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凶手黄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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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记者 葛明宁 沈凡）目睹大儿子小文的死亡，张丽患上了抑郁症。

2018年6月28日中午，上海浦北路上，梧桐几乎遮住了夏日的天空。张丽与另一名家长走在前面说话，小文跟好朋友小轩还有另外两个孩子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嬉戏打闹。刚刚参加完散学典礼的他们要去必胜客餐厅吃午饭。听到身后的叫声，张丽回过头去，看见了29岁的黄一川，和他手中的刀。

张丽开始以为黄一川拿的是一本书，回过神来才意识到那是一把刀，正砍向小轩。张丽冲上去抵挡，被黄一川当头砍了一刀。黄一川随后又朝其他孩子砍去。

血案发生在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浦北路校区（下称世外小学）门口外的人行道上。6月28日上午11时左右，黄一川持刀砍伤三名学生和一名家长，其中两名学生，小文和小轩，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张丽有时觉得，这是一个虚假的世界，小文还会回来。她暂时没有能力照看小儿子了。

这样的恍惚，小轩的妈妈李月也有。她记得6月28日那天小轩出门很早。“他着急去上学，因为那天是他拿四年级期末奖状的日子，没想到中午放学，人就没了。”

根据官方通报，黄一川行凶是因其生活无着而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在财新记者的采访中，这个29岁的湖南绥宁青年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两度考研失利，辗转厦门、武汉、广州、上海多地，工作屡屡碰壁；案发后，黄一川向亲友描绘的读研、高薪、买房、婚期临近等光鲜景象也随之坍塌。

命案在小小的绥宁县城引起热议。黄一川从小父母离异，在母亲陈凤眼中，他性格内向且傲气，生活自理能力差，近年来愈加颓废、暴躁。震惊之余，黄家多位亲属表示黄一川的奶奶患精神分裂症多年，“是遗传的病害了他”。

黄一川在凶案发生次日即被批捕。一个半月以后，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他提起公诉。消息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司法部下属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接受委托对黄一川做了精神病鉴定，结果显示，黄一川作案时处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期，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对黄一川有精神病的消息，受害者的家属感到不解。“从作案时的表现来看，他的行为能力应该是完全的。说他有精神病，但他从来没有看过精神科医生，连心理医生都没看过。”李月说。

对黄一川的审判原本定在2018年8月下旬，后来一推再推，至今没有明确时间表。在内心深处，张丽其实巴不得不开庭。到了法庭上，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凶手。

同样无法面对的还有黄一川的父母。黄一川有很多照片，一些可以在社交平台上找到，流传很广的一张是6月28日案发当天拍的，他穿一件格子衬衣，表情痛苦地被摁在汽车座位上。而在他母亲的手机里，他笑得很灿烂。

惨案

作为沪上最好的民办小学之一，世外小学东校区所在的徐汇区浦北路狭窄且幽静，两侧都是高档住宅，学校对面是一片联排别墅。该校是上海幼升小的热门选择，一般认为，进入该小学就有很大机会进入同样受到追捧的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

东校区是世外小学境外部和PYP部（国际文凭小学项目）所在地。公开资料显示，遇害男童小轩和小文就读的PYP项目只招收居住地在上海市徐汇区的境外儿童，每学年只新招生三个班84名学生。对应的自然是不菲的学费：2016年，PYP部学费是每学期50000元，2017年涨至55000元。

命案就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段发生。据警方通报，6月28日上午，黄一川从落脚的旅馆出发，乘坐公交车到达世外小学附近，伺机行凶作案。

黄一川落脚的旅馆系上海瑞昌旅馆。这家旅馆位于东明路上，包月住宿仅需1200元，里面汇集了不少来沪找工作的客人，大多为计算机和金融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旅馆里挂有“青旅”“再回首，恍然如梦”等装饰字样，还为住客提供室外桌椅。

瑞昌旅馆一位见过黄一川的住客对财新记者说，旅馆里的住客大多经济窘迫，不少人用方便面、八宝粥解决午饭和晚饭，日常则在房间里上网投简历。这位住客与黄一川交谈甚少，仅知道黄是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并不清楚其生活状态。

6月28日上午10点左右，黄一川在世外小学附近一家餐馆花15元买了一碗粥。他一边付款一边向服务员抱怨价格太贵，但粥还没端上来就急匆匆走了。同一时间，小轩和小文拿到了“班级奖学金”，八个获奖者中只有他们两个男孩。

