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 2019的中国和中国精英的百年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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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对中国意味著甚么？这是许多中国人深感焦虑的问题。集体焦虑的背景之一，就是相信中共政权将在新一年濒临崩溃的海外声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中共统治者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也达到了新的水平。当然，2019年中国人集体焦虑的更大背景，是中美两国走向全面对抗的前途未卜。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清楚，即使3月1日前中美就贸易冲突达成协议，也消除不了两国在2019年或此后爆发严重冲突的可能。



与2019年的现实风险相映照的，是这一年引发的历史记忆。2019是五四运动百年，六四屠杀三十年，也是中共建政七十年。每一个纪念日都刺激中国人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经过百馀年努力，付出了无法估量的生命牺牲和财富代价，中国人还是没有解决建构现代国家的所谓「基本问题」，不仅「民主共和」之梦难圆，而且那个主导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改朝换代」幽灵，又开始在这个饱经「乱世」的大陆徘徊。
   
    习近平的新年致辞说明他对2019年的政治敏感性非常清楚，他不仅回避了举世关注的中美关系，也回避了「五四」百年对现代中国的重大意义。他不提六四虽在意料之中，但在中共建政七十年之际，他放弃了「宏大」叙事的偏好，不再强调「永葆红色江山」，而是突出对底层的关心、突出对尽职和为国牺牲者的敬意，反映了他对基层不稳的忧虑。
   
    不论2019年是否会「出大事」，都改变不了多数中国人对国家未来的预期加速恶化的大势。经济将严重「下滑」固然是直接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对现存秩序是否能持续都在失去信心，而习近平则无法扭转这一大势。事实上，他采取的措施，包括最近对左派大学生的镇压，反而不断加剧这种趋势。我不怀疑习近平真心想用所谓更大的「改革开放」来扭转这一趋势，但我判断他做不到，因为他不可能改变政治集权的理念，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皇权梦」。
   
    那么，习近平会不会在2019年被某种高层「政变」赶下台？我的判断是不容易。直接的原因当然是习近平维护个人权位的决心和能力，他确实不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样傻，而是有超人的政治意志，不怕失去一切，敢于使用别人不敢选择的手段。但我认为，习近平保权位的一大利器是中国政治大一统的皇权传统，正是这一文化因素，成为中国难以打破习近平上台带来的政治僵局的深层原因。
   
    习近平上台的倒行逆施把中国引入了文革以来最严重的险境，但仍有不少人相信，习近平有可能长期执政，其中也包括不少自称自由派的人士。他们之所以相信中国将迎来一个漫长的黑暗时代，是因为他们和那些不满习近平的建制派一样，无法想像一种没有皇帝的中国秩序。这个现象令1919年的中国具有格外的历史分析价值，因为百年前的中国恰恰是一个已经没有皇帝的中国。
   
    百年前的中国，国力远不如今天，但那时的社会充满活力，知识人，包括精英和青年学子，享有今天无法想像的政治自由，充满寻求真理、重建国家的激情；而一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也给中国创造了自主选择的历史机会。但为甚么那时中国文化精英的选择，会带来今天的困境？这其中的教训，是2019年的中国不得不再次面对的问题，也将是下次评论的主题。2019年飞出的第一只黑天鹅，就是习近平突然升级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恫吓，从而增加了台湾问题触发重大危机的可能。习一直想成就统一国家的「不世之功」，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他为甚么要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自己面临空前严重的内外危机和压力的时候，升级武统的威胁？他想对自己的内部和外部的政治敌人传递甚么信息？我的看法是，习近平此举是想告诉他所有的政治敌人，他将不惜任何代价来保住权位，为此，他不怕战争、不怕革命，不怕天下大乱也不惜生灵涂炭。
   
    习近平发出这样的威胁，能保住自己的权位吗？当然不能，事实上，习的这种行为表明，他对自己能否长期掌权正在失去信心。但不容否认的是，他确实还有机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巨大伤害，而且，即使习近平失去权位，甚至共产党失去政权，中国在重建秩序的过程中也还会面临巨大的动荡风险。
   
    百年前的中国精英，为甚么没能利用一战后对中国有利的外部环境，利用国内当时比较充分的政治自由，建立起法治和民主秩序？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深究，对应对中国未来的挑战是有价值的。
   
    很多人都知道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却可能不知道，这一年还是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国民党，决心走列宁的俄国之路的一年，同时，这一年也是梁启超提出「联省自治」，推动地方宪政来建构现代国家的一年。「联省自治」的思路得到胡适、陈炯明、谭延闓乃至毛泽东等不少精英分子的支持，一度获得不错的势头，但最终还是输给了孙中山的选择。
   
    为甚么会这样？苏俄的深度干预是重要外因，而中国精英对政治大一统的信仰，则是重要内因。孙中山批谭延闓搞地方自治太天真，不理解秦始皇以来的中国，地方自治就意味著国家分裂。而持这种信仰者，在今日中国的精英中依然大有人在。这种信仰带来的一大问题就是，夺江山可以没有道德底线，保江山也可以没有道德底线。今天习近平为了保住权位，要打台湾，与当年孙中山、毛泽东为了夺江山出卖国家利益，是同样的政治文化逻辑在不同时代的表现。
   
    百年历史证明，「走俄国人的路」是一条选择作恶的路，而主张地方自治的精英们选择的是一条少作恶、不作恶的路。百年前选择地方自治的悲剧英雄们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他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是因为那个时代作恶（政治暴力）的空间太大。21世纪中国推动地方自治最大的机会，就是不作恶的选择空间比百年前大多了。但历史没有必然，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惯性是巨大的。虽然中共垮台已不可逆转，但再度改朝换代的中国，会不会建构一种新的政治大一统，也就是一种高科技的奴役制度？
   
    孔飞力教授认为，中国晚清面临的挑战，不仅是一个「王朝衰落」的挑战，也是「文明没落」的挑战。中国经济虽然在21世纪再度崛起，但与政治集权的古老传统共生的中国病毒，不仅再次令中国社会溃败，也再次导致了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而且，这一次中国的内部危机危及到了全球秩序。这说明中国并没有摆脱「文明没落」的危险。这个庞大而古老的文明，既有可能借力全球化实现「伟大复兴」，也有可能把许多文明拉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