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就是中共的帮凶

towns

林忌


                习近平就所谓《告台湾同胞书》40年，对台湾恐吓必须接受中共的统一，所谓“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而所谓“统一”与“探索两制方案”，就是要接受“一国两制”，把台湾置于中共的控制之下；在习近平的“讲话全文”清楚见到的，就是两岸关系绝不对等，所谓谈判就是要台湾接受中共的统治，至多这种统治的条件是可“谈判”，而中共不排除使用武力，去促成达到这个结果，由始至终，都只是强盗逻辑。

造成今日的局面的，当然始自民国初年所发明的“中国国族主义”（民族主义）；民初时的知识份子，把当时社会遇到的一切问题，全部推给“分裂”、“军阀割据”对待，把一切未来的希望，说是“统一”而强力的中央政府就可以达到；这种想法的背景，是在于抗衡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然而早就过时了；在1949-1971年期间，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一直仍以自己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代表自居，直至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被中共抢走联合国席位为止；这种政策在当时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明显中共抢走了“中国”的代表地位后，台湾却一直怕动摇其“汉贼不两立”政策，继续坚持其“一个中国”政策，结果就是错失“两个中国”的契机。

二次大战后的德国，由四国占领区演变为西德与东德政权；而“两德”当初亦一如台湾与大陆般，视对方系非法政权，而视自己为唯一合法代表；然而双方终于在70年代改变政策，于1973年同时成为联合国会员，以及建交外交关系；事实正说明，“两个德国”政策不但没有影响“德国统一”；反之承认对方后，才有对等的谈判基础；然而在台湾的国民政府，不但未能及早接受美方的建议，即接受联合国有两个中国；当被赶出联合国后，也没有积极争取各国，同时承认民国政府与中共；于是中共自文革“复原”，美国也改为与中共建交之时，台湾就陷于中共的绝对包围与国际疏离之中。

然而国民政府迟至1992年，仍未能认清“一个中国”的害处——在台湾势弱，中国势强时，台湾是要争取承认，而非与中共“竞遂”中国的代表权；因此即使连“各自表述”，最终也只是闭门造车，被中共全面“代表”去；1992年的会谈之中，中共拒绝书面承认“各自表述”，而口头则各执一词，事后语带不焉，去到2000年后就借用苏起的一句“九二共识”而含糊过去；然而中共的九二共识，就只有“一个中国”，没有“各自表述”，国民党等泛蓝的政党，沾沾自喜以含糊其辞为成就，却不知这正中下怀，这才是中共想要的结果。

今日的国际上中共的声音大，而台湾的声音小，台湾接受“一个中国”，各国理所当然把一切打压台湾的行为，都宣传为中国的“内政”；中共以“含糊”的声明统战，一如中共在香港的政策，所谓“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最终全面扭曲，如今已不敢再提“五十年不变”、“河水不犯井水”，而改说“全面管治权”、“高度自治不等于全面自治”、“一国先于两制”；而所谓“港人治港”，则沦为“投共港人治港”，或甚至“新移民港人”治港。因此由“一中各表”，扭曲为“一中”，没有“各表”，再淡化为“九二共识”，然后对共识的定义，无论台湾岛内外，都没有共识，结果就是有“一中”是共识，这种做法，正是中共在香港以往透过一些“口号”，再事后修改的做法，根本是一心诈骗，绝不可信。

从香港的教训正说明，白纸黑字的保证，在联合国登记的《中英联合声明》也不可信，何况是一开始就没有的承诺，以及一开始就没有的“共识”；当习近平开宗明义，把“九二共识”定义为“一国两制”之时，台湾就更不应该接受所谓“一个中国”，而是接受现实，即争取“中华民国”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存在，即“两个中国”的事实，而不是帮中共统战，继续宣传对统一既无助，只有利于中共独裁专政的“一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