警方通报中提到，上午11时许，黄一川看见世外小学学生放学，因顾忌校门口有保安巡逻，便尾随学生其后，在离校门口约130米处持刀砍向三名学生和一名家长，行凶过程中被迅速赶来的接报民警、学校保安和周边群众制服。

案发现场的一位市民称，一位遇难男童曾大声呼喊家人。浦北路另一侧小区的一位保洁员称，隔着小区铁栅栏听到了小学生喊救命，她赶忙走到小区门口，看到附近几个小区的物业人员和巡逻的城管队员已将行凶男子围了起来，行凶刀具上还贴着商标，男童倒伏地上，“但男子并没有想逃”。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和视频显示，黄一川提着袋子，贴着铁栅栏被一群人围住。他身高不足一米七，圆脸，衣着褴褛，面无表情。另一张照片显示，黄一川被两名警察按倒在地，手脚被捆在一起，有愤怒的市民上前踢踹。

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于次日通报：经审查，犯罪嫌疑人黄一川，男，1989年出生，湖南省邵阳市人，无业。据其初步交代，其在多地长期就业不顺，今年6月初来沪找工作无着，产生厌世情绪，转而萌发行凶报复社会的念头。

财新记者采访得知，“6•28”凶杀案发生之前的一年里，黄一川曾辗转北京、青岛、广州和上海。在不同的城市，他去过多个上档次的幼儿园或小学踩点，并画有策划凶案的草图。不过即使到上海的时候，他似乎还没有确定此行的目的。

2018年6月，黄一川的账上还有几万块钱，他从广州坐了18个小时火车来到上海。黄一川后来对自己的辩护律师说，在上海没有去建筑设计公司面试，就是在旅馆投简历和“闲逛”，某次偶然路过世外小学门口，“于是做了决定”。而根据黄一川对警方供述，凶案发生前一天，他就曾尾随过两名小学生，但两个孩子很快进了附近的小区，他顾忌保安就没有动手。

“不是闲逛。”李月转述了从律师那里听来的消息：“他是很有计划的。头一天他在世外小学门口听见广播里说第二天有‘最后的’毕业典礼，心想这应是最后的机会，才定下了第二天行凶的时间。”

千里之外的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黄一川的父亲黄俊在事发当天下午3点接到县公安局的电话，对方称需要了解一些情况。忐忑不安的黄父匆忙赶去，到了公安局才得知黄一川在上海砍了人，造成两死两伤，案件已由公安部督办。

亲恩

绥宁位于湘西，临近广西，算不上贫困，不过人口较少，四面皆山。黄一川出生于一个公务员家庭，父亲黄俊、母亲陈凤分别是正科和副科级干部。2000年，两人协议离婚，之后黄一川随母生活。

黄一川的家在当地一栋公务员家属楼里，上世纪九十年代建造，两室一厅，正门对着一个狭小的阳台，兼做厨房，隔出很小的空间作为卫生间。客厅里没有吃饭用的桌子，只有长条的沙发、配套的茶几与一台电视。家里采光不好，但白天没有开灯的习惯。

黄一川的长相随了陈凤，都是圆圆的脸。陈凤对黄一川的细心照顾是彻底的、一贯的，什么都给儿子安排好。她觉得自己“照顾儿子好细心”，不像前夫，“他不管儿子”。

在绥宁的多个同学都回忆说，黄一川小时候活泼，经常和同学出去踢足球、打篮球。不止一个中小学同学记得，黄一川家境不错。读小学的时候，他家有比较贵的零食、大屏幕的电视和VCD机，同学喜欢去他家看球。读高中时，黄一川穿过一些带牌子的运动装，与从乡下到绥宁一中寄宿的同学区别明显。

在陈凤眼中，儿子“学习成绩很好，从不说谎，又乖又优秀”。黄一川考上的绥宁一中初中部每年在全县只招200多个学生，没上榜只能拉关系、交钱。现在出了事，陈凤觉得自己只看到儿子学习好，“所有老师都觉得他好”，“没有注意对他个性的培养”。

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齐娟却说，黄一川并不是班上最优秀的，前五名也谈不上。黄一川不算孤僻、只是个性比较“老成”，不属于会跑来说“老师，他打我”的类型。齐娟不记得他被同学欺负和父母离婚的事，“黄一川也没在班里说过”。

齐娟对“6•28”血案觉得惊讶。她说自己没在学校里见过黄父，黄母则经常来，“我总要推脱说自己在忙，才能把他母亲请走”。齐娟还记得，小学家长会上陈凤一脸幸福的表情。

