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国企反击战” 政权巩固和增长熄火的矛盾

FRANKSTON

美国之音




中国北汽集团工厂的工人正在组装吉普车

    中国经济增速骤然放缓或许与多种因素有关。相当多的分析轻易将中国经济面临的增长困境与几乎同时发生的美中贸易战联系在一起。但也有熟知中国政治经济的学者希望探究导致增长骤降的根本原因。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广受尊敬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在其新著中阐述了中共强势领导人习近平如何强化国企、搁置改革，以一场“国企反击战”巩固政治地位，却令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熄火。

    “国家的反击：中国经济改革是否终了？”（The State Strikcs Back: 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是拉迪继“民进国退”（Markets Over Mao）之后，探究民营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著。

    拉迪新著书名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星球大战”（Star Wars）系列中的“帝国的反击”（The Empire Strikes Back）。而习近平不断在强化的国有（State）或许也类同于星战系列中的“帝国”概念。

    新著书名反映出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经济的境况，即与前著截然相反的 “国进民退”。

    拉迪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分析者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疾降成因的看法：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面临的威胁并非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而是其领导人习近平对过去35年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导向改革的逆转。

    拉迪是华盛顿主要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长期关注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处境和作用。他在近日的新书推介会上，以数据展示了习近平主政后中国国有经济如何在短短几年取代民营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

    2013年11月，中共18大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外界看来，这是中国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拉迪说：“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因为这是（共产）党的文件中前所未见的。”
    在那之前，私营经济，或称民营经济，在35年里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也是中国劳动力的最大雇主。

    2010年，中国银行对非金融企业的投资，有近一半（48%）流入私营企业，投入国有企业的资金仅有约三分之一（36%）。私营企业有更高的资本回报率，更有效率，也更易获得贷款。投向私营企业的资金在总投入中所占比重，在习近平当政前一直稳步上升。

    市场力量的壮大还体现于拉迪所说的“国有企业的流失。”而这尤其体现在工业产出方面。改革初期，绝大部分工业产出源于国企，其余则来自受地方政府控制的集体经济部门，因此总体上，工业产出基本来自国营经济。国有经济在工业产出中的占比稳步下降，到2011年时，其占比已经降到26%。

    中国出口产品来源方面，1990年代中期时，绝大多数出口产品源于国有企业，如今其所占比例降至仅一成左右。外资企业曾一度在中国出口产品来源中占比近一半，而过去十年里其所占比例逐渐下降，不断强大的私营企业成为最大的出口产品来源。

    这段时期，私有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成为就业机会的主要来源。中国几乎所有的新增就业机会都是由私营企业创造的。

    到2013年，这一切开始逆转。银行发放给私营企业的信贷急剧缩减。私营企业获得信贷占比在2013年时为57%，而到2016年则骤降至11%。同期国有企业获得信贷占比则从35%激增到2016年的83%。

    拉迪提醒，发生逆转的2013年到2016年，也是中国信贷暴增时期，到2016年，私营企业获得的信贷总量为6200亿元人民币，与其在2013年得到的高达2.6万亿元相比，不仅比例骤降，实际数字也在锐减。

    私营企业投资份额增长停滞，随后下降；国有企业的增长超过私营企业，过去两年其增幅反超私企部门。

    到2015年开始出现扭曲市场竞争环境的反竞争合并。合并者大多是国有企业集团，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操控。国资委起初管理着196个国有企业集团，但它们在中国企业中所占份额却高达四分之一。这些集团中多数都有数十个受补贴的项目，有些甚至多达数百项。拉迪说，国资委监管的兼并行为一度间断，但到2015年中期得以恢复。如今，兼并后的企业集团数量降至90多家，虽然数量降低，但其资产则由近11万亿元激增至近55万亿元。但这些企业集团盈利表现并不好。拉迪说，将其税前利润加起来，除去25%的税，留存收益仅够用于兼并部分五分之一的融资需求。

    拉迪说，这些公司集团能够得到大量贷款，并能从多种渠道获得资金，因此筹集巨额资金，但结果是其资产汇报率从6、7%降到2.5%，表明这些公司集团的生产效率急剧下降。拉迪说，如果这些公司能够维持兼并前的投资回报率，中国经济增速会快很多。

    拉迪说，资产回报率下降的结果是企业在创新和成本控制方面都失去动力，而出现腐败的几率反而上升。

    这些逆转都源自于习近平的做强做大国企的政策。拉迪说：“那是习近平不间断在鼓吹的，而且仍在继续。”

    民营经济受到挤压的恶果在其清理债务的努力中骤然显现。政府对影子银行的整顿揭开了以其为生命源的瘦骨嶙峋的民营经济。

    当局意识到问题的严峻程度，开始着力挽救民营经济。但舆论上的气氛营造和货币政策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当局开始掉头，甚至有意启动搁置的重要的结构性改革。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令一些分析寄望外部压力可能终将迫使习近平进行改革。但拉迪认为，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拉迪说：“一些私营公司的专家认为外界压力可能促使习近平回归改革之路。我不会在这方面多想，因为这里不存在线性关系，并非到了某个节点将会如何。我不知道那个点在哪里。现状是习近平已经越来越难作出妥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