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审多可怕？我讲几件小事你就明白了

雨夜

政审多可怕？我讲几件小事你就明白了

聂作平 2018/11/9



   

    1、

    三十余年前，偏僻小镇的中学教室。一个同学睡着了。教导主任拧着他的耳朵往上拉，如拉一只兔子。这同学家里开了间小厂，是镇上赫赫有名的万元户。万元户的儿子，就相当于小镇王思聪。思聪被拧了耳朵，很不爽，极力挣扎。还是像一只兔子。

    教导主任勃然大怒，叉腰戟指，一番怒骂。那怒骂，让我胆战心惊，因而至今记得——

    你以为你家里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我告诉我，我给你一个处分，把它写进你的档案。你这一辈子，走到天南海北，你都伸不了皮（伸不了皮，方言，大意是活不出个人样）。你懂不懂，这叫政审不过关。你再有本事，政审不过关，也是危险品。我要是拿架飞机给你开，你把它开到台湾去了杂办？

    2、

    没想到，三年多之后，我自己竟碰到了政审难题。

    话说高三那年，由于谈恋爱和打群架，我被一次性记两个大过——据说这是仅次于开除的严厉处分。

    口袋里插三支钢笔的支书和夏天也把风纪扣锁死的保卫科长，把我唤进一间小屋，语重心长地和我谈话，让我在处分决定上签字。签字后，再放进我的档案。

    过了好长时间，我才明白支书那番话的所指：处分决定一旦进入你的档案，以后招生招兵招干，你都没戏。你政审过不了关嘛。所以，你要趁年轻，学项手艺，木匠石匠杀猪匠都不错，自食其力嘛。不要到社会上去混，免得二天严打把你弄进去。

    3、

    与政审如影随形的，便是档案。

    那时候，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份档案，从你的初中时记起，老师逐年的评语，学校给你的奖惩，直到走进社会，单位给你的各种评价。

    你知道你的师长和领导在给你下定语，你却永远不知道他们写的是什么。

    每当有决定你前途的事发生，有关部门就根据档案对你政审。

    政审不过关，你再会开飞机，也不会把飞机交给你。

    不要说开飞机，就是打飞机，也不会信任你。

    有了档案，有了政审，看上去面目相似的人群，其实泾渭分明。

    4、

    我父亲有个朋友，据我父亲说，那是相当有才华。

    早年招空军，要求灰常严格，一个县兴许还挑不出一个。父亲的朋友却夺关斩将，一直排在榜首。

    到最后，没戏。

    政审不过关。

    这朋友一边务农，一边写书。耗费十年之功，完成了一部农学著作。投给出版社后，出版社决定出书。出书前，按惯例，发函到公社要求政审。

    政审当然也没过，书当然也没出。

    父亲的朋友就疯了。

    据说，父亲的朋友档案里记录的是：曾收听敌台。

    父亲说，那是他自制短波收音机时，不小心收到的。怕得要命，马上就向支书汇报了。

    支书就把它写进了档案。

    以后每一次政审，它都闪亮登场。

    5、

    我有个著名的朋友叫苦根，和余华小说里那个可怜的男娃同名。

    三十年前，苦根是一所国家级重点中学学生，是我和兄弟们学习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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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年，他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线，大醉后，竟写了一条不合时宜的标语。

    包括我在内的朋友统统被喊去调查。

    苦根也被退了学。

    次年，去参军。

    像我父亲的朋友一样，政审不过。

    再次年，地方上招司法人员，他又去考。

    听说笔试还不错，他妈都预备请客了。

    政审还是没过。

    如今，苦根在某大学门口当保安。年近五十，住在集体宿舍里，满面苦涩。未婚。干旱如三年未雨的黄土高原。

    6、

    父亲有个哥们儿，我叫某叔。某叔当知青时，与父亲相熟成为好友。某叔在市招办当小领导。

    高考后，我去找他。

    某叔痛心疾首地批评我，你怎么搞的？居然被记了两个大过？我给你说，你分数考得再高，政审也过不了关。哪个学校敢录取你哟！

    想想不能读大学，不能在阳光明媚的大学校园里写诗喝酒顺便调戏女同学，只能回老家那片希望的田野锄禾日当午，我的脸一阵煞白。如果不是扶着椅子，我一定要倒下去给某叔看看。

    某叔是个好人。他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算了，不管你考的分有好高，你也只能报我们市的学校。市里的学校，我说话还管点用。

    两个月后，我进了一所仅有一栋大楼，四面都是红苕地、高梁地和鱼塘的大学。我极疑心这不是大学，这是某个社会机构办的补习班。

    之前，我的远大理想是北大中文系，或者昆明陆军学校。再不济，也得是川大中文系。

    钢铁就是这样没炼成的。

    7、

    新世纪之初，我就职过的那家企业转制，我被一万多块钱一次性买断工龄。

    考虑到那几年我除了每年写几次总经理讲话和等因奉此的报告，就是喝着公家的茶，用公家的墨水和公家的钢笔在公家的稿纸上赚自己的稿费，我觉得，这一万多块还是很尊重我的。

    企业说，你的档案，也得找个单位转走。

    那时我已是码字维生的个体户了，没单位。就找朋友出具介绍信，自己去把档案取了。

    档案上贴着封条，很神秘很神圣的小样。

    可惜，我已不是二十年前那块阳光的小鲜肉了，我是被社会的风熏得黝黑的老腊肉。

    毫不犹豫 ，扯开封条。原来就薄薄几页纸，有我初中时写的入团申请书，有中考、高考成绩，各时期老师的评语，当然还有那份我签字同意的处分决定，以及分配工作时单位的接收意见。

    有点失望。这东西，这么简单。

    不过，要是真有人政审我，一看那纸处分决定，第一印象多半就是：这小子早恋，打群架，年纪轻轻就记了两个大过，断断不可用。

    给他一架飞机，万一他飞到台湾去了杂办？

    8、

    多年以后，我终于用不着档案，大概也用不着政审了。

    我既不去考什么职，也不会有人抬举我提拔我。

    我只愿在这盛世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学自耕农。

    档案与政审便离我远了，就像荣华富贵也离我远了。

    可是，我的疑问是：

    如果还要像当年那样，对参加高考的学生进行政审，不过关就没资格高考。

    那，比方也有个孩子，也像我那样早恋、打架，岂不是从此就该打入另册？永远不得翻身？只好趁年轻去学项手艺？木匠石匠杀猪匠都不错？

    或者，像苦根，或者，像我父亲的朋友？

    我怕得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