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到刘慈欣

雨夜

从鲁迅到刘慈欣

    文 | 王德威

    中国小说叙事至二十一世纪有着始料未及的发展。科幻小说的实践者提醒了我们，应该持续地想象中国文学在任一文类、任一创作方式上所可能展现的新意。新一代科幻小说作家如刘慈欣和韩松、王晋康，上穷碧落下黄泉，探讨无限的宇宙星空，各种各样的诡奇冒险。在想象力的叙事中，这些科幻作家是值得关注的。

    本文试图将整个当代科幻小说视野扩大，还原到文学史的脉络中，观察刘慈欣、韩松能引起我们兴趣的原因，以及他们对现当代政治、社会以及文明问题所作的深切思考。尤其在当前国族历史问题——中国往何处去？中国是否崛起？已经崛起？或者快要崛起？等各种问题—甚嚣尘上之余，小说创作者以他们的生花妙笔、灵活而不受拘束的想象，开拓了一片理论家、“大说家”们眼界还不能及的场域。这是本文想要强调的。

    本文希望用一种空间想象，再次思考我们看待现代文特别强调的是，科幻文学作为一种文类，带给我们对于乌托邦、恶托邦的想象空间。它不断地刺激、搅扰着我们：什么是幻想，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经典或正典以内的文学，什么是次文类或正典以外的文学——不断地产生新的思考方式。

    乌托邦（Utopia）在文学史上的现象主要指的是一五一六年，托马斯·莫尔（亦译汤玛斯 ·摩尔，ThomasMore）所创作的一个政论式叙事，在这样的叙事里，莫尔想象在大西洋里有一个岛——乌托邦（乌有之乡），岛上各种各样的民生、社会、政治建制与当时英国的情况恰恰成为鲜明对比。现实世界不能实践的憧憬或梦想，在乌托邦里有了实践的可能。尔虞我诈的现实世界，到了乌托邦成为和谐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莫尔通常被认为是以西方为定位的乌托邦叙事的起始者。

    恶托邦是和乌托邦相对的观点，这个观点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以降才逐渐为作家及读者所重视。已经有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指出，恶托邦的出现，其实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文明兴起以及各种对抗资本主义的相对论述，包括马克思主义等多种理论相互激荡下，所产生的一种叙事。这类叙事投射了一种与现实世界生存情境息息相关的世界，但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情境，哪怕貌似完美，其实更等而下之。以二十世纪三大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为例：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乔治·奥威尔（亦译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及俄国作家扎米亚金（Zamyatin）的《我们》。在他们所描绘的世界里，人类努力追求纪律、和谐、幸福、效率的理想，却产生始料未及的结果。所谓以理性挂帅的现代社会，以启蒙、革命所带产生的美丽新世界，似乎为文明带来前所未见的信心。然而在恶托邦里，表面的一片纪律井然、和谐快乐是假象，在“看不见的手”—无论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手—的制约下，往往让社会里的成员动弹不得。恶托邦就像乌托邦一样，也是作家介入现实、干预历史的一种手段。异托邦是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发明的词汇。他是西方后现代语境一位重要的思想者。异托邦的观点，和广义的后现代论述有许多相对应的关系。然而福柯的观点未必是一个可以轻易“拿来”就用的观点。它其实有自成体系的定义，对社会的观察也可能引起见仁见智的结论。异托邦指的是在现实社会各种机制的规划下，或在现实社会成员的思想和想象触动下，所形成的一种想象空间。异托邦是一个空间或想象的存在，被社会所命名、所树立，却被“包括在外”。异托邦折射一个社会的欲望或恐惧，但也因为其另类的位置，形成与主流权力或拒斥、或同谋的微妙互动—像一面镜子中左右里外对调的反影。

    异托邦和乌托邦有所关联。如果乌托邦指的是现实社会以外的虚构所在，那么异托邦指的是现实社会以内，由权力单位所规划、设想的一种空间。这个空间是被隔离的却又是被需要的，用以治疗、规训、怀柔、取悦社会成员。从医院到监狱，从购物广场到博物馆，从蜜月套房到迪斯尼乐园，因为这个异质空间的存在，反射出“正常”、日常空间的存在。乌托邦是一个理想的、遥远的、虚构的空间；异托邦却是在虚构与建构之间，蕴含实践的、此时此地的、人我交互的可能。

    福柯暗示我们，一般自以为正常的生活、规矩的空间里，总是存在着许多自觉或不自觉所规划出来的小空间。我们生活中其实有太多可见或不可见的异托邦，不断被构造又不断地消失。甚至我们也在有意无意地营造自己的异托邦经验或行为。福柯的异托邦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它兼有正面和反面的辩证意思。但以此福柯质询、颠覆一般习以为常的生活或生命空间，或是约定俗成的空间观念。

