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法无正念，必成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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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法无正念，必成恶法

那年暮春往南，在一家大学讲座。一位同学提问，指谓“许教授作为非法律学人”云云。以此定位，画虎画犬，意在褒扬，而例属误解，却引发正解，彼此莞尔。当晚夜车回京，浑身困乏，却难禁浮想联翩。窗外幽冥，时或灯影憧憧，联袂成打泼了的水墨飞白。回头省视将近四十年学徒生涯，法学院茶杯里的死水微澜，反思自己的学思理趣，会心而痛心，宽心却揪心，致令通宵不眠。

十七岁上，吾辈贫寒，公权宽大，有幸上大学。四年法学本科，半饥半饱中度过，却心意激越。1983年秋，北上京华，入读法大刑法专业，凡三年，跟着流程走，时或青春发作。毕业后“服从分配”，留校教授刑法学与犯罪学，还有“劳改法学”，如此直到1994年。其实，早在1989年后就已甩手跟它们告别，既因了无兴味，亦于价值上衷心反感。当其时，内心深感不幸生逢恶政辖下，继续以此为业，无异虎尾春冰，而且，一不小心，岂非助纣为虐。当然，现在回头一看，此间误解多多，而青春激昂，不容玷污，却不明白起承转合，只能以此揖别。就此打发了学科，其实是为了打理自己，安顿那懵懂怔忡却杌陧愤慨的心。除开少数幸运者，无人指点，孤身瞎蒙，冥行擿埴，是那个学术断层时代过来人的共同经历。是啊，心思浩茫连广宇，这苍茫世界，这寥廓人间，不公不义，三尺法安在哉？对于一个27岁的青年而言，此时此刻，思逞八极，上穷碧落下黄泉，正当时也。

置此情形下，为生计考量，还得在法学院讨口粮。羡慕先贤“卖文买米，逐水草而居”，困顿却放达，形役而不羁。相形之下，自己两手空空，内无资质，外无机遇，而根本在于心性懦弱，只好蜷缩在单位打工。长期以往，偌大中华，不仅形成了一种叫做单位的围墙生活，一个从生到死将你包裹起来的周全建制，而且，养出来了一批靠单位、吃单位、服从单位却又动辄闹单位、坑单位，从而，离开单位就不能活、所以终究只好俯首帖耳听从单位的物种。在官方媒介中，他们阵势严整，以集体面目示人，常常又被叫做什么什么“新人”。在此情形下，华夏泱泱，所谓的大学不过都是巨型国营单位而已。话说回头，当时法学院诸科中最能体现形上性格而契合自家身心的，不就是法理学吗？于是，遂转攻法理学，或者，将治学领域扩展至此。迄而至今，误打误撞，这十来年的兴味再转，主要放在政治哲学领域，往好里说，也算是旧学邃密转新知吧。

因为有此转折，经此同学一说，不禁想到人之心智与心性二柄，其之纤细幽微，其之倔强冥顽，夜半扪心，真堪惊讶。心智大致意味着智商高低，心性讲的则为其倾向性。心智高，不妨研究数学哲学，要不别往那儿蹭。心智低，只能做修路工洗碗工。本来，干活挣钱，养家糊口，流血流汗，就是顶天立地。但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分工确实关涉心智高低，由此造成社会差等，进至于社会苦难，则毋庸讳言，而另当别论。而且，因着制度不公，起点差等，那挥汗如雨的修路民工大军中，谁敢保证不曾埋没过多少牛顿、爱因斯坦与梅兰芳周信芳！不过，若心智虽高却不适合研究数学，毋宁，更具“艺术气质”，抑或恰恰相反，只于物理世界痴迷，天生是个工程师，这便牵扯到心性及其倾向性了。通常说某某“适合”或者“不适合”做什么，不仅虑及心智，同时更多的是指心性之亲疏取舍。古往今来，许多诗人是法学院的逃课生，就因心性不合，备受煎熬，索性一走了之。马克思•韦伯和卡尔•马克思，更不用说大诗人海涅，他们或以“社会科学”明世，搅动一天风月，或因不朽诗篇传世，令灵魂不得安生，可一水儿的都是法学院的逃课生呢。不论心智，究其心性而言，着令这些天才埋首法律规范主义作业，用庸碌诉状来压抑豪情，而扭曲才情，委实太过委屈他们了。此情此景，恰如京剧《林冲夜奔》中豹子头的那句唱词所咏：“红尘中误了俺武陵年少”。

置此情形下，西洋往昔所谓“柏拉图驱逐了诗人”，就因为柏拉图以荷马为敌人。在他眼中，荷马这位叙事诗、编年史的作者，鼓吹情欲，纯粹是妖言惑众，适足以乱世。故尔其著述针对的是荷马，却又不便明说仅只针对诗人，毋宁，表明哲人哲学王战胜了诗性与诗人，是在并且仅仅在此意义上宣泄一己喜恶而已。猜想自今往后，五百年，如果还有人拜读钱穆先生文字，不明所以，会以为钱先生对哲学家有偏见。其实，钱先生明里暗里讽刺的哲学家只是胡适之胡先生，他对吾乡绩溪胡先生有意见，而不是对哲学家有偏见。