“也许这个妈妈生活不幸福，才需要不断地听老师表扬她儿子，来获得安慰吧。”齐娟这么认为。

母亲对黄一川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黄一川挑食，她就从幼儿园开始给他送饭，一直持续到黄一川读高中。到了冬天，陈凤觉得学校食堂的菜不好，就用两个保温杯给儿子送饭。天热起来，她经常去学校开个假条，让儿子回家吃中饭、睡午觉。她看到儿子的同学夏天趴在课桌上睡觉，觉得这样不行。

他们家拥有两台理疗仪和一个保健床垫。这些东西花了约两万七千元。理疗仪据称可以加快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增加抵抗力。保健床垫也有类似功能，陈凤买来放在儿子的床上。家里一直没有装空调。陈凤认为，空调对身体不好。绥宁的夏夜溽热，由屋里出来，好似从水里捞出来一般。

绥宁一中的高中部并非邵阳市最好的高中，不少同学陆续去市里或其他县上学了。黄一川一度也想到邵东县一所更好的高中上学。陈凤用了好些时日说服儿子。“你又不会洗衣服、又挑食，自理能力这么差，怎么办呢？”

黄一川14岁时本该转由父亲黄俊抚养，陈凤搬出的也是这套说辞，把儿子留在了身边。

“一川在家爱吃什么我就做什么，衣食住行全是我一手操办，连鞋垫都是我准备好。”陈凤反复说，“这些都害了他，我对他太好了，他自理能力太差。”

黄一川床前的装饰分别是吴清源等围棋大师的群像、自己9岁时踢足球的照片和“小虎队”的海报。陈凤根本不知道吴清源是谁。黄一川几乎所有的兴趣爱好都与父亲有关。小时候，父亲带着他踢足球，教他下围棋，陪他玩小汽车和玩具枪。

“他父亲就是爱玩嘛，打牌啊，游山玩水啊，钓鱼啊。”陈凤带着一种愤恨的语气说，前夫黄俊待儿子“好冷漠”，“成绩的事情他不过问”。

“小时候在家里拿个玩具枪，就是突突突、突突突，好像把小孩当猴耍。他们从这个房间进去从那个房间出来，互相打。我就说，你不要每次回来都这样，你看看他作业做好了没有、学习怎么样。我下班回来就搞饭菜，他不做家务事的嘛，就是逗儿子玩嘛。”

陈凤很不喜欢前夫这样与儿子玩。黄一川读小学的时候，她每天为他检查作业，一遍又一遍地让他订正，直到她再看不懂数学题。陈凤总是劝告前夫不要只顾着陪儿子玩，但前夫不搭理。他上心的是陪儿子溜玩具小汽车，小汽车带着四个轮子，从这里到那里，从那里到这里。

年岁渐长，黄一川越发内向。他的一位高中同学回忆，黄一川当时在学校的朋友还是不少的，“学校里有他不少邻居的子女，有些和他做了五六年的同学。”但姨妈陈霞发现，家庭聚会时，孩子们打打闹闹，惟独黄一川不说话。黄一川的外婆因为心疼外孙，经常对他嘘寒问暖，有好吃的先给他。“外婆经常开导他，你父母离婚不要紧，外婆和姨妈还疼你。每当听到这些话，一川仍然闷闷不乐，一声不吭。”

当年陈凤嫁给黄俊，是因为介绍人夸他文采好、字写得好，也是单位上人。他们认识四五个月以后就结婚了。结婚以后，陈凤发现黄俊好酒、爱玩，而且“高傲”，夫妇俩时常吵架。

2000年离婚的时候，黄俊只带走了自己的衣被和书籍。两年以后，他与一个离异的女子再婚，不再生育。黄俊的职位一直比前妻高一些，月收入仅有3000多元的陈凤无力再买新房，和儿子一直住在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福利房中，面积约60多平方米。2004年，黄俊在绥宁县委附近买了一处120平方米的房子，给黄一川留了一个房间。但黄一川只是偶尔去父亲与继母家吃饭。陈凤说，黄一川很少去父亲那里过夜，而且从父亲处回来后经常发脾气，但闭口不提发生了什么。

陈凤认为，黄一川的暴躁与未得到足够的父爱相关。陈霞则认为：“他这是怪你（陈凤）没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离了婚，黄俊仍然“爱玩”。有时候，黄俊开车带儿子出游，黄一川也愿意跟父亲出门，他的电脑里留有大量与父亲的合照。