    在文学世界里，我特别要强调科幻小说可以代表又一代作家或读者构成、介入异托邦的一种努力。这似乎为日常生活的世界划下了一条界线，因为有了这条界线，内与外、边缘与中央、正常与反常似乎被定义出来。然而这些界线却也不断地被跨越、颠倒、质疑。福柯用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什么是异托邦？就像照镜子，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其实是一个颠倒的影像，但又像是自己，这镜子里的空间存在就成为一个异托邦空间的可能性。所以正与反、外与内其实是相互依存并不断互相介入、互相成为前提的概念。

    一   晚清至“五四”

    鲁迅在一九〇三年的想象，百年之后成为科学界的壮举。跨越宇宙的各种不同疆界，成为人类不断创建未来的宏大工程。人类不断找寻乐园和福地，但却也带来自身泯灭的可能。在这样的历史危急关头，所谓“冥冥黄族，可以兴矣”：但愿中国再次崛起，重新创造文明—这些壮丽的想象，正是鲁迅文学的开端。反讽的是，在文学教科书上我们看到现代文学的“开始”却是《狂人日记》，这当然是所谓“恶托邦”式的想象。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末民初之交，幻想小说（或广义的科幻小说）曾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文类，也曾经在当时政治、历史剧烈变动的时代里扮演相当有积极意义的角色。这样的现象却在一九一一年之后逐渐地式微。五四运动之后，科幻竟然成为名不见经传的次文类。这个转变是值得思考的。我们可以从几个例子来探讨。

    首先是梁启超。一九〇二年梁启超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发表于《新小说》杂志。小说开篇就介绍公元二〇六二年的中国，其时大中华民主国已经成立五十年，孔教昌明，万国来朝。上海博览会上，备受尊敬的学者孔宏道——孔子第七十二代后人——应邀讲解中国如何缔造民主。他的讲座吸引数以千计的听众，包括全球数百地区的留学生。这一幕讲座是如此庄严盛大，夏志清教授甚至曾比为《法华经》里的佛祖弘法。

    根据孔宏道的回顾，从二〇一二年到二〇六二年，中国经历了六个现代化阶段：预备时代、分治时代、统一时代、殖产和外竞时代，终于到达雄飞时代。历史证明了梁启超的一九六二年不是盛世，中国还有更曲折的道路要走。然而梁启超的未来也许未曾实现，他叙述小说所用的“未来完成式”修辞却进入了中国现代化政治论述里，尤以社会主义乌托邦话语为最。试问有什么比“大跃进”、“超英赶美”这类口号更能体现一代中国人对未来的憧憬，和一蹴而成的迫切欲望？我在他处已经讨论过这一时间观念的缺失。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以倒叙法开场，写了五章就半途而废；换句话说，小说空有未来的远景，却缺乏了从“现在”如何过渡到“未来”的叙述 /实践过程。历史的吊诡是，共和国前三十年各种政策不也正是因为急于透支“新中国的未来”而昧于现在、抹消过去，因此产生一次又一次盲动躁进？

    一九〇二年梁启超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

    作为科幻小说，梁启超的叙事设计其实非常浅薄，他只是运用“未来完成式”时空，说明他个人的憧憬。小说灵感源自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Bellamy）写于十九世纪末的《回头看》（亦译《回顾》，Looking Backward），这部小说经过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传译，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中国少数知识分子手中流传的读物。另外的灵感源头包括日本的政治小说如《雪中梅》等。在梁启超笔下，这些小说脱胎换骨成《新中国未来记》。

    晚清科幻小说丰富多姿，我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有详细介绍。这里要谈的是留学日本时代的鲁迅（周树人），当时他对科幻小说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一九〇三年先后翻译了《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两本小说。今天论及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贡献，不能忽略他在文学的实验上其实是以科幻小说的想象以及翻译介绍为始的。这两本小说的作者儒勒·加布里埃尔·凡尔纳（Jules GabrielVerne）是法国重要的科幻作家。《地底旅行》和《月界旅行》分别于一八六四、一八六五年出版，皆为风行一时之作。鲁迅根据日译本转译，做了颇多删节。他在充满对这个世界的未来想象与好奇时，面对老大心态的中国，对于传统有着无可奈何、深深的忧愤之感。

    如何借着“小说”这样一种文类重新创造我们对中国及世界的想象呢？经历了月球旅行、地心探险，藉由不同空间的游移，人与世界的交往成为不可思议的大冒险。鲁迅在一九〇三年《月界旅行辨言》中说：

    凡事以理想为因，实行为果，既莳厥种，乃亦有秋。尔后殖民星球，旅行月界，虽贩夫稚子，必然夷然视之，习不为诧。据理以推，有固然也。如是，则虽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战祸又起。呜呼！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遍觅尘球，竟成幻想：冥冥黄族，可以兴矣。

