表面上是进行了和平的权力交接，但实际上，后面也是政权的暗箱操作。到了习近平时代，实际上也是进行了一场没有看见的政变。衹要政治文明机製不建立起来，这个政权远远达不到一种稳定，达不到一种安全。所以其实中国会不会在大变前夕，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30年以前也这麽说，60年以前也这麽说，可能30年以后也这麽说，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只要中国任何一天不达到一种文明的机製，政变、军变、民变和官变，哪一种变都有可能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