黄一川却从不跟母亲出去玩。陈凤吃完饭想和儿子出去散步，黄一川也不愿意。就是陈凤想和儿子多说几句话，儿子也不太肯配合。

黄一川也不是完全不跟母亲说话的。他高兴起来会说：“妈妈，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你的一切我百分百都给你保证到。”这样的声明出现在陈凤做完饭以后，或者她说要给他汇钱以后。也有一次，母子二人吃了饭一起看电视，黄一川说：妈妈，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

陈凤和黄一川居住的老屋面对小广场，跳广场舞的人太多，晚上非常吵闹。高考前为安静复习，黄一川去父亲家住了两个月。陈凤称自己后来发现，孩子的后母未给黄一川做过早餐，每天早上只给两元钱，晚自习回来也不给他做宵夜。眼见儿子瘦了不少，陈凤于是又把黄一川接回了家。

失败

2007年，黄一川参加高考，对自己期望甚高的黄一川从此开始转向失败——他只考上省内一所二本院校湖南科技大学。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黄一川几乎没有出门。

黄一川向陈凤解释，高考失利有两个原因：一是眼镜在考试前不久摔坏了，新配的眼镜度数更高，戴上头晕；其二是他原来在家需要母亲陪着读书，去父亲家住的那两个月，继母吃过饭后就把父亲叫出去一起散步了，他就独自看电视、玩电脑，而且继母看电视也把声音开得太大。

“妈妈，她对我的关心不及您对我的十分之一。”陈凤回忆起儿子这句话，显得颇为骄傲。

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黄一川说要去打继母。“打她是脏了你自己的手。”陈凤说。

黄一川大学刚入学时，参加过班长竞选，失败了。学建筑的他没有美术功底，手绘的能力也遭到一些同学嘲笑。与黄一川熟识的绥宁县城不同，大学同学来自五湖四海，黄一川显得格格不入。

在大多数大学同学眼中，黄一川打扮举止怪异，不合群，比如，黄一川经常把没洗的袜子放在寝室窗台上，臭味很大，别人说过很多次他也不理；再比如，他经常在同学们讨论问题时无理由地尖声大笑，被一些同学理解为嘲讽。

“你以为自己有考清华北大的能力，后来进了蓝翔，对周边开挖掘机的同学有天然的蔑视感，认为自己不属于这里。”黄一川的同寝室室友王瞻打了个比方。他觉得黄一川不太顾及别人的感受，很固执，一点小事和纷争都可能引起不和。

蒋坤是与黄一川来往较多的大学同学。“别的同学经常问，你怎么总是和他（黄一川）在一起呢？”蒋坤说，黄一川虽不大合群但英语很好，有时也很逗。有一次在食堂，黄一川和蒋坤打赌，赌谁敢坐在一个女生面前吃饭。蒋坤说黄一川一定不敢，黄一川立马坐到女生对面，对着女生傻笑。

与人交往时，黄一川喜欢说脏话，但蒋坤并不反感，觉得这是一种“率真”。但蒋坤也承认，黄一川很邋遢，并且和母亲打电话的态度很不耐烦。

让蒋坤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黄一川曾说有人在公交车上撞了他一下，“想把这人杀了”。黄一川称，“这个撞我的人态度不好、没道歉”。但蒋坤认为，黄一川是开玩笑的。

黄一川的“清高”与“不屑”不仅指向身边的人，也指向社会。王瞻记得，黄一川有些愤世嫉俗，有点像在时事新闻底下留言的网络“喷子”。“他可能觉得十官九贪、或者女明星就不该挣这么多钱。不过也正常吧，这个年龄的男生不都是这样？”

王瞻有一次受伤住院，伤好后准备去学校报医药费。黄一川就笑话他：“你交的那点保险费早被学校贪了，还想着从学校拿回头钱。”

读到大三，黄一川去过南京，在东南大学周边买了些考研的复习资料。当时同班另一个同学也去南京，黄一川把同学骂了一顿。黄一川说，后者学习不好，“肯定是去拉关系的，我自己就不用”。

黄一川不止一次跟大学同学提起，高考失利对自己打击很大，要通过考研来改变命运，“一定要考上很好的学校”。

想通过考研改变命运的黄一川每天去上自习。蒋坤当时认为，黄一川考研成功的希望很大。黄一川对自己的希望更大。他曾用40页绘图纸写了一份考研计划，后来放在家里。除了对自己学习、生活上的要求，他还很有条理地为自己的人生做了规划。

