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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达
金融大鳄索罗斯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中,批评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将人工智能用于监控,是“开放社会”的最大敌人。
索罗斯是美国民主党的一大金主,也透过自己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在全球多国“输出民主”。世界经济论坛是全球政经上层的俱乐部,大体也是主张全球化的,并且相当接受中国,甚至看起来像乞援于中国输出金融经济的增长动力。2017年的其中一个演讲者,就是今日在索罗斯口中的习近平,真是河东河西,不用十年,两三年就全不一样。当时习近平在推销“一带一路”,以及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中国方案”。
索罗斯可能是其老师Karl Popper最有力的哲学实践者(虽然未必完全一致),“开放社会”一词便是来自那本知名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索罗斯批评,中国锐意发展科技监控技术,特别是集权化的人民信用资料库,使党国成为社会唯一的控制者,对人民的各种自由造成重大威胁。
索罗斯在演讲中重提自己如何接触Karl Popper而成为“开放社会”的信徒,并在发迹之后用自己的钱和影响力,在匈牙利及其他地方推动政治改革。1989年前后,他曾经打算将匈牙利模式复制到中国,也在中国开设了一个基金,但未几就遭党国派员控制,与大鳄接头的中国官员自保切割,赵紫阳下狱,北京屠杀了一回,一切完结。
“开放社会”在中国行不通
这些都可以视为西方人尝试打开中国门户,使其变成“开放社会”,让中国融入所谓的世界治理体系。但在中国似乎行不通,甚至中国人本身也对于党国强力的控制颇感满意。意味深长的是,索罗斯看到党国当下的政治合法性,来自经济多年来不断上升的默契,一旦经济不再向上或甚至向下,一切将会很难预测。
而擅长计算的索罗斯选择公开批评习近平,有一千万份之一的机会是因为他突然醒觉,重新认识中国的本质;或者有另一个较现实和合理的可能:他洞察到中国经济已经爆破,整个国家能够提供的渔利将会减少,但它养肥的政治体制,却可以颠覆他们来自的“开放世界”。本来中国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有利有弊的综合体,但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利弊的比重或已开始变动。
索罗斯认为自由世界应该结盟,并且呼吁将希望放在有良心的官员和商界。这就是他们预期中国内部可以收拾残局,大概的想象是党内的商界和军政高层可以联合起来左右习近平路线,甚至推翻之。这也是习近平最近说的“七大风险”,最重要当然是贸易战之下的“政治风险”,即下台危机。
当然索罗斯也不是吃素的,他在金融市场兴风作浪,被人称为金融战犯。在美国国内,他一向提倡最大力度的开放,认为“开放社会”就要开放边境、鼓励难民涌入欧洲之类,都令人不敢恭维。这就是Karl Popper的那一套的物极必反。索罗斯也谈中国文化,不论是真心还是假意。他推举党内还有“儒家精神”(Confucian tradition)的人,也就是士大夫在不同意君主决策时,会群起抗议阻止的传统。
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造的
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之下,不会有这种事情。余英时多年前曾谈过近代中士大夫淡出的趋势,“到了1920年代末期,士大夫文化基本已消失了”,之后在政治上呼风唤雨的是“党人”。崇尚气节的一堆是前清遗老;革命前夜奔赴现场的日本浪人也许有武士精神和一颗浪漫的心;至于民国前期的军阀虽然被两党史观严重抹黑,但比起后来当权的人,军阀都是知书识礼,至少不会对读书人太差。著名的例子是五四运动的学生殴打官员,也是得到宽恕。
但之后的两个集权化的苏维埃政党,终结了这最后的浪漫。坏的国族主义狂潮席卷一切,知识份子首先是国族主义者、党国主义者、供党差遗的仆役,最后才是一个读书人。这些人都不是Edward Said说的那些总是质疑既定权威、保持游离身份的知识份子。
至于上层的,都是出身下层社会的人。蒋和毛都是。但毛更是精通三教九流,洞策社会底下层的恶劣人心。1920年代的地下共产党年代,就已经有藉词AB团叛乱份子的内部清算,残酷杀害了几十万人,能够留下的又会是什么人呢?留下的又会选择做怎样的人呢?曾经有党内高层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造的,那可能是具党性、残酷、坚忍、善长斗争和操控人心,但不会是“反抗上级”。
到了现在,就更不用说了。近世中国重新讲儒家、在世界各地搞孔子学院,只是为了争那个道统正朔、做间谍工作,“儒者”讲的也是政治儒学,也就是如何为统治者巩固江山的帝国神学,那些犯颜直谏、太学生暴动之类的传统,其实已经消逝了。如果中国内部有反抗,也只会是因为习政府已经无能维持经济增长,而分配不公水深火热,触发原始的地方暴动,或者统治集团内部的宫廷政变,这是纯粹的血气生存之争,而不会是因为任何名义的传统气节。
所谓遗民不世袭,新政权建立之后,旧的那批人或隐逸山林、或飘洋过海,但已经无关痛痒,下一代还是会成为政权的一部份。如果要说这些,南宋遭蒙古毁灭,之后就已经没有太多了。大概索罗斯或者很多西方人都是务实的,他们当然不希望中国局势变成shit hits the fan,还是寄望内部能够自行修正,之后又再开放,又重给西方赚钱和很多好条件。所以他们现阶段都会坚持,要将习近平和人民分开看待,不免是寄望后者可以帮他们收拾前者的。
