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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雨夜 于 2018-11-20 08:13 编辑
文章来源: 纽约时报
西方曾认为中国将在经济繁荣的助推下实现民主，否则会因威权主义的重压而陷入动荡。但中共在拥抱改革的同时摒弃民主，开放与压制并进，实现了惊人的转型
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彷徨岁月里，中国还远未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国家，中国共产党也还没有开始一场节节推进并重塑了世界的成功，一群经济学子来到一处离上海不太远的山中疗养地会面。这些年轻的学者在莫干山的竹林里思考了一个紧迫的问题：中国怎样才能赶上西方？
那是1984年的秋天，在世界的另一面，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正在做出“黎明重现美利坚”的承诺。那个时候，中国刚从几十年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中复苏。虽然农村的情况已经有了点起色，但仍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那时候，每个人在哪里工作，每个工厂生产什么东西，每件东西卖多少钱，都由政府决定。
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上的学生和研究者希望释放市场的力量，但他们担心这会使经济崩溃，惊动控制经济的党内官僚和理论家们。
一天深夜，他们达成了一项共识：工厂应该完成国家的生产指标，但对它们生产的任何超出指标的产品可以自行决定销售价格。这个削弱计划经济的提议聪明且暗藏锋芒，引起了在座的一位没有经济学背景的党内年轻官员的兴趣。“他们都在讨论这些问题、概念，我根本没发言，”现年76岁、已经退休的徐景安回忆道，“我在考虑，怎么把它有操作性？”
中国经济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发展了如此之长的时间，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忘记，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的转型，曾经看上去那么遥不可及，这其中又有多少次腾跃是临时起意的、孤注一掷的想法。徐景安在那个山中的僻静之所得到的提案，很快被作为政府政策采纳了，在中国的惊人转型过程中，那是初期的关键性一步。
现在，中国在很多数字上居世界之首：房产主、互联网用户、大学毕业生，以及（按某种算法）亿万富翁。极端贫困人口已经下降到1%以下。这个与世隔绝、贫困落后的国家，已逐渐发展为苏联解体以来美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一场划时代的竞争已经开始。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外推动更加自信的议程，在国内收紧控制，特朗普政府发起了一场贸易战，并在为可能发展成一场新冷战的局势做准备。然而在如今的北京，想得更多的已经不是如何赶上西方，而是如何超过——以及如何在一个与美国对抗的新时代做到这一点。
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挑战一个已经确立的大国，这是历史学家很熟悉的模式，同时它还有一种熟悉的复杂性：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支持和协助中国的崛起，与它的领导人和人民一起建立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给两国都带去了提升。
这期间历任的八位美国总统都假定或希望，中国最终会按照所谓现代化的既定规则行事：繁荣将推动民众对政治自由的诉求，从而将中国带入民主国家的行列。否则，中国的经济会在威权主义统治和官僚腐败的重压下陷入动荡。
但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相反，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次又一次让人们的预期落空。他们接受了资本主义，尽管他们继续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用镇压来维持权力，但却没有扼杀创业精神或创新。周围都是敌人和对手，他们却避免了战争，只有一次短暂的例外，尽管他们在国内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他们领导下的经济持续增长了40年，而且常常用的是教科书上说会失败的政策。
今年9月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里程碑：共和国持续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苏联。几天后，中国庆祝了创纪录的69年共产党统治。而且，中国前进的步伐也许才刚刚开始，这个新超级大国不仅要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而且很快将是遥遥领先的最大经济体。
世界曾认为它可以改变中国，很多方面的确改变了。但中国的成功如此之惊人，以至于中国也常常在改变世界，并改变美国人对世界如何运转的认知。
至于中国领导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不存在简单的解释。他们有远见和运气，有技巧和强烈的决心，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恐惧——毛泽东的接班人有一种他们从未摆脱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在天安门屠杀事件和苏联解体后加剧了。