“2012-2015：研究生阶段。

“2015年后：国内：一注（一级注册建筑师）、建筑设计、手绘、软件、[建筑大师、手绘大师、软件大师] 房地产、建筑经济（商业）、商业（经济）、贸易、金融、企业；国外：建筑设计[建筑大师]、房地产、建筑经济（商业）、商业（经济）、贸易、金融、企业……”

黄一川另外写了一份名为“设计项目”的清单，罗列了从办公楼、工厂、码头到音乐中心、步行街等几十种建筑形态，其中有一类纪念性建筑，他想要纪念的人物包括俾斯麦、希特勒、隆美尔、拿破仑，以及一座“建筑家黄一川纪念馆”。

他还有一份像书单而不局限于图书的清单，一开始写的是考研读物，包括建筑产业类、英语、信息、PC技术、设计大类等，之后这份清单变得庞杂，他要求自己掌握经济、思想、哲学、历史、文化、文艺相关的知识。

清单里还有一项内容是“形象塑造”，他写了对发型、脸部、衣着、鞋的要求。看上去，黄一川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他不仅排列出复习迎考的时间表，也列出了应有的和不应有的爱好，提醒自己要注意“心血管、肝、肾”的问题。

临近大学毕业，黄一川愈少出现，同学聚会也不参加。毕业后，他更是几乎与同学失去了联系——他遭遇了又一次打击。2012年、2013年，他两次考研笔试成绩都离分数线相差甚远。但黄一川告诉父母和一些师友的信息却是，他2013年二次考研成功，在东南大学建筑专业读研三年。

谎言

从2012年8月到2015年11月的三年多，黄一川没有回家。这几年，他一直生活在谎言中。

“6•28”血案发生后，陈凤从黄一川留在绥宁家中的电脑里发现了几份相互矛盾的求职简历、大量从网上下载的建筑资料和一些照片。这些信息显示，黄一川两度考研失利，后辗转武汉、广州、上海等地求职。

而黄一川告诉母亲的是，他在2013年考上了东南大学建筑系的研究生，学费是公费，“不需要家里掏一分钱”。每当陈凤打电话过去，黄一川总是说跟着导师在全国各地做项目，分了不少钱。“每次我们一说要去找他，他就拒绝。”黄俊说。

这期间黄一川未跟家里要过一分钱。电话闲聊时，陈凤建议儿子每个月存点钱以备将来买房。黄一川告诉她“不需要”，在外面“设计一张图纸少则几万元，最多20多万元”。

黄俊也提到，2014年黄一川的奶奶去世时，黄一川拿出5000元要给奶奶修祖庵。2017年，黄一川的三叔因肝癌去世，黄一川又拿出3000元给了三婶。

黄一川很少主动跟家人说起在外生活和工作情况。母子俩电话沟通时，陈凤问：你吃得好不好？你现在在哪里？黄一川的回答通常是：在外面应酬多，吃得好，经常出入高档酒店。他还告诉母亲，去过新加坡和日本度假，去广州、珠海、深圳、丽江、成都、大连、西安等地出差，到上海和南京出差最多。黄一川也告诉黄俊：“年薪二十四五万元，加上其他各种收入，年收入有四五十万元。”

黄一川描述的这番光鲜生活并非毫无破绽。

2015年11月，黄一川离家三年多首次回家。陈凤发现黄一川身上脏兮兮的，穿得很普通，就问：“你在外面跟着老师做事应该有蛮多钱？”黄一川并未回答。此后他回家次数越发频繁。2016年年底至2018年春节，黄一川回家五六次，每次都待一个多月。他对父母的解释是“建筑设计工作是可以在家里完成的”。但陈凤记得，2017年几次回家，黄一川非常落魄，甚至夏穿冬装、冬穿夏装。

黄一川仍在向父母描述他光鲜的生活。2017年5月，黄一川告诉陈凤，自己花200多万元在无锡买了套小别墅，开发商半买半送。2018年，黄一川又称，自己把无锡的别墅卖了，在上海徐家汇买了一套12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总价400多万元，贷款100多万元，还欠朋友20万元。上海徐家汇区域目前二手房价每平方米最少要8万元，一套120平方米的二手住宅，价格至少应在千万元上下。

