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朝野对“文革”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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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中国官方新华社在推“义和团精神”与毛泽东时代控制管理基层社会的“枫桥经验”，重庆、福建、浙江等地高考需要“政审”的官方招生档陆续曝光。这些疑似“文革”的乌云聚集之时，又有人将一批拥护“文革”、反对私有制的街头大字报视频发送给美国明镜网，称是北京街头所见。到此时，中国人确实不能忽视：习近平等高层领导表露出对毛统治方式的热情之时，中国社会的毛左也日益活跃，文革中一度成为“领导阶级”、荣膺“革命主力”的社会底层曾拥有的权力幻觉再度复活。
重提义和团“团结御侮”为哪般？
义和团的掌故中国人多少都知道一些，但了解的程度有深有浅。在中美贸易战战况未明，中国觉得自己受了美国“欺侮”之时，官媒发一篇标题为《民族意识觉醒——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文章，强调“由于外敌入侵，由民众自发形成的义和团运动，展现了百年前中国民众团结御侮的决心”，其目标再明显不过，无非是晓喻国内民众：如果贸易战造成中国方面经济下滑、国运日衰，中国民众应该团结御侮，否则与百年前能逞血气之勇的义和团教众相比，你们都得自愧不如。
从2005年、2012年中国发生的波及全国几十个城市的“反日示威游行”来看，中国决不缺少这种奉旨造洋人反的“义和团”；从中文推特2017年郭文贵发动的“郭氏推特革命”来看，那种称“当很多人一起行动时，就叫民主革命。革命过程中同样可以咒骂、欺骗、造谣、伤害、杀死他们。我有权以这些手段对付任何一个或多个或全体压迫者，怎么有效、怎么管用就怎么来，就这么简单”的人还大有人在。女学者资中筠早就说过，“一百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把国内矛盾转到一个境外敌人身上，这是惯技，到后来失控，再行压制，然后和外国还得妥协。”
这种潜在的“义和团”何时成为政治力量，就看谁来唤醒他们并让他们有参与政治的机会。
“枫桥经验”是什么？
中共重提“枫桥经验”的活动规格挺高，全称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大会”，借助了去世与在世的两代党魁的权威，重心其实就是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会上强调的所谓“新时代枫桥经验”，其核心内容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平安中国——这口号说明，目前中国基层社会，求平安已不可得。
中国农村自2005年废除农业税之后，乡村干部不再承担征税任务之后，对乡村治理基本处于放任状态，我在《中国：溃而不崩》中第六章“地方治理的困境”中，基于大量事实分析，指出中国县级以下政治基本被黑恶势力控制，少数地区已经完全成丛林化状态，流氓地痞当家，全无公道可言，县、乡一级政府对村级统治完全依赖村一级基层干部，也不问及这些干部品行良莠，放任自流。因此这次重提“枫桥经验”，并将“枫桥经验”从传统乡村治理向城镇、社区治理延伸，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特殊群体服务管理，再加上环境治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企业治理和网路治理方面的内容，其核心就是全方位实施社会监控。
1963年11月，毛泽东在批示中国公安部的一个文件中，特别提到“枫桥经验”，并要求“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196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将“枫桥经验”推广至全国。必须指出，文革结束之时，枫桥有人口13.7万人，历年戴帽的四类分子有3,279人，大约每50个人中就有一个“四类分子”（毛时代的政治贱民，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等四类人）。邓小平提倡改革开放后，为四类分子摘帽子，让他们从政治贱民升格为普通社会成员，并将毛时代的这类划分政治贱民称之为“左祸”。如今中共治下，各种社会矛盾突出，很多因为征地被剥夺土地、低保名额分配不均的利益受损者，还有检举村干部贪污的村民受到不公平对待，外出上访，均被基层划为“特殊群体”，只是当局从未说明这类群体人员的数量与百分比。
简要概括，就是利用毛泽东1963年批复的“枫桥经验”（让人民群众互相监督、揭发检举），辅之以互联网时代的高科技，全方位覆盖乡村等统治死角，加强社会控制。重点提浙江经验，那是因为习近平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时，曾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