就在他们努力忘却毛泽东统治下的灾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了莫斯科的昔日意识形态盟友的命运，并对此念念不忘，他们决心从其错误中吸取教训。教训有两个：共产党要存在下去必须拥抱“改革”，但“改革”决不能包括民主化。
从那时起，中国一直行走在两种对立的冲动之间，在开放与压制、尝试变化与抵制变化之间往复，触礁的恐惧让他们总是在任何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之前退却。
许多人说过共产党会失败的话，他们认为，开放与压制之间的张力太大，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承受不了。但这也许正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
中国能否在美国试图阻止它的情况下继续这样做下去，就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
机关人员变成资本家
参加莫干山会议的所有人都不可能预见到中国未来的腾飞，更不用说预测他们将在未来的繁荣中所起的作用了。他们是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长大的，几乎与世界其他地方完全隔绝，对所面临的挑战没有什么准备。中共要想成功，就必须重塑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为实现目标重新安排党内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
以徐景安为例，他在毛泽东充满暴力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从新闻专业毕业。数百万人在文革期间遭到清洗、迫害和残杀。文革期间，他在一所“干部学校”从事体力劳动，还在部队里教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去世后，他被分配到一个国家智库，委派给他的工作是修复经济。他的第一个任务是研究如何赋予工厂更多的决策权，而他对这个课题几乎一无所知。
然而，这让他以一名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身份走上了辉煌的职业生涯，他参与了深圳的中国首个股票市场的创办。参加莫干山会议的其他年轻人包括后来担任了15年中国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曾负责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运作、最近才从财政部长的职位上退下来的楼继伟；然后就是一个名叫王岐山的农业政策专家，此人后来的飞黄腾达，高过其他任何一位与会者。
王岐山曾主管中国首家投资银行，帮助中国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担任北京市长期间，他控制住了非典(SARS)的爆发——他之前的领导人曾试图掩盖疫情，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并主办了2008年奥运会。后来，他主持了近年来的一场干系重大的反腐败运动。现在他是中国国家副主席，权力仅次于党的领导人习近平。
这些从莫干山上下来的人的职业生涯，突显了中国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把政府的机关人员变成了资本家。
那些曾经是经济增长障碍的官僚们成了经济增长的引擎。曾致力于阶级斗争和价格控制的官员们开始追逐投资，推动私营企业的发展。如今，中国每个地区、城市或省份的领导人每天都在像严朝君今年9月在一个商业论坛上所做的那样，努力把企业吸引到当地来。
“三亚，”严朝君说，必须要“当好企业的管家、保姆、司机与保洁员，欢迎外资企业到三亚投资兴业”。
这是一次非同凡响的再造，苏联人没能做到这点。中国和苏联都有过庞大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体系，遏制了经济增长，体系中的官员掌握不受约束的权力，以此来抵制威胁他们的特权的变革。
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曾试图通过开放政治体制来打破这些官僚对经济的控制。几十年后，中国的官员们仍在课堂上学习，为什么那是一个错误。中共甚至在2006年制作了一部关于这个题材的系列纪录片，制成保密的DVD分发给各级官员观看。
中共不敢在政治上开放，但又不愿停滞不前，所以走了另一条道路。他们循序渐进地行动，以莫干山的妥协模式为样本，在不触碰计划经济的同时，让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最终超越计划经济。
曾经是一个贫穷、闭塞之地的中国如今是美国最大的对手。曾经的河边小城武汉也迅速发展为拥有1000万人以上的都市。
中共领导人称这种渐进的、实验性的方法为“摸着石头过河”。这些方法包括，在保持土地的国家所有权的同时，允许农民种植出售自己的作物；在“经济特区”取消投资限制，但在中国其他地区保留这些限制；或者用一开始只出售国有企业少数股权的方式引入私有化。
“有抵抗的，”徐景安说。“满足改革派和反对派本身的就是一门艺术。”
美国经济学家曾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给出理由说，市场力量需要迅速引入，否则官僚机构会行动起来，阻止必要的变革。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88年访问中国之后说，中共的策略是在“鼓励腐败和低效”。