黄一川与母亲在微信上聊天时，曾提起买房装修的情况，陈凤听说儿子贷款买房，怕他缺钱用就偶尔打钱给他。转款后，陈凤留言：妈妈省吃俭用给你装修。收到钱的黄一川回复：“母亲万岁万岁万万岁”。不过，一旦陈凤多问两句工作情况，黄一川就会发脾气。陈凤没有见过黄一川口中买房的照片。

黄俊可能比陈凤更早注意到黄一川有不同寻常的情况。他给黄一川介绍了一个东莞的朋友，说可以带去东莞做建筑设计，遭到拒绝。他想给儿子介绍女朋友，对方回复“有女朋友的”，黄俊就对儿子说，“你不要哄我”。

黄一川确实对陈凤说起自己前后有过三个女朋友，第一个不好看、第二个性格不好，他给的分手费是每人两万元。他还说，2018年11月要在上海与一个南京的女朋友办酒结婚，已经交了酒席押金。陈凤均提出来要看看儿媳的照片，并让黄一川带她回家。但黄一川并未同意，只称到时再看。

2018年春节，黄一川辗转找到了小学同学龙陈的新手机号，把后者约出来吃饭。龙陈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后来当兵去了。黄一川在饭桌上也告诉龙陈，自己在徐家汇贷款买房了，贷款的压力很大。龙陈当时有些怀疑黄一川在吹牛，但“没好意思提出来”。

2018年的这个春节，黄一川前后在家待了一个多月，过了元宵节还未回去上班。黄一川对母亲说，他在电脑上画图纸，不需要去单位，单位有人值班。心生疑惑的黄俊也试探问道：“你不去单位，开工红包都没了怎么办？”黄一川称会给他留着的，让父亲不用担心。黄俊对这个说法半信半疑。

担心之下，陈凤偷看了黄一川的手机，发现广州、上海、深圳、珠海有多家建筑设计院给他发送了面试信息，但黄一川并未一一回复。陈凤称，上海一家设计院曾让黄一川下午两点半去面试，他迟到了，“这事对他打击好像很大”。

案发后，有媒体报道黄一川频繁跳槽，但其父母至今不知道儿子真正在哪些单位工作过。黄一川曾告诉黄俊，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对陈凤则称在上海地铁规划设计研究院上班。

黄一川家中的电脑里有好几份不同时期写的简历，其中的学历都是“湖南科技大学”，他对自己的个人评价也大致相同：“思想积极上进，较熟悉建筑施工图，严于律己，刻苦努力，工作中勤恳踏实，人际关系和谐，善于与人沟通，富有团队合作精神，性格稳重，认真务实。”

但在这些简历中，黄一川工作过的建筑设计公司完全不同。2016年的一份求职简历显示，黄一川于2012年8月至2015年4月在UA国际（英国）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担任建筑设计师，2015年4月后就职于北京雅地东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而在2015年的一份简历中，黄一川又介绍自己于2011年5月起在广州南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工作三年。最近的一份简历中，黄一川称2012年8月至2015年4月在上海日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工作，此后一直在联创国际任职。财新记者向这些设计公司一一打电话核实，他们都否认离职或现任员工中有名叫黄一川的人。

黄一川的确曾在厦门一家建筑设计公司待过。那是2013年，按照他对父母的说法，那时候他应该在东南大学读研究生。“很内向，不是那么快乐，但是偶尔也有笑容。也没干过什么项目，参与画了些图纸，包括二三线城市的学校食堂、商业街入口装饰之类，只是平平无奇。”黄一川当时的上司告诉财新记者，黄一川在这家公司只干了20多天，试用期没满就走了，没办离职手续，也没作任何解释。

“这一行相对稳定，整个公司十几年来没过试用期就走的不超过五个人。他的业务水平整体中等偏下一点点，脾气不暴躁，个人卫生不是很讲究，身上味道挺大的。其他的没觉得有什么，也没跟任何同事有矛盾。”他评价说，“不知道是不是后来受了挫折，我当时是觉得他是善良的人，出事了我很心痛。”

湖南科技大学一位负责教务的叶姓教师也向财新记者感叹，黄一川虽然性格内向、比较孤僻，但是大学时并未受过处分，顺利毕业，“不知道他在外头遭遇了什么”。

反常

事后回想起来，陈凤觉得，2018年春节黄一川在家待的这一个多月，已经有多处异常：越来越孤僻，心事重重，暴力倾向也越来越严重。

陈凤说，春节那段时间，黄一川白天基本不出门，偶尔站在走廊上抽烟，除了吃饭和去卫生间，平时就把自己关在十平方米的卧室里。

黄一川的卧室，除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和一个衣柜，再无其他摆设。他的电脑里除了建筑图纸以外，多数是情色电影，还有一部日本惊悚片《大逃杀》。大学时结交的朋友也说他喜欢深夜看恐怖片，觉得很“爽”。陈凤也曾听见儿子在房间里大喊大叫。

