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中国城市中产家庭的经济抗压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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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谈过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生活上的抗压能力有多强呢？说到底，抗压能力与兜里的钱有关。最近，广发银行与西南财经大学发表了一份《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这是关于人们兜里有多少钱的调查。使用该报告的数据，我在此文中准备分析一下，人们对经济下行有多大的抗压能力。

被调查对象都是谁？

有的读者可能已经看过有关这个报告的新闻，但是，相关新闻都没介绍，这个调查反映的是哪些家庭的财务状况？这份报告不是富人调查，因为户均总资产只有150万元（包括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同时，它也不是房奴调查，因为户均负债（包括房贷等）只有7.5万元，这在大中城市里最多只够买5平米房子，而房贷族欠下的贷款通常都多到上百万；它更不是贪官财产调查，因为这个商业性调查是自愿参加的，不管是上门访问，还是电话调查，漏网贪官们大概都会拒绝接受调查，虽然他们知道，来人或来电的，不是中纪委或省市纪委。

根据报告撰写者的介绍，这个调查在全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东北、西北7大区的23个城市进行，这些城市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南京、济南、杭州、上海、福州、广州、深圳、佛山、汕头、中山、湛江、郑州、武汉、长沙、成都、昆明、沈阳、哈尔滨、大连和西安。归纳一下，除了北上广深四大都市以及广东省的几个中小城市外，其它城市都是省会城市，但不包括经济比较差的华北、西北、西南地区的部分省会城市。调查者根据被调查户所在地区、家庭资产状况分组，按各组比重随机抽样，最后选取了1,754户家庭，这些家庭的年收入在67,817元以上。

从以上信息判断，这个商业性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城市老住户当中的中产家庭；之所以这样理解，是因为只有在城市里拥有长期老户籍的住户，才基本上不需要在过去几年里购买昂贵的住房，因此不会背着沉重的房贷，他们多半以前就拥有自己的住房。城市老户籍中产家庭有一个特点，他们可能不是炒房大户，对房价下跌的敏感度不象房贷族那么大；这样的家庭资产增值，很可能不是炒房炒出来的，而是已有老房产的价值随着市价上涨而自然升值；同时，他们的住宅可能以自住为主，属于不能出售的不动产，把他们的全部资产扣除不动产后的金融资产，才是他们可以动用的金融资源。

从这个调查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它覆盖的是经济相对较好的地区，因此，调查得到的家庭财产数额高于涵盖经济落后地区的全国平均水平。由此可以观察，在经济比较好的地区的省会以上城市，城市老住户当中的中产家庭，究竟现在平均有多少金融资产，又分布在哪些方面，是银行定存为主，还是理财产品、股票为主？关注这一点，是从中可以分析这些家庭对经济下行的抗压能力。

房产致富？

这个调查当中，被调查户里户主年龄在50岁以上的占53%，30岁以下的只占8%、总共140户；而在这140户里，16岁到22岁的家庭年收入达到18.5万，23岁到30岁的家庭年收入达到23.8万。这说明，被调查对象主要是相同年龄群里收入比较高的家庭，而不是那些从中小城镇到大中城市工作、生活，单人月收入只有三五千元、买不起房的年轻人。由于调查机构的目的是了解被调查户的金融投资意向，所以，它对“月光族”不感兴趣，更不反映低收入家庭的状况。

就所有被调查户的平均状况而言，这些家庭的平均总资产是150万元，其中房产价值占77.7%，即117万。这次调查是2017年做的，所覆盖的23个城市中，除了沈阳、哈尔滨、大连和湛江以外，其它城市2017年底的房产均价都已突破万元；那么，用调查数据中的自住房房产价值（总资产扣除可投资资产），除以这些城市的平均房价每平米1.5万元（这是一个偏低的估算，因为一线城市的房价高达4到5万元），大致可以了解，这些中产家庭到底有多少房子。我计算下来的结果是，户主年龄在30岁以下的，他们的自住房产大约平均是八十多平米，而30岁以上的家庭，其自住房平均约100到120平米。这样的居住面积比较舒适，但同时也说明，这些家庭如果因为经济需要，要从现有住房中腾出一个房间收取租金，可能性并不大。

这些被调查户除了自住房之外，还有多少房产可以收取租金呢？可以收取租金的房子属于投资性房产，从被调查户的可投资资产中扣除金融资产后发现，户主在30岁以下的家庭中，平均大约每4户里有一户拥有1套小户型房子可出租；而41到50岁的家庭里，每3户里就有一户拥有百平米面积的可出租房；65岁以上的家庭里，是每4户里有一户拥有百平米面积的可出租房。由此可见，城市中产家庭里，真正拥有第二套可出租住房的家庭只占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对大部分没有第二套住房的家庭来说，房价涨跌带来的财产增减，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因为房价涨了，他们也不大可能卖了房子去套现；房价跌了，他们也没有家庭财务损失，只不过感觉差了点。这个结论指出了一点，在城市中产家庭里，靠房产致富的家庭其实很少；而房价下跌，对大部分只拥有自住房的家庭来说，并不构成多大的冲击力。

余钱怎么用？

城市中产家庭的财产中，除了可出租房子外，就是金融资产了。按这份调查报告披露的情况，所有被调查家庭金融资产的平均分布情况是，43%是银行存款，17%是保险产品，13%是理财产品，10%是别人的欠账，股票只占8%，剩下的9%包括现金、基金、债券等。

