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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大学知名教授郑也夫刊文,呼吁中共应退出历史舞台。引来各方解读。有学者认为,中共垄断了整个政治及经济的命脉,它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政治变革应该靠公民的觉醒。评论人士认为,今年有三种诱因可能共同推动中共改弦更张。
郑也夫在这篇题为“政改难产之因”的文章中,分析了中共政改为何难产的原因。他说,70年代末叶,中共曾有过一场经济体制改革,但中共一直没有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原因是中共高层发现政改的每一项内容都在削弱这个政党。
他说,这个政党给国家带来了太多的灾难,所以他们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暴力,以最少社会动荡的方式,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这是当前符合中国人共同利益的事情,而今后中共领导人,所能做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淡出历史舞台。
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对自由亚洲表示,这些主张和很多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政改主张没什么差别,这样呐喊是没有用的,实际上改革已死,这条路根本行不通,这根本是错误的路,应该是另外想办法,另起炉灶去想办法。
中国社会活动家胡佳分析说,中国的政治变革应该靠普通公民的觉醒,“他们应该把那种已经注入我们血液的恐惧的基因,也就是长期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从而形成的国民性打破,要勇敢地在同一个时段,有足够多的人要求社会变革。”
胡佳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现在所作的所有事情都是在霸占着历史舞台。这几百个红色家族,还有共产党总体的利益,就是说要垄断这个国家所有的政治以及经济的命脉。
郑也夫这篇文章,适逢中共陷入内忧外患的险峻困局时期。前景未测的美中贸易战,重挫中国经济,同时也动摇着中共体制的根基,加之金融街阻击战陆续上演,投降论悲观论轮番登场,国内外大量不稳因素接踵而至。令体制内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改革的焦虑。
2018年岁末,网路流传出一份“中国百位公共知识分子发表改革开放40年感言”。他们称“改革已死”,质疑中共的“改革开放”成为了少数人掠夺敛财的手段,“人权”成了改革禁区,人们不敢说真话、不能拥有思想自由及言论自由。
他们期待法治生活、真正市场经济、学习美国和日本的开放与文明、更有学者期待能让信息充分流通,生活中不再被删帖封群封号,无奈的是他们的感言很快遭删除。
有海外学者表示,在中共禁言的常态下,这些中国体制内的学者们敢于冒死发声,说明中共确实到了非变不可的临界点,中国的大变局已经来临。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教授表示,自六四事件中共镇压学生运动后,中共原来改革的概念就已死了,后面所谓改革,就是用放开市场来挣钱、收买人心。
他说,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是宪政转型,就是整个法律制度、整个一党专政取消掉。
时政评论员周晓辉认为,从中共的最新言论看,中国改革已死、中共将继续沿着“保党”的老路、邪路走下去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也意味着中共走入了死局。2019年将不仅迎接难以想像的惊涛骇浪,还可能迎来将其埋葬的海啸。
他分析说,诱因可能有三:一是,经济崩溃导致民心不稳,中共解体。二是,一场瘟疫或天灾摧垮了中共的有生力量,使其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三是中共诸多恶行曝光,中共高层政治博弈导致鱼死网破,中共体制内良心人士顺势而为,改弦更张,重组政权。
周晓辉表示,更可能的是,这三种诱因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中共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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