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其实很复杂的,远远不是白左理想的那样天下大爱。
就说这个全球化,先进事物(如科技产品)一定会占领不发达国家的市场,相应的也就输入了意识形态,造成道德标准的改变,那么就产生了文明冲突,这种冲突是早在一百年前的几个世纪中就发生过的,中国人熟悉的历史有“鸦片战争”和“庚子之乱”。伊斯兰世界与欧美基督教国家的矛盾,从深层次上分析也存在这种文明冲突,土耳其和伊朗做为伊斯兰教国家,化解这种文明冲突的做法就是宗教世俗化,其实基督教也早在耶稣时代就实行了世俗化(以新约为基本教义),新旧文明互相兼容,多种族多元文化,世界大同,一直是西方白左的梦想。
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源上的问题,根源是因经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民族主义,比如中国的义和团,主要成员是失业槽运工人和破产农民,因为铁路开通了,运河及码头的经济价值就不大了,洋火洋焟洋布等洋货也造成大量手工业者失业(也包括了士绅阶级的利益被侵犯),所以破坏铁路和抵制洋货,是义和团对抗外来文明的最主要手段,其它如杀传教士等等,都是次要手段。实际上,中国古今的排外运动都与民族资产阶级有直接关系,日货把林家铺子逼的破产,林老板的女儿能不上街抵制日货吗?德州扒鸡沟帮子烧鸡,能不抵制肯德基家乡鸡吗? 简单的说,就是不发达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在变相的掠夺它们的资源(包括人力),比如沙漠国家有石油,但不会开采,那就要依赖西方技术,一旦掌握了开采技术,就觉得不划算了,要自己干,让西方人滚蛋。
中国今天不也是这样的问题吗?不想再做世界工厂,翅膀硬了要自己干,办法是以保护劳工利益为名强制外资企业工人提高工资,谁觉得劳动成本太高不划算谁就滚蛋。这是客气的,不客气的是用流氓手段将一切都收归国有,中国的共产革命就是这么回事(反帝反封建打倒列强除军阀推翻三座大山等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中共国在比自己更落后的国家也遇到了这类问题,大撒币的结果是大赔本。 市场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最大好处是,凡能造成巨大环境污染的工业都可以不在本土,而不发达国家反而依赖这类工业进口以促进发展,中国目前就是在走这样的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技不如人,那就得学,要花学费,要付出代价。现在中共国是刚刚学会走(山寨模仿),就要和人家一样的跑,民族主义空前膨胀,说难听的就是穷得瑟,狗肚子盛不下二两酥油。
现在欧美白左的政治正确其实就是马记社会主义啊,欧美的资本主义还不够高级阶段么?高税收高福利,劫富济贫,共富人的产,穷人都吃成了大胖子,有多社会主义啊,所以姓不姓马,不过是个姓氏问题而已。只要是有生命的人,那就没可能是大公无私的,有私心就有阶级,就有贫富差别,照老马的理论,家庭是私有制的根源,难不成共产主义就完全消灭家庭?那还是人吗?就算是一群猴子,也有猴王嘛。再说共产主义理想也不是老马的专利啊,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心目中的天堂都是共产主义啊。
老马贫穷潦倒,不会做工也不会种地,靠朋友养活过寄生日子,连嫖妓的钱也没有,只好睡了女佣。这样的愤青能对社会满意吗?看着资本家们花天酒地玩女人,能不眼热嫉妒?所以才发愤著书创建一套土匪理论,立志要推翻“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指望傻二们学了他的理论去造反,然后他就可以共产共妻资本家了,这才是老马的“初心”,也是所有马主义者的初心。其实老马就是一个文学青年油腻中年,一个有文化的犹太阿Q,真要给他一个工厂或一块试验田或者让他开一家妓院,他还真的不会经营,肯定没几天就负债累累倒闭破产,自己也患上一身性病。这一规则,当然也适用于那些夸夸其谈空话连篇哗众取宠的“民运理论家”们。
米歇尔·福柯,上世纪70年代白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因滥交和同性恋,1984年死于艾滋病,而人类当时还对这种罕见的疾病所知甚少。福柯与法国的毛主义者来往密切,甚至于在另一个老牌白左阿尔都塞的介绍下一度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福柯混乱的私人生活方式显然与该党的要求格格不入,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同性恋者、吸毒者、SM狂和滥交狂,福柯的名言: “只要男人和男人的婚姻不被承认,就谈不上什么文明”,此名言被现代白左和基佬们奉为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