中国为何有人喜欢“文革”？
本文开头提到的大字报并非今年出现于北京街头，而是前年出现在郑州街头。但它证明了中国现实：部分社会底层对“文革”的向往从未消失。郑州是中共革命时期的工运基地，由于革命传统的影响，早在上世纪末期就出现了一个特别坚定的毛左群体，经常举办各种怀念毛泽东的集会。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产业化让大批不合资质的学校升格为“大学”，大量农村青年竭尽家中财力，读完种大学之后还是无法就业，成为游荡在社会底层的知识青年，失望、焦虑与不公平感，让他们天然向往早就被毛左们美化的毛时代：缺吃少穿、普遍贫穷、买粮食、布料都需要凭票证购买的计划经济，被毛左们美化成“生活有保障”；三千多万城市青年无法就业，被送到农村上山下乡，被美化成“人人有工作”。几代人挤一间简陋住房的日子，被他们美化成“政府分配免费住房”。
这些人热爱“文革”的真正原因其实是：文革的群众运动，让每个机构的普通职工有了打倒上层的机会，让居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满足了“翻身做主人”的权力幻觉。在将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贱民戴上高帽子驱赶游街打骂侮辱之时，那种可以主宰他人命运的感觉，让一批“文革”的受益者食髓知味，终生难忘。
现在的中国社会，“文革”的一切条件（领袖崇拜、群众追随，疯狂发泄社会仇恨）都已经具备，因习近平反腐逃亡海外的富商郭文贵通过推特与自媒体发动的“郭氏推特革命”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郭的追随者对郭这位“领袖”，谄媚者不停奉上各种尊号，例如百年民主第一人，功盖耶稣、德配孔子——当年毛泽东都未得过这类尊号；但凡有人表示对郭的质疑或不愿意参与歌颂，追随者一涌而上，造谣、抹黑、泼脏水，各种暴力语言，例如砍头、剥皮等让正常人不忍卒闻的话语喷涌而出。我少年时期经历过文革，亲眼见过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包括集体屠杀的“群众革命”：一个缺乏上升管道的等级社会，一个经历过共产革命的社会，群氓具备的暴力倾向与权力崇拜产生的权力幻觉，只要有权势者引导，立刻会化为焚烧整个社会的参与热情。
世界向左转，中国的左必伴随血腥暴力
目前，中共当局还未正式触发社会底层的权力幻觉，但对富人的打击（从查处逃税的重罚到向藏金海外的富人征税），都得到“毛左”的迎合。比如文章开头述及的大字报的内容，标题赫然写着：“文革”是人类文明灯塔，不接受就被动承受。大字报的内容是批判私有制。事实上，中共才是全国唯一的大地主（土地国有）与最大的资本拥有者（银行国有，大企业国有），各种民营资本只占全国经济的三分之一左右，毛左对私有制的批判有意错置靶子。
资本主义在发展早期，就孕育了它的解构与破坏性力量——各种左翼学说。解构性力量以蒲鲁东的工团主义、主张议会斗争和社会改良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为代表，破坏性力量则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为代表。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学说通过前苏联、中国及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得以实现；后者通过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义政党的议会道路成为现实，这条道路就是让政府通过高税收建立全民福利制度。这种制度是让富人与中上层用高税收支撑高福利，向底层民众赎买革命权利。与苏联、中国实践过的剥夺富人、消灭有产阶级，将一切资源与私有财产收归国有的暴力共产相比，算是一种温和的慢性共产——这种共产目前已经遇到瓶颈，需要另文讨论。
回过头来看中国，社会分配不公已居世界前列，社会上升通道更是严重梗阻，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现象非常普遍，社会仇官仇富的情绪笼统化为仇恨一切成功人士。“文革”所需要的社会情绪都已具备。只要当局一点火，让社会底层觉得有奉旨造反的可能，那权力幻觉立刻会化为参与热情。这种状态下，最容易受伤的其实是缺乏政治保护的社会中层，前几年，我曾问过一位国内媒体界人士：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你们更怕什么？答：两头怕。以现实压迫感而言，暴君是眼前的威胁；从长远而言，暴民比暴君更可怕。“文革”就是暴君毛泽东与暴民（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