黄一川的藏书与他电脑的内容一样贫瘠，多数是大学期间的教科书，少数是与建筑不相关的是军事书籍。他还留有十几张建筑手绘稿。一位建筑设计专业人士看了这些手绘稿，评论道：“比例不对，考不上研究生是正常的。”

陈凤说，不知道儿子在房间里做什么，“只觉得他心情不好才不肯出门”。陈凤展示了两人春节时拍的照片，在其中一张照片上，黄一川笑容僵硬，眉头紧锁。

陈凤还回忆说，黄一川吃饭时常呆坐在客厅，需要她把饭碗递到手上。此外，黄一川性格越发暴躁。有一次，黄一川把装有瓜子壳、花生壳的垃圾袋放在别人家门口，陈凤打扫回来后说了儿子两句，黄一川回称“关你屁事”，还用脚踢她。后来，黄一川两次用袋子装菜刀出门，陈凤没敢多问。

黄一川也越来越邋遢，十天半个月才漱一次口。陈凤说，你漱一次口，我就给你一百块。黄一川于是坚持了两天。又有一次，陈凤说，“你不爱干净，你以后的老婆是要嫌弃你呢。”黄一川就抄起一把菜刀，要来砍她。她锁上卫生间的门，在里面躲了好久。

陈凤害怕自己的儿子，他们实际上很少说话。黄一川不告诉她在外谋生的情况，陈凤多问几句，他就用脚踢她，后来发展为拿东西砸她。有一次他打完了，对陈凤说，“要不要去医院照个片子？”

陈凤的手被黄一川打伤了，连炒菜的锅都拿不稳。陈凤开始并未声张，事后才向妹妹陈霞讲述了黄一川的种种异常。“她就是虚荣心太强才没说，认为儿子打母亲是见不得人的事情。”陈霞说。

陈霞向财新记者展示了2月27日陈凤发给前夫黄俊的三条短信的截图。在短信中，陈凤描述了黄一川一系列反常行为。最后一条短信写道：“他这样下去真是危险，看来是遗传他奶奶的精神病了。”

陈霞称，黄一川的奶奶是“武疯子”，患精神分裂症数十年，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在多家医院治疗，2014年去世。黄俊老家绥宁县红岩镇蓼水村伍姓村支书证实，黄一川奶奶上世纪70年代就有精神病，发病时会到处乱跑、打人。此后20多年，她一直被家人关在房子里。他说，黄一川的二叔也“有点精神方面的问题”。

陈凤的笔记本上密密地抄满了各种电话号码。儿子出了事以后，她托了很多人去找儿子以前的同学，想问问儿子什么时候开始有问题。

在被警方查扣的随身物品中，黄一川也有一个笔记本，记载了大量身边人欠他的东西：二十几个耳光，或者两条腿。“欠钱不还的人该打！！”他愤怒地写道。

黄一川还说自己长期幻听，耳边总能听到一种声音， “说我好欺负、找不着工作，要看我的笑话”。黄一川抱怨，这种“声音”折磨了他很久，“我的身体和精神都遭到了巨大的伤害”。

根据黄一川自述，他后来对开门的声音、水龙头滴水的声音及各种轻微的响动都变得敏感。但警方调查了十余名与黄一川有关联的人——领导、同事、老师和同学，都表示他没有特别引人注目之处。

黄一川对警方承认凶案是自己策划的，自己读初中时被比自己更高大的同学打过，“想干一票大的，想引起轰动”。他又说买刀是为了自卫，觉得有人会害自己。

黄一川也说自己“心理不平衡”。怎么个不平衡呢？他举了个例子：某次他的同事看了垃圾桶一眼，又看了他一眼，他以为这个同事认为他是垃圾。

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骏看来，这种表现很类似于偏执型人格障碍的症状，黄一川自述的幻听内容与他的偏执性格高度相关。“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或者被父母溺爱、或者童年阴暗悲惨。人格扭曲以后，他们对自我的认识出现了混乱。他们变得斤斤计较、有仇必报。”王骏说，“他们拼命地想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因此可能有连续撒谎的情况。症状严重以后，他们对受到的挫折长时间地心怀怨恨，总觉得别人要害他们。”

