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惊心动魄的巨变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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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月，中国一度出现反对习近平的浪潮，我们称之为第一波倒习潮。清华大学教授许润章发文《我们当下的巩惧和期待》，许教授提出了“八项期待”，包括杜绝「大撒币」、主场外交中的铺张浪费；要求取消退休高干的权贵特权和特供制度；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紧急刹车「个人崇拜」和终止党媒「造神运动」。

    12月3日，总部在北京的多维网刊登了旗下杂志12月刊的文章《极左撕裂中国 习近平应负责任》。文章称，作为中共“核心”，习近平要为中共左转“妖风”负责，必须进行自我检讨。文章将社会左右撕裂的责任归因于习近平的个人集权、“党管一切”、个人崇拜和意识形态左转，声称正是因为有这些“左转”的因素作为前提，诸如“民营经济退场论”等言论，才能引爆早已埋下的定时炸弹，在短时间内掀起狂风巨浪。文章还对习近平的执政理论、经济政策、模糊的意识形态和“定于一尊”的权威进行了全面的抨击，认为习近平应该为当下乱局负责，进行全面检讨。文章还提到外界关于“习近平就是想当第二个毛泽东”的评价，并称习上台后一些层面问题和矛盾更加激化，质疑习是否已经“失去了判断”等。多维公开要求习近平自我检讨，是否意味着改革派政治势力已从暗斗转向直接逼宫。对中共体制而言，最高领导人进行自我检讨，意味着必须让权，政治生命的终结。联系红二代代表人物邓朴方在残联报告中批习近平“不知自己的份量”和“妄自尊大”；刘源11月24日在湖南省举行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暗批习近平。刘源说：“回顾父亲光辉的一生，就是要总结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教训比经验更加宝贵，我们要深刻汲取，维护好民主集中制，加强和维护党内团结，决不让历史悲剧重演。”这一系列批习事件，我们称之为第二波倒习潮。

    两波倒习潮表明中国社会积聚的怨气越来越大。这种变化发生在习近平执政以后，特别是十九大以后。之前，当我发文章批评中国政府时，常常有朋友反击我，认为我太极端，以偏概全，中国和美国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各有优劣。美国发展到今天也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国不可能跨越历史阶段，也要付出代价，最终会变得像美国，甚至比美国还要好。但现在批评我的人越来越少，为什么形势突然改变？我赞同许章润先生在文章《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中所表达四个底线原则的说法，也就是说，八九六四后，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建立在这四个底线上。一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搞政治运动；二是保护私有财产；三是有限的公民自由；四是政治逐步改良。这四条底线其实就是中共与人民达成不成文社会契约。中共可以腐败、污染环境、侵犯人权，但不能动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不搞政治折腾”这个根本底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痛恨腐败，但却分享腐败红利，与腐败共舞的原因。他们绝对不愿意回到那个令人恐怖、荒诞不经的毛泽东时代。但这一两年，我惊奇地发现我那些自信满满地朋友们对未来很消极和没有信心了，他们似乎预感一场巨变不可避免。习近平的倒行逆施撕毁了上述四条政治契约，人们感到不安全、很忧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但这种觉醒却不幸是通过灾难实现的。

    中国人很奇怪，经历文化大革命苦难的人一般都垂垂老矣，他们不愿回忆这段惨痛的历史，面对灵魂的拷问是痛苦的，何况他们自己也做过恶。他们子女正处于壮年，一心在发财致富上，只扫自己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他们是中国政治转型不能急，要慢慢来观点的主力军。思维还在改革开放的惯性中运行。八零、九零和零零后，我称之为新新人类，是最奇葩的一代人。他们基本上不知道文革和八九六四的历史，历史知识基本来自于中学教科书，为了高考背下来的，普世价值是在美剧、韩剧和留学、旅游中学习的，认为中国与美国只是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制度，如同美国与日本。他们的思维中，缺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比较，也缺乏对苦难的感受。我与他们的交流中，发现他们不知道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也不知道意识形态的差别，认为本质上他们是一样的，如同美国的联邦制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由于是独生子，他们是在万般宠爱中出生的，对苦难没有概念，不知道当今中国还有政治迫害、刑讯逼供。湖南女孩董瑶琼就是新新人类的一员，她在泼墨时根本不会想到后果是什么，她把习近平当成小伙伴，看不惯，约个架，谁怕谁？但她不知道中共是头凶恶的熊，可以把她撕碎、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习近平对政治契约的撕毁，使老人开始回忆其文革的苦难，壮年开始回忆八九六四，新新人类开始向往或怀念西方。一句话，习近平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得罪所有中国人。