职是之故，前文提及的那位学子，以“志在成为一个立法者”自勉，仿佛诗人气质与诗性思维占据了上风，也是青春激扬的表征，弥足珍贵。但就法律之为一业而言，则需借助法律理性来对冲转圜，方始中道平衡，而接近于法律的中立公道本义。说到“立法者”，适需注意该词至少具有天上人间两个维度，自有分际，不可不辨。若谓立法者意指从役“立法工作”，作为人大、议会中的一员“立法工作者”，则隶属立法机器中的一介肉身，所作所为，一种世俗劳作，而例为“普通螺丝钉”也。其之无关诗性，亦不涉才情，惟需恪尽职守，肯堂肯构，不言自明。其间流转，自有繁文缛节羁绊，未必想蹦跶得多高就多高。但是，纵便如此，一旦位高权重，而诗性发作，豪情干云，以“四句教”，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励，进而指导立法，则需慎之又慎，如履如临。大权在握，排兵布阵，神驰八极，不难想象其所指与能指，难抑其可能、可憎与可怖。君不见，寒冬腊月，一声令下，就让在京务工的数十万民工兄弟三日内滚蛋，进至于赶出家门，拆屋扒房，此权势之不受制约，毫无天下生民之念，嚣张而错乱，令人发指，不就是眼面前的事吗！至于江西窳政，突然发飙，收缴寿棺，集中焚毁，不仅残暴无情，伤天害理，更且荒谬绝伦，愚不可及，同样是眼面前的事，夫复何言！

行政如此，立法如此，都在于一个权字在手，而不受制约，则自大膨胀，恐怖如斯也。

毕竟，立法是个家常活儿，法律不外人情，一如生活本身才是真正的立法者。因而，常态时光，观俗立法，随乡入乡，陈述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不违普世公义，蔚为底线。当此之际，岂能当人世如白纸，随意染黄染苍，又岂能视民命若无物，而纵情生杀予夺。当然，若果以此自励，志在成为一个学人，如牛顿柏拉图，如孔孟程朱，是并且仅在此意义上使用“立法者”修辞，则此“四句教”所鼓荡激扬的超越心性，嗨，一定、肯定和必定，是将你渡过无边苦海而驶向理想彼岸的一叶扁舟也。——既是无边，则怎能渡过？！朋友，一切困顿与超越，所有的希望与绝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真的没个去处，遂无地彷徨矣！

职是之故，此处关键是想做什么样的立法者。人间世，千年教训，万年生聚，自有轨辙，不外一切以生民和平安居为鹄的。群居是我们的宿命，而饥饿是人类的第一政治属性，这才凸显出和平的致命政治意义。因而，但凡以所握世俗权力希图改天换地之际，也就是最为恐怖之时。此时此刻，亿万人沦为试验对象，一种“必要的代价”，则“天地不仁，万民为刍狗”，能不恐怖吗！此因近代中国不幸遭遇极权，其独夫狂汉，为了兑现一己理念，致使万民涂炭，更是教训惨烈。“赶英超美”，豪气干云，可欲以短短十几年为限，便过上“共产主义生活”，而大动干戈，亿万斯民便生不如死矣。

迄而至今，倘再冒出个这样的僭主立法者，朋友，那日子还怎么过呢？！

转借肉身与灵魂的譬喻，则通常所谓的法律，取其广义，不仅是一个规范体系，而且是一个意义体系。一切法律均需形诸规范，而规范的背后与深层，一定隐含着既有的价值理念，指向特定的意义追求。以吾国现行《宪法》为例，其序言“规定”男女平等、九年义务制教育、宗教信仰自由。凡此条款，暄暄赫赫，冠名堂皇，很像个现代国家的样子。其为宪法规范，背后潜伏而支撑的则为男女平权、政教分离、灵魂自由等一系列意义、价值与理念。放宽视界，考诸史实，法律从来就不只是一堆干巴巴的条文，虽说多数时候不免僵化而冷漠，但却以价值理念、信仰精神作为意义支撑。合此灵肉，法律遂成规范体系与意义体系的统一体，而人间得有倚靠也。换言之，任何法律，只要堪为法律，从来二者合一，否则难言规范，不成方圆。善法得立，在于秉持普世理念，体恤凡尘生计，切合民情风尚，不违人性，而一以护持公义为最高准绳，堪为正念。恶法既成，正因为邪念当道，居然视天下为一党一派之家业，没了灵魂，或者，背后的意义体系出现严重偏差，得了神经病。

如此这般，朋友，吾人可得陈述而告诫者，不论是立志成为立法者，还是如在下这般满足于当个法学院的教书匠，顶顶要紧，也最最要命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法律须有灵魂，秉持正念，否则必成纯粹压迫工具。那时节，假法律之名行违法之实，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沟壑在前，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