死者与凶手

“要说起来，世外小学的多数孩子，父母大部分是高级白领和海归的专业人士，都是上班挣来的钱。他们都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汗水为下一代换取更好的生活环境。其中也包括小轩的爸爸。”谈及黄一川可能的“仇富”心理，小轩的母亲李月表示，“小轩的爸爸小时候就是农民，1992年大学毕业开始一路努力。小轩还写过一个纸条，上面说，爸爸永远在工作。”

小轩有一个姐姐，小文有一个弟弟。小轩随着爸爸的工作变动从杭州转学到上海，与小文成了好朋友。小文的妈妈张丽对两个孩子交朋友很高兴，觉得小文变得懂事了，学习也更加努力。

小文在班里以博学多才闻名。他从今年寒假开始读《上下五千年》，他读到隋炀帝游江都、开凿京杭大运河，但没能读到公车上书、辛亥革命。小文还有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天文地理章节的书角已经皱了。书上说，地球上的资源终将耗尽，怎么办呢？小文的想法是，自己成为天文学家。

小轩的梦想则是当机械师，这是他看了电影《环太平洋》以后的想法。电影里的“机甲战士”又酷又炫、拯救了人类。“小轩又活泼又自律，英语也好，是个好孩子。”他的妈妈李月说，他要做优秀的“世界公民”。

李月送儿子去学乐高、打篮球，组织家里人一道出去玩。他们从浦北路繁密的梧桐树荫下经过很多次。最终，现实与现实在树荫下碰撞。

李月闻讯赶到案发现场的时候，小轩的瞳孔还没有散开。周围人告诉她，男孩倒下以后，说了一句“我还好”。

“发生了这种事，感觉跟淹死一样，巴不得跟孩子一起去了。但是，你能怎么办呢？”李月有一次在厨房看见一把菜刀，想把自己的手砍下来，了解儿子最后的感受。家庭微信群几个小时没人说话，她的神经就会变得紧张。

血案发生两个月后的一天，小文的爸爸罗明与小轩的妈妈李月坐在咖啡厅里聊天。罗明说，今天早上，我们送小儿子去幼儿园，他妈妈看上去有些舍不得了。李月听了忙说：那很好啊。

罗明、张丽夫妇都在接受心理咨询并服用药物。“你们是否将对黄一川要求民事赔偿？”对记者的这个问题，罗明的回复几乎暴怒：“你的问题和态度，让我觉得很难继续。”

“你问了钱的事，刺痛了他。他觉得，有什么能补偿失去儿子的痛苦呢？”李月后来对记者解释说。

罗明和张丽在湖南衡山为大儿子办了一场法事。法事结束后张丽发了一条微博：“想起两年前在青海张掖爬山时，你说累了，妈妈还能抱着你下山。就是今年，妈妈依然抱得动你啊，虽然你已经1米43，70多斤。在衡山，弟弟都是姑夫抱着爬上爬下，妈妈完全没有力气抱他。你带走了妈妈全部的爱，也带走了妈妈全部的力气。”

黄一川母亲的全部力气也被带走了。“事情发生，头一个月我一直失眠，泪水都哭干了。人家小孩也是人家的儿子，我真的好伤心。是我不好，是我糊涂，儿子病了那么久，我都不知道。”陈凤说。她知道黄一川的手机已经被没收了，但她还是在微信上发了好多“拥抱”的表情给儿子，多到几乎换行。

陈凤和黄俊与黄一川的联系还停留在案发前四天。6月3日是黄一川的生日。当天，黄俊问儿子是否在南京，提出去看望并给他过生日，黄一川一开始答应，但很快又拒绝了。同期的一次视频通话中，陈凤发现黄一川更加消瘦，“脸色很不好”。6月18日是端午节，黄一川与父亲互发了祝福，后再未通信。6月24日晚，黄一川取消了与母亲约好的视频通话。6月25日，陈凤在微信里给黄一川发送了两条养生信息链接，但并未得到回复。

黄一川案发后，父亲黄俊找过两位律师，也独自一人到上海送资料。第一位律师到了上海，被告知黄一川不愿意见父母请的律师。第二位律师到看守所见了黄一川，黄一川确认不需要他的辩护。后来，黄一川选择了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律师。

“他让自己的父母好好照顾自己。他说，他自己的事就自己处理。”接受指派的律师对财新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