索罗斯为何寄望中华传统
然而如果人民和党内的大多数,都不认为这种状况有问题呢?习不是一个很好的传教者,他只是利用现有的资源。中国人共享不少“思想资源”:例如认为“中国人自十九世纪以来受尽屈辱”的苦难史观,使他们要不择手段富国强兵;例如远古的中华思想,是一种等差而无异于帝国主义的神圣王权思想,它本来就自视为天下,是自成体系的文明,没有打算“开放”,所以中国加入世贸,只是世界向中国开放,但中国不会同等程度向世界开放。因为开放到底就是亡党亡国,这是他们的观念。
Karl Popper的开放社会论,是从柏拉图、黑格尔到马克思一串起来反对。虽然自然有人批评他误读了柏拉图,但Karl Popper版本的那个柏拉图,就是一个提供乌托邦的蓝图,一个包罗万象的美好国家想象。在建立理想国度的时候,要动员支持者、清除反对者、推倒大部份的机制,才能一跃而就,令社会焕然一新。
然后柏拉图据说还推崇政治菁英恒久统治,国家的统治者最好同时具备哲学家的知性和德性。Karl Popper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城邦主张,崇尚“整全工程”,其实就是极权主义。人是无法了知一切,所以制订的革命也多数是建设少、破坏多,佐以大量的杀人和斗争。他认为解决方案是“零星工程”,谨小慎微的改革,出错的时候破坏较低;拒绝整体主义,而采用复杂而迂回的方式保守渐进。
然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学说,对Karl Popper来说也是柏拉图式的,也就是讲究历史决定论,既然世界背后有一个相同的本质,则其历史亦循既定规律发展;只要掌握了近乎真理的这条演算法,就可以规划出一个全新的完美世界。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背后根源,是这种基于相信万物有其“本质”的信仰,因此掌握本质或历史科学的人,就似乎有权力及应该为整个社会制订包山包海的发展方向、控制所有人的生活,“令世界的本质显明”,结果就是极权国家的兴起。
所以抱持“开放社会”这个概念,去看正在全力发展高科技监控技术的中国,无疑可以断定那是法西斯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和升级版。
然而索罗斯寄望的中华传统,其实也是另一套版本的柏拉图主义。其实远古的“伟大文明”自有相似的光辉和残暴。古中华也是讲圣王统治,讲大同世界、统一九州,讲世界是“一个的天下”,讲“全”,讲“道”是“一以贯之”,到之后秦始皇将它实行了出来,也是非常“整全主义”的;“仁”是人和世界终极的本质;至于君子之政,就是将仁政推行到世界所有地方;至于中国人认为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是别有宿命论风情的。
这套文化在古世已经培育出君主专制,并非偶然;到了近代而开不出民主自由人权,亦是命定。最近余英时出版回忆录,讲到“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儒家思想扮演了重要角色”,大概是说,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公”、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类的想法,为清末民初人拥抱共产主义铺平了道路。也许是观点太刺激,不少道学家都纷纷跳出来商榷。但马克思主义,作为导致所谓“封闭社会”的思想,在中国能够火速流行和落地生根,在这角度来看是合情合理的继承发展,而不是外星细菌进入地球。本身中国文化就充满给它发展的土壤。
连防范渗透的能力都没剩下多少
从“开放社会”的他山之石,又看出了相似的事。Karl Popper讲马克思时,也不无“同情的理解”,指出他初衷良好。但纵观所讲开放社会的对立面,即封闭社会,其实都是从“初衷良好”开始。而儒家思想也当然初衷良好,但往往是初衷良好的东西,才会推展乌托邦大工程。从秦始皇、汉武帝到强调全面复古最终令社会强烈动荡的王莽,也都处于这条“划一地移风易俗”的极端主义者系谱,当然这个系谱一直伸展到现代。习近平讲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命运,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川普反而讲只“美国优先”。在Karl Popper式的视野下,习近平似乎比川普更适合被视为“开放社会的敌人”。
当然,索罗斯在各地推广“开放社会”,希望这些开放世界合成一个,听来也很像Karl Poper批评的那些狂热的线性历史论者。他自己也出钱出力,但这些融合、自由的主张也我们经常听到。但一切还是带来灾难的。新自由主义、金融和人口的无限流动,只是利益了金融家和跨国企业,拆除基于本质信仰的国族界限之后,人不一定更加自由、不一定更有选择。所谓民主自由的那个世界,他支持的左倾政治家,也是乌托邦式的信徒、也想搞移风易俗、人权和融合无限扩大,也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另类暴政。他呼吁自由世界抵制华为中兴,那是对的,但自由阵营同样今非昔比。
不如同时重读自由主义的老重镇《经济学人》在创刊175周年发宣言,呼吁改造自由主义(renewing liberalism),因为自由主义腐化了,回应不到时代挑战。而比较值得忧虑的,并不是封闭社会有多强大,而是经过几十年繁荣的开放社会,莫说反攻,是否已连防范渗透的能力都没剩下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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