但是，中国在对抗官僚阻力上有一个奇怪的优势。中国的长期经济繁荣是在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文化大革命之后发生的，文革摧毁了中共机构，使其陷入混乱。实际上，无度的专制帮毛的最终继任者邓小平铺设了道路，让他得以带领中共走向大举开放的方向。
这包括把几代年轻的党政官员派到美国和其他地方学习现代经济的运作。他们有的进入大学读书，有的找到了工作，有的进行了短暂的“学习考察”。这些人回国后得到党的提拔，被安排其他人向他们学习。
与此同时，中共在教育方面进行投资，扩大了中小学和大学的入学机会，几乎彻底消除了文盲。许多批评人士聚焦的是中国教育体系的弱点——强调考试和死记硬背，政治上的限制，对农村学生的歧视等等。但如今，中国大陆每年培养的理工科毕业生人数超过了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总和。
在上海等城市，中国学生的表现超过了世界各地的同龄人。但对许多父母来说，这还不够。由于新近得到的财富，以及视教育为向上流动重要途径的传统，再加上国家举办的高考异常激烈，绝大多数学生还报名参加课外的私人辅导班，据一项研究，这方面的支出每年在1250亿美元以上，差不多是政府军费开支的一半。
中共转变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官僚机制本身。分析人士有时说，中国在抵制政治改革的同时，接受了经济改革。但实际上，毛泽东逝世后共产党做了一些改变，这其中虽然不包括自由选举或独立法院，但仍然意义重大。
比如，中共引入了任期限制和强制退休年龄，这有利于淘汰不称职的官员。此外，中共改变了用于评估地方领导人升职和奖励的内部打分方法，几乎完全依据具体的经济目标。
这些看似微小的调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政治体系注入了一定程度的责任感和竞争，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政治学家洪源远(Yuen Yuen Ang)说。“中国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杂交体，”她说，“一个有民主特色的独裁政体。”
随着经济的繁荣，官员们看到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其他好处——飙升的税收、以及让朋友、亲戚和自己富裕起来的机会。一大批官员放弃了政府职位，转而经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的权贵阶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促使中共更坚定地支持将其曾经控制的大部分经济私有化。
一名高级官员在去年的一个讲话中说，私营部门现在的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60%以上，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创造了90%的新就业岗位。官僚们一般不加干预。
“我几乎一年都不会跟他们在一起，”中国东部的床垫制造商Mlily梦百合的董事长兼创始人倪张根说。“我在创造就业，我在创造税收。你为什么要打扰我做这个事呢？”
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试图在私营企业中维护党的权威。他还用补贴来扶持国有企业，同时对外国的竞争保留着壁垒。他公开支持要求美国公司用交出技术来换取市场准入的做法。
他这样做是在押注，中国的政府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政府应该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可以创建和经营与美国争夺未来高技术产业控制权、并能取胜的“国家捍卫者”。但他也引起了华盛顿的反弹。
“开放”
今年12月，中共将庆祝改变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40周年。高奏凯歌的宣传已经开始，习近平把自己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仿佛要替国家绕场一周庆祝胜利。
习近平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共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也是一位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的中共高官的儿子，但是，就在依靠邓小平遗产加持的同时，他也存在一个重要的不同：邓小平曾鼓励中共从海外寻求帮助和专业知识，但习近平则宣扬自力更生，还提出要警惕“外国敌对势力”的威胁。
换句话说，他似乎不太需要邓小平口号中的“开放”部分。
中共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冒了许多风险，其中最大的一个也许是允许外国投资、外国贸易和外国思想进入中国。对于一个曾经像今天的朝鲜一样孤立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赌注，而得到的回报也是巨大的：中国利用了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以世界工厂的身份崛起。中国对互联网的有限制的接受，帮助其占据了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外国人的建议帮助中国改组了银行，建立了一个法律制度，创造了现代化企业。
如今的中国倾向于另一种叙事，把经济繁荣描述为“中国的土壤孕育”，主要是中国领导人的功劳。但这掩盖了中国崛起过程中极具讽刺意味的一点——没有昔日敌人的协助，中国的崛起是不可能的。
经常在中共宣传中被诋毁的美国和日本，早已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一直是援助、投资和专业技能的重要来源。不过，真正彻底改变事态发展的是像林泉源这样的人，他是一名1988年首次来中国大陆的工厂经理。
