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多吉少 习近平将王沪宁绑上他的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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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三代帝王师王沪宁入了中共常委会，位居习近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梦想不就是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当今多少知识分子希望达到王沪宁的地位，他们挂住什么学会会长、副会长的头衔，招收官员当弟子，游走教育部、中南海，希望谋得一次给政治局常委讲课的机会，与常委们合个影，最终有一天得到最高领导人的赏识，成为帝王师。但他们都没做到，王沪宁做到了，不仅做到了，而且还连做三代领导人；不仅作了三代帝王师，而且还入常了。王沪宁可谓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但各位可知，王沪宁入常名为荣耀，实为凶险，这杯难咽的苦酒只有他自己喝了。

　第一王沪宁入了常就不再是帝王师

　　王沪宁在中南海为三代领导人编制治国方略，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的中国梦。但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属于普世价值范畴。美国不就代表着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人民根本利益吗？科学发展观更是具有普世性，发展当然应该科学发展不能野蛮发展和掠夺式发展。但习近平的中国梦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共要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但问题是中华民族正因为中共的极权主义统治而不能复兴，这两个道上的马如何能同负一轭，并驾齐驱？

        其次，习近平的思想是党领导一切，是从邓小平的后极权主义走到新极权主义，是政治倒退。习近平让王沪宁入常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把王沪宁，这个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绑上他的极权主义战车，用知识分子反对知识分子，用知识反对知识。或许，习近平让王沪宁入常的诡计来自王沪宁的书《美国反对美国》。

　　第二．王沪宁同时遇上了二个相互冲突的新时代

　　一个是十九大上习近平宣称的新时代，习近平把他的新时代描绘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但看懂习近平的新时代，我们必须透过他美好的和雄心勃勃的话语，结合中共执政68年的历史以及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言行进行剖析。习近平的新时代就是要用反腐来重拾民心和排斥异己，用压制舆论，重夺思想阵地话语权，同时在党的控制下，实现有限的司法公正，在宏观可控和国有主体前提下允许有限的市场化改革等。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是要既实现国家富强，同时又保持一党长期排他性执政的混合梦，就是要在建党100年时画圆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一个完美圆圈。为实现这个超级中国梦，它将大力宣扬反宪政反普世价值，重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旋律”，打通毛泽东统治的三十年、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和习近平的三十年。

        简单说，习近平的新时代就是一个党（中共）、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核心（核心）、一个思想（习近平思想）、一个统治（党领导一切）和一个目的（确保红色江山），所以习近平的新时代实质就是习近平新极权主义时代。说它是是新极权主义时代，是因为它符合极权主义的内在逻辑和基本特征，即乌托邦意识形态；领袖崇拜；党国一体，全面控制；恐怖；持续的政治运动；反文明、反制度和反人性。

　　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与毛泽东的极权主义同样是想挽救中共，同样有引领世界的雄心，但习近平并非要消灭私有制，也不愿打碎现有的官僚体制，更不敢动员底层群众造反，而是通过反腐的名义，以斯大林党内清洗的方式清除异己。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是中国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后最严重的政治倒退，它不仅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而且会严重背离世界政治文明的潮流。但中国人民要进入的新时代却是另一个新时代，即民主宪政时代，也要划一个完美的圆圈，那就是中国百年未圆的民主共和梦的时代。正如《零八宪章》所言：“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王沪宁面对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相互撞击的新时代，他必须抉择。

第三．王沪宁面临人格分裂

　　根据曾与王沪宁相处十年的夏明教授所言，王沪宁是一个低调、谨慎和有独立思想的学者，他对西方经典有过认真的研究，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容抗拒的规律。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政府体系依据一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产生。从殖民奴役的带血的暴力到新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两百多年发展形成了西方中心论逻辑。他相信，21世纪的曙光已经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那是一种截然不同于西方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理想选择的发展道路。

　　1991年他在《美国反对美国》（1991年出版）一书中，他认为：“美国的体制，总体来说建筑在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但它正明显地输给一个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体制。”他似乎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体认的这种集体权威体制将战胜美国民主体制。从王沪宁的学术思想，我们看到了孟德斯鸠的“环境、气候和地缘决定论”、布丹的“国家君主绝对主权思想”和孔德的“秩序和进步”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对他的影响。同时，王沪宁也是一个精明学者，他知道如何整合资源，将自己学识卖给帝王家。但有基本学术精神和良知的王沪宁如何兼容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是个难题。王沪宁的分工应该是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但习近平的极权主义将会严格控制舆论，排斥西方民主宪政文化，打击异议人士，甚至会兴起类似毛泽东时代的反右运动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已经被习近平绑上战车的王沪宁如果助纣为虐，将成为戈培尔式人物，为世人所不齿；如果王沪宁良知和学术精神尚存，他将会与习近平发生冲突。王沪宁如被习近平抛弃，他的命运将会十分悲惨，因为习近平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主。

　　王沪宁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做郭沫若似人格分裂的人物。王沪宁做胡适不可能，做戈培尔不愿意，做郭沫若又感到羞辱。赞美东方威权主义的王沪宁最终会被东方极权主义的战车碾为齑粉。这就是中共政治，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与毛泽东的极权主义一样是一部日夜不停的绞肉机。

　第四，王沪宁伴君如伴虎

　　王沪宁曾写道，“从本行而言，我喜欢做理论研究，我的长项是政治哲学，对此道一向念兹在兹。但在中国变革的大氛围中，终究按捺不住，受外界热烈运动之感召，动手写起有关中国政治发展的文章。······我写此类文章，完全是受变革时代的召唤，逐渐地，悟出了责任，良心和向往。应该说，没有变革的洪流，便没有它们”。王沪宁因为学者身份，无帮无派所以入常，但又因为无帮无派而生活在恐惧中。习近平出访，王沪宁陪伴左右。对习近平而言，他需要王沪宁。一是他长期研究国内外政治形势，又是习近平主要政策的提出人，随时作智囊，提供意见；二是习近平出访，演讲是重要环节，需要王沪宁出主意和润色。王沪宁当然知道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但形势比人强。

　　随着习近平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他就变成了权力的奴隶。他开始多疑、猜忌和听不进任何逆耳的意见。陈伯达的命运或许就是王沪宁未来的宿命，尽管在个人成就上王沪宁远比不上陈伯达。1943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陶希圣代为起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评蒋介石先生〈中国之命运〉》一文。全文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中共建政后他又写下了《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论十大关系》。周恩来评价说：陈伯达是“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毛泽东让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之后，位于康生之前。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失势并失去人身自由，1972年7月，陈伯达被打倒。1981年，被中共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王沪宁的命运会如何？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这杯苦酒只能他自己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