    不断出现的种种公共事件，使自私、功利的中国人开始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们必须共同承受灾难，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无法分割。三鹿毒奶粉事件、雷洋事件、山东黑邦辱母事件、聂树斌冤杀案、鸿茅药酒事件不断突破我们的道德底线。疫苗事件为什么会产生强烈舆论反响？因为假疫苗的伤害可能落在每个人和家庭的身上。希望别人发声，自己搭便车的时代过去了。这是一个淘汰傻子的社会，调查记者和维权律师以及公共知识分子这样傻子群体被淘汰了，一夜间大家都变成了聪明人。结果，不再有人给他们预报灾难，遇上灾难也不再有人帮助他们。那些曝光过毒奶粉、地沟油、黑煤矿、孙志刚案、山西疫苗等事件的调查记者哪里去了？那些宁可坐牢也不屈服的维权律师哪里去了？1998年，《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因揭露山西运城渗灌工程造假，被判刑12年。2008年，《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锋，因报道山西公安包庇黑恶势力，被判刑1年。2013年，《新快报》记者刘虎，因实名举报工商总局副局长，被关押346天。2010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对山西疫苗乱象进行调查，发表了《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但随后王克勤及签发这篇报道的中国经济时报社长、总编辑包月阳均被免职。2015年7月9日中国爆发了举世震惊的709事件，中共在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了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的事件，部分人士至今下落不明。2016年至2017年间，翟岩民、胡石根、勾洪国、李和平、谢阳、吴淦等维权律师和人士被以煽动颠覆政府罪判刑入狱。王全璋律师至今下落不明。他们的悲惨境遇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声援，相反回应的是令人心寒的冷漠。2010年曾在山西疫苗案件中，为受害者提供过法律服务的基督徒律师张凯在他的文章《都在一条船上》中这样写道：山西疫苗事件距今天已经八年时间了，这八年，我经历了人生各种起落和变故。就像坐在一艘大船里，自己完全无力左右命运，只能跟着大船起起落落。然而，我们何尝不都在一艘大船里，看起来船决定着我们的命运。事实是：船里的每一个人，决定着船的命运。如果2010年，那些做报道的记者、律师不是被打压，而是得到荣誉。如果那年的的疫苗事件，责任官员得到惩处，法院大胆的开庭审理，受害人得到高额赔偿。如果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的NGO组织，可以自由的发挥他们的功效。那今天会怎么样呢？不用太聪明也会知道：会产生更杰出的记者、律师、官员，但这一切都只是假设。如果把我的这些假设翻译成政治或法律词汇，就是：新闻自由、司法 独立、主权在民，这些已经被历史无数次的验证过的价值，难道我们还需要别出心裁，另辟新道吗？问题疫苗难道真的只是疫苗问题吗？《南方都市报》刊发的调查报告《疫苗之殇》中披露，中国是世界疫苗事故最多、最惨的国家，每年至少都会有超过1000个孩子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或死或残。美国也曾经有过疫苗危机，但大家都争着要往美国这艘船上跳，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船客呢？几年前，美国麻州一家药厂出现违规，导致全国脑炎爆发，76人死亡，该厂负责人被控二级谋杀，药厂倒闭，赔偿2亿美金。1988年，美国通过《国家疫苗伤害补偿程序》，确立了为接种疫苗造成伤害的无过错补偿制度，受害人无需诉讼就可获得初步赔偿。当年为疫苗受害者呼吁的中国维权律师，现在多半已经不干这事了。他们在哪里，你们自行在谷歌上搜索吧。

    假疫苗事件以及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公共事件，用灾难告诫中国人，当每个人都愿意为国家和他人的命运当傻子时，我们的社会才会聪明起来，因为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张凯的文章获得千万点击量，17个小时获得140万元的打赏，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当成社会对调查记者和维权律师、异议人士的歉意金。张凯律师决定把它全部捐献了法制基金，因为他还愿意继续当傻子。一个普通老百姓在当今中国能做什么呢？我的看法是，对不正义的事发出你的声音，即使转发一篇具有常识的微信、微博文章。对告密的大学生告诉他：孩子，这是一种下贱、肮脏的行为。对去梁家河朝拜的朋友说，那里没有大学问，王八的味道不错。对在狱中服刑的维权律师的妻子们表达一点敬意。正如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所说：面对滚滚而来的浊流，如果你不能总是抗争，你是否可以选择偶尔抗争；如果你不敢积极的抗争，你还可以选择消极地抗争；如果你不能勇敢地表达，你可以选择含蓄地表达；如果你也不敢含蓄地表达，你可以选择沉默。如果你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选择了配合，但你还可以把调门放低一些。在你主动的或被迫地干着坏事时，能不能内心里还残留一点不安和负罪感。这一点儿不安或负罪感，仍是人性未泯的标记。即使你不去抗争，但对其他抗争者，要怀着几分敬重，即使没有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后放冷箭，使绊子，助纣为虐。我希望，你们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一边，文明一边，选择站在人民一边。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