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界明星沦为黑帮"保护伞" 中共基层吏治亟待整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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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近日，中国广东省英德市公安局“捉内鬼”打击黑警，5名警员因涉嫌为黑帮分子充当“保护伞”，包括包庇黄赌毒、介入村民土地纠纷及盗采河砂等不法行为，现正接受当局调查。其中，被调查的英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陈伟麟，更是视为“警界明星”，过去屡获嘉许。这一事件再次为中共基层吏治敲响警钟。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共基层治理事实证明效果不佳，基层官员吃拿卡要、贪污腐败、目无国法、恶霸一方，甚至直接涉黑等现象层出不穷，很多社会运动，就是基层矛盾累积而起的。

　　因此，相比于改革开放40年展览中中国高科技的巨大进步，以及腐败官员们的忏悔书，或者新成立的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出的第一张“留置”给了哪个“大老虎”，老百姓更为关注的还是更为切身的基层吏治问题，“吃拿卡要”有没有解决？腐败贿选有没有解决？恶霸一方的村官有没有被拿下？形式主义和官僚习气有没有改善？

　　民众正是通过这点滴的基层吏治来感受中国整体政治体制的，的确，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也多建立在经济发展上，但毋庸置疑的是，基层吏治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将对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造成损耗。中共应该正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官僚系统神经末梢

　　对于民众来说，中共基层官员才是最“看得见，听得着”，对于民众的影响最直接，基层吏治问题直接影响民众对中共以及政府的观感，基层事件也每每成为中国舆论争论的话题。

　　如，近日，安徽省的一名县级官员，因为晚上洗澡未能及时接到上级巡视组的电话，而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被质疑是权力的蛮横；

　　还有，中共力推的精准扶贫，在基层也沦于形式主义，贫困户需要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还需应付基层扶贫官员一次次登门造访；

　　一些基层执法、监管、公共服务等窗口单位和行业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执法权、司法权、审批权、市场监管权或所掌握的特殊资源，在民众前来办事时刁难搪塞，推诿拖延，“吃拿卡要”，或暗示或公然索贿，很多民众只能忍气吞声；

　　一些初衷是为民服务的政策，由于基层官员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切”而扭曲为恶政，如中国北方多个省份为应对空气雾霾而推行“煤改气”，但在天然气管道还未安装完毕的情况下，就贸然禁止民众烧煤取暖，结果导致民众挨冻；

　　另外，中国基层官员的素质问题也每每引发民众愤慨和外界关注。今年四川5·12地震10周年之时，一个香港有线电视记者采访当地家长祭祀，突遭两名村官殴打约一分钟，致使身体多处受伤；

　　甚至是，有些基层村官变成“村霸”，横行一方。如中国媒体近日报道，河南舞阳县一村党支部书记以“万岁”自居，独断专行、唯我独尊，村中大小事都由他说了算，连村民家办红白喜事都要“先踩他家的门边”，经他点头同意。

　　贿选也是中共推行村民自治以来出现的基层腐败现象，今年1月，山西交城县奈林村换届选举贿选被举报，在网友的举报帖子写道“只要给每个村民贿赂1000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4美元），就可以当选村长。” 三位候选人花数百万元竞选村主任，一人成功当选。

　　如果将中共官僚系统比作信息和压力通路的话，那么位于通路末端的基层官员就是治理通路的最后一环。在这一环，是官民交集之处，也是上下压力挤压的地方。

　　中国基层治理，一方面是，政治体制运行的最终动力来源于中央，经过官僚体系对信息的层层过滤，或者层层加码，到基层的执行层面，中央的真实意图已经汗漫不清，或者扭曲变样，再加上“天高皇帝远”的心理以及民众监督的失效，基层官员实际上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因而，种种逾越权力界限之举，或者懒政、为官不为、乃至充当黑社会保护伞之态也就随之而生。

　　多年沉疴问题何解

　　即使跳开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局限，上溯至毛时代，不也有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这样的中共自我改造运动吗？或者，再上溯至中国千余年来的封建政治，基层吏治也从来都是主政者头痛的问题。

　　究竟是体制的问题，还是基层官吏的素质问题？大概二者兼而有之。毕竟，相较起中央层面或者大城市的统治精英和专业阶层，基层既缺乏优秀的官吏，又缺乏能够将这些官吏拉回正轨的专业顾问或幕僚。高层口口声声高喊的“有法必依”，到了基层大体上还是为选择性操作的投机态度和权力任性所冲淡。

　　这就导致，一方面如果上级催促，基层官员就要抱怨“为官不易”，另一方面，上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则又有人恣意妄为，目无国法。

　　中国传统政治中重视道德感召和树立典型进行标榜，如中国古史中有《循吏传》，当今中国政治中也树立基层官员一心为民的“模范”“榜样”，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道德感召效果不佳，亦非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