在经济下行情况下，不同年龄组的需要不一样。所谓的经济下行，在一定阶段内，先表现为就业机会减少、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已就业者被裁员，同时在职人员薪资缩水。这种情况对年青人的冲击是，收入停滞或减少，为此将不得不压缩消费；对中年人而言，子女教育等开支不能压缩，一旦收入不够，也必须压缩消费；而老人的收入和日常消费本来就有限，所以经济下行对他们的冲击力最小。如果青年和中年家庭入不敷出，就只能动用金融资源来维持生计。

那么，不同年龄组的被调查家庭各有多少金融资源可以动用呢？这个调查得出的数据是：户主在22岁以下的家庭平均拥有52万金融资产；23到30岁的家庭平均拥有64万；31到40岁的家庭平均拥有82万；41到50岁的家庭平均拥有88万；51到65岁是54万，65岁以上是33万。22岁以下的家庭能平均拥有五十多万金融资产，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父祖辈的馈赠；23岁到50岁的家庭有60到近90万，数量不小；而51岁以上的家庭因为有医疗等大项可能的开支，拥有30到50万金融资产，倒不算很宽裕。从这些数据来看，城市中产家庭的不同年龄群组，其金融资产可以补充或支撑他们在经济下行阶段的生活开支，而不致于度日艰难。

不同社会阶层的焦虑

过去10年来，围绕着资产保值，城市中产阶层的焦虑点不断转移。先是炒股遇到股市大跌，现在他们金融资产当中平均只有8%是股票，炒股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曾经有一部分有房中产阶层试图购进新房，把金融资产转变成会增值的房产，现在，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萧条状态，炒房也不再是他们的选择，这份调查报告也披露，城市有房中产阶层的房贷负担其实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面对上涨的物价和高企的房价，如何让自己手中的财富不贬值，理财产品曾经是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但前年开始，理财产品和基金经纪人频频“跑路”，于是中产阶层又不得不把他们将近半数的金融资产重新放回银行账户，宁肯利率低，也要保资产安全。可以说，前些年，在股票、房产、理财产品等诸多选择之间，城市中产阶层为财产保值而焦虑不已；如今，选择少了，甚至没了，这种为选择而焦虑的感受可能反而减轻了。所以，城市有房中产家庭并不是社会各阶层当中，短期焦虑最强烈的阶层；而其他社会阶层的焦虑可能强弱不一，对经济下行的承受力也各不相同。

几亿农民都有自有住房，本来生活水平就不高，如果全国经济状况不佳，他们出去打工或靠在外子女汇款的来源减少，还可以通过种植和养殖来维持日常生活；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对经济下行的抗压能力大得多，没多少钱，也能抗下去。

与农民相反的是城市里的上亿中低收入阶层，包括在城镇定居的农民工家庭以及城市低收入居民家庭及家中未就业的青年人，他们可能对经济下行的感受最为强烈。这个社会群体的积蓄有限，如果待业青年本人或父母没有就业机会和足够的收入，其生活水平会下降。

有一个社会群体因期望值比较高，今后的焦虑感会越来越强。这是指从乡村考进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谋职的青年人，以及从中小城镇到大城市谋生的青年人，他们曾经的梦想是在大城市里定居，成为中产阶层的一员。一旦他们在城市里买了房，成为高房价之下承负着沉重房贷的房贷族，在经济下行时期，他们既担心工作机会不保，付不了房贷，又担心房价下跌，吞掉自己的首付，甚至把他们这些房贷族变成“负资产族”（若房价跌过三成，他们的房产净值可能小于房贷余额，这样的房产就变成了“负资产”）。对他们来说，退回家乡没出路，留在城市则十分艰难。

按道理，拥有多套房产的富人似乎是对房产下跌最担忧的阶层；其实，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担忧还不是房价下跌，而是资产“锁死”。富人的财产不是几笔银行存款或一两套房子，而是多种多样的房产、投资等。对他们来说，财产管理意味着按照市价计算而得出总数，财产增减就是一个数字概念。当然了，他们对经济下行的承受力非常大，虽然财产总数不涨了，但足可以花上许多年。问题在于，他们所期待的，其实不是守着财产安心度日，而是希望把财产变现，转移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即国外。恰恰在这一点上，他们非常焦虑，因为现在当局对购买外汇和将外汇转移境外，限制越来越多，就算房产能降价出售，也未必可以顺利转移到国外。从这个角度去看，富人的财产其实已经被“锁死”，不管他们在境外有几国居留权，带不走钱，出了国也神气不起来。

事实上，富人当中财产最多的人，早已在外汇管控强化之前把部分财产转移境外了。现在“锁死”焦虑最强的人，多半是那些在境外没路子、想出国又不摸着门的“土财主”，他们怕“共产”，但又躲不掉；还有一批人，就是悄然躲过反腐运动的官员，他们积累的财富不少，但见不得光，“见光死”的不只是钱财，还包括他们自己。所以，他们的焦虑甚至可能比经商的富人更严重，因为护照被收上去，钱财转不走，上缴就是罪，心虚也得守。

以上分析表明，经济下行主要冲击的是城市中低收入阶层，而最穷的农民反而受影响有限，中产阶层的抗压能力相对比较大；至于富人的焦虑，与经济下行时期的抗压能力无关，这样的焦虑内生于“中国特色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