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一国两制”，到头来“都是我的错”

FRANKSTON

长平：“一国两制”，到头来“都是我的错”            


美剧《指定幸存者》中有一个情节：趁着国难当头，密歇根州长实施种族主义政策，隔离和虐待穆斯林公民。临危受命的总统不得不强行干预，甚至逮捕州长。那位州长所干的事情，其实就是很多专制国家的常态，比如今天中国新疆的“再教育中心”。他想要的就是“一国两制”。

从逻辑上说，在“一国两制”框架中，中央民主制+地方专制模式更容易被接受。剧中的美国已至国将不国，但密歇根州长“两制”梦想仍然不能得逞。而现实世界，“一国两制”模式大多是中央专制+地方民主，比前者更能难以契合，其中最知名的例子就是中国与香港。未来的历史研究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全世界的政治家还不如好莱坞一个编剧，竟然认为“一国两制”模式是一种可能存在的政治选项？

2019年新年伊始，得益于习近平对台讲话提供的机会，在台湾的选民认可度几乎从民选领导人变成了“指定幸存者”的蔡英文总统又一次演绎“铿锵玫瑰”，为历史留下一句斩钉截铁的判决：“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而这也是‘台湾共识’”。

“一国两制”自古以来就是殖民之道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武力”配方不是习近平的发明，“一国两制”更不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殖民者都在尝试这种模式。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汉人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核心。1949年以后，中共在新疆、西藏、内蒙、宁夏和广西都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这种模式的自然传承。

这种模式的存在有个前提，那就是强大的中央政府，以武力威胁控制着民族关系的稳定。一旦国力走弱，边疆的少数民族就可能进犯中原，甚至取代中央。在此极端事件发生之前，边疆地区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和平安详，对威胁和控制的反抗一直都在进行着。

1949年以后，中共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实施“一国两制”，是对西藏的“和平解放”。经过一系列武装冲突滞后，西藏代表团与中央政府代表进行了协商，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即《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西藏回到中国，达赖喇嘛及班禅喇嘛的原有地位不予变更，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也不变更，寺庙所享有的特权和经济收入不予变更。这些内容，实质上等于“一国两制”。

对于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祖师爷是毛泽东而非邓小平。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就曾提出，如果台湾愿意和平统一，将来也可以不改变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

专制政治下有多少民主空间？

邓小平主导的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一国两制”有了一个明确的当代内涵，那就是指中央集权控制之下，让部分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其具体的含义是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司法独立和文化多元。

香港人至今最大的抱怨仍是中共未能兑现“一国两制”的承诺，很多人都不能明白，一旦“两制”的主要内涵变成专制与民主，那么这种模式根本就不可能成立。所谓兑现承诺，不过是一方公然行骗、一方自欺欺人而已。

我曾经多次谈到，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专制政治下有多少民主的空间？它不仅是香港人、澳门人和台湾人要思考的问题，中国人一直都在梦想和试验。最令人着迷的一种转型模式是：上层专制，基层民主；整体专制，局部民主；由下而上，从小到大；先局部后整体，最终实现全面民主。

因此，很多人对中国基层民主投入巨大的热情和幻想。中国法律早已规定，中国内地近50万个村实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及村长由村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官方甚至还主动试验或者默认过乡长、镇长直选。1998年，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6,000选民一人一票选举出“新中国”第一位直选乡长。随后，深圳等地也进行了类似试验。

如果说这些都是上面允许并操控的试验，那么广东乌坎反抗则是另一个故事，是村民誓死抗争、当局被迫接受的一个新的试验。

所有的这些试验都得出一个结论：民主与专制势同水火，“一国”岂容“两制”？

试验失败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又一点是共同的：都是被试验者的错。西藏是因为达赖喇嘛“叛逃”了，香港是因为年轻人激进了，中国大陆是因为基层太腐败了。相信我，假如台湾也接受了“一国两制”，你们也一定会犯错误，让北京收回承诺的。

那么不接受呢？眼下，不接受“一国两制”，就是蔡英文犯下的最大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