林泉源在台湾出生长大。共产革命在大陆成功后，在中国内战中失败的人逃到了这个自治的岛屿。他上小学时接受的教育是，中国大陆是敌人
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台湾中部经营的运动鞋工厂在招工上遇到了困难，工厂最大的客户耐克(Nike)建议将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大陆去。林先生压抑着对大陆的恐惧前往那里。他看到的情况令他吃惊：劳动力庞大且态度积极，官员们对资本和技术如此之渴望，以至于他们让他免费使用一家国营工厂的厂房，并给予五年税收减免。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林先生奔走于中国南方各地，一去就是几个月，只是在短暂的假期才回家看看妻子和孩子。他开办运营了五家运动鞋工厂，其中包括耐克(Nike)在中国的最大供应商。
“中国当时政策厉害，”他回忆道。“它把大陆当成一个海绵，它就可以吸任何方面的水跟资金，把技术都引进来。”
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华人社区的大量投资涌入中国，林泉源只是这股大潮中的一份子。这些投资让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了更多的优势。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海外华人，中国大陆的转型可能会停滞在印度尼西亚或墨西哥等国的水平。
时机对中国大陆来说正合适。对外开放之际，台湾正在不满足于其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上的地位。让中国大陆受益的不仅是台湾的投资，也包括台湾的管理经验、技术，以及台湾在世界各地的客户。实际上，是台湾全力启动了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并将其融入了全球经济。
没过多久，台湾政府开始担心过于依赖自己曾经的敌人，并开始试图将投资转移到其他地方。但中国大陆太便宜、距离太近，而且因为有着共同的语言和传统，太过熟悉了。林先生曾试图在泰国、越南和印尼开设工厂，但他总是回到大陆。
现在，台湾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于不仅更强大、而且更努力推动统一的中国大陆，台湾的未来令人难以预测。
台湾的困境在世界各地引起共鸣，很多国家在反思，自己是不是不应急于用贸易和投资拉近与北京的距离。
这种后悔在美国可能最为强烈。在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成了中国最大的客户，从中国的低价产品中获益，现在则在指责中国大规模窃取美国技术——一名政府官员称之为“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
华盛顿的许多人曾预测，贸易将带来政治变革。的确会这样，但不是在中国。“开放”最终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党对权力的控制。但是，中国作为出口大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冲击，在世界各地的工业城镇都有感受。
经济学家说，在美国，这种冲击的结果是至少2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许多消失的工作岗位都在后来投票给特朗普总统的选区。
有选择地镇压
在北京市中心一座公寓大厦50层的豪华私人会所里，一位中国最成功的房地产大亨一边吃午饭，一边讲述了他为什么在政府镇压学生领导的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后，辞掉了在一家政府研究中心的工作。
“非常简单，”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说，他的公司在世界各地坐拥数十亿美元的地产。“反正一天醒来所有人都跑掉了，我也就跟着跑了。”
他说，在士兵开枪前，他有过当一辈子政府工作人员的打算。但事与愿违，在中共正在把那些同情学生的人开除出党的时候，他加入到大批脱离政府的官员行列，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企业家身份从头做起。
“你要是当时开会让我们下海，我们不会去做，”他回忆道。“它无意中给市场经济输送了苗子。”
这就是中共成功的跷跷板模式。
1989年的民主运动是共产党在毛泽东逝世后与政治自由化最接近的一次，随后的镇压是中共在相反的方向上走得最远的一次，走向了镇压和控制。屠杀之后，经济停滞不前，紧缩似乎不可避免。然而，三年后，邓小平用一次到中国南方的巡视，再次将中共拉回到“改革开放”的轨道上。
许多离开了政府的人，比如冯仑，突然发现他们自己在以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身份，从外部领导着中国的转型。
现在，习近平掌握的方向盘再次把中共带到镇压的方向，他加强了党对社会的控制，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蔑视在美国的中国批评者。中共会再次放松吗？就像在天安门事件后的几年那样？还是这次的转变更持久？如果是的话，这对中国的经济奇迹将意味着什么呢？
在很多方面，习近平是在试图改写中国崛起背后的秘诀，包括中共有选择地使用镇压手段的做法。
随着中国实现开放，农民被允许种植出售自己的作物，与此同时，国家保留了对土地的所有权。种满白菜和黄花菜的温室就在投资用地产及高尔夫球场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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