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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2014年1月22日，北京（资料图）
中国新公民运动的代表人物许志永在2018年最后一天发表博客文章认为，中国公民社会在2018年实现了可观的成长，并且2019年有望成为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年份。但他的说法却受到舆论的挑战。
这篇文章题为，“当下中国——回首2018”。许志永在文章中认为，后极权是中国最重要的现实。但这个政权控制力有限，挡不住公民社会成长。他举例说，老兵争取合理待遇，佳士工人自组工会，卡车司机争取合理价格等等，都表明公民的权利意识在继续觉醒。同时网络技术也促进了公民共同体的成长。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滕彪认为许志永描述的这些事实都存在，但近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实际上已经被中断，
“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有少数人在坚持抗争，各种办法，包括写文章、传播信息等等，还有参与民间的一些活动；但总的来看，当局的打压越来越严酷，尤其是维权运动的发展已经是处在一个低谷。”
滕彪和许志永是中国公民运动中的战友，他们是2003年孙志刚案“三博士上书事件”中的两位博士。三位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陈情书，推动了政府废除收容遣送制度。
但他们也共同经历了中国政府对公民运动的打压。滕彪被迫流亡，避走美国。许志永后来因为发起教育平权运动，2013年被中国政府逮捕入狱，关押了四年。
中国《华夏时报》前评论部主任莫之许前不久在华盛顿波多马克文化沙龙的一次演讲中认为，近几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的钳制不断加剧，
“就这几年来说，从胡锦涛的后期，到习近平的全面打压，我们看到，从92年到08年，民间产生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被限制、瓦解和冻结了。”
莫之许认为，遭到政府打压的公民社会的重要力量，包括市场化媒体、网络和维权律师等等。但今年以来，对这些力量的打压却掀起了另一波高潮。
就在12月底，被秘密关押2年的709维权律师王全璋一案在天津闭门庭审，现场有多名声援王全璋的人被警方拘押，至今失联。网络舆论的空间也越收越窄，甚至有在海外推特上批评中国政府的发言者遭到中国警方的传唤。
与此同时，民间维权行动也受到严厉镇压。去年7月发生在深圳的佳士工人罢工事件引来了全国的关注和声援，但仅仅一个月后，罢工工人和声援学生就遭到了警方的清洗，至今仍有多名被捕者没有获释。
在美国的非盈利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指出，严厉打压使得公民社会的成长受到了阻碍，
“公民空间出了一定程度的公民抗议以外，还需要一定的持续性、组织性，还有互相之间的连接性，目前来说这些都不可能。”
许志永在文章中提到，虽然有政府的严厉打压，但公民的恐惧却在减少，人们不会放弃理想。所以公民社会的力量不是在削弱，而是在成长。
但滕彪倾向于强调，政府打压给公民社会成长带来的困难，
“她（中国政府）试图在建立一个数字极权主义、高科技极权主义，让中共更有效地来监控民众，另一方面也让民众反抗的成本越来越高，困难越来越大，行动的风险已经比之前要高很多。”
杨建利认为，许志永对公民社会表达的这些看法，有他自己的角度，
“他的立足点肯定是，再艰难的情况下，都不要大家放弃希望。而且他在非常负面的环境下，他找到一些正面的因素，来鼓励这些因素，并试图帮助这些因素发育。”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的几个月，许志永曾在一个公开视频中表示，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我一直是乐观主义者……所以我们要善于捕捉有利的空间，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许志永在文章中延续了这种乐观主义，说他坚信自己不孤单，越来越多的国人正在觉醒为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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