    的确，鲁迅在一九〇三年的想象，百年之后成为科学界的壮举。跨越宇宙的各种不同疆界，成为人类不断创建未来的宏大工程。人类不断找寻乐园和福地，但却也带来自身泯灭的可能。在这样的历史危急关头，所谓“冥冥黄族，可以兴矣”：但愿中国再次崛起，重新创造文明—这些壮丽的想象，正是鲁迅文学的开端。反讽的是，在文学教科书上我们看到现代文学的“开始”却是《狂人日记》，这当然是所谓“恶托邦”式的想象。

    无论是乌托邦还是恶托邦作品，晚清科幻小说都烘托出一个新的想象空间，刺激着、搅扰着那一代的中国人，而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怎样在现实世界里面对必须处理的国族大灾难。一九一一年革命的产生，的确和小说界所谓科幻的乌托邦、恶托邦及异托邦的种种现象有着非常微妙的对话。

    二   “五四”至一九四九年

    康有为的乌托邦想象，不但包括了中国传统中一些激烈的民生理想，也包括了当时西方各种前卫政治理念。他所投注的叙事过程，我个人以为是值得再思考的。许多有趣的历史资料说明了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理想间相互对话的可能，而乌托邦的潜力似乎是存在于叙事或是政论式的文字中。相对于这些，小说里反而多半是恶托邦式的可能性。

    在德先生、赛先生被引进中国知识界领域的五四运动后，科幻小说突然烟消云散。当时社会经过了现代性的洗礼，新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似乎应该对乌托邦 /误托邦式文学有更多的兴趣。但恰恰相反，今日文学史所见，主要以现实主义挂帅，讲堂上基本强调的是现实主义如何放之四海皆准，如何得以反映、再造现实。为什么这个文类不见了？也许我们可以说国难当头，在感时忧国的大前提下，作家没有时间、精力幻想另外一个可能或不可能的空间了。无论如何，至少仍有四五部作品，可以作为今天评论的对象。

    一九二九年沈从文在英国刘易斯·卡罗尔（LewisCarroll）《爱丽丝漫游奇境》的启发下，创作了《阿丽思中国游记》。他在这本著作中对中国二十年代末期的乱象极尽嘲讽之能事，幻想这样的情景令来到中国的阿丽思瞠目结舌，这可说是一个小规模恶托邦的实验。一九三一年张天翼创作了《鬼土日记》，作品延续明清的“鬼话”小说，视人间如鬼域，既恐怖又荒谬可笑。《鬼土日记》叙述阳世人应邀到“鬼土”参访，见到各种文学作者的可笑怪现状。种种不可思议的、肉麻的、伤感的、暴力的、莫名其妙的文学在这里胡天胡地地形成了鬼土世界奇观。当然，张天翼真正的用意仍然是以鬼魅世界抨击现实世界的荒谬和不公。

    一九三二年老舍写了《猫城记》，小说想象一个到火星探险的太空人，因为太空船失事，来到内乱外患频仍的猫国。猫国人民虚荣贪腐、酷爱面子，因成天吃“迷叶”而糊里糊涂，虽然大难将至，却仍然内斗不休。在此可清楚地看到一个国族寓言，较之前述两本作品，更有一种对于恶托邦整体性的想象及思考。另外，张恨水于抗战期间出版了《八十一梦》。他将梦境重新渲染，影射当时在国民党治下“抗战社会”中种种荒谬的怪现象。抗战本是全民一气的运动，张恨水却看到了当时后方社会贪污腐败等各种不义现象。他以梦境稍微解脱批判——一切或许是一场荒唐的梦而已，这也是一部恶托邦作品。

    一八八〇年代康有为已经开始写作《大同书》，但此作一直仅于少数康氏门下文人间流传。一九一三年，《大同书》才首度以印刷形式发表部分章节，一直到一九三五年

    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后流传至今。这是一部重要的乌托邦论述，想象世界没有国家存在，政府为民选的政府体制；每对男女同居不超过一年，无论多么相爱，时间一到就要转移目标；小孩的成长十分重要，应该交由国家设立的育儿院抚养，从小到大各种等级的学校都已经安排；就业、治病、养老各安其所，最后，等准备上天堂时，也没有任何问题，生命结束后立刻火葬，火葬场旁就有肥料厂。整个人生物尽其用，这是一个完美的大同世界。康有为的乌托邦想象，不但包括了中国传统中一些激烈的民生理想，也包括了当时西方各种前卫政治理念。他所投注的叙事过程，我个人以为是值得再思考的。

    康有为的《大同书》对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产生影响。在这篇宣言里，毛泽东提到：“康有为著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要强调的是，一九五八年当人民公社这样一个大型社会运动开始时，当时《大同书》的确成为毛泽东灵感的部分来源。

    许多有趣的历史资料说明了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理想间相互对话的可能，而乌托邦的潜力似乎是存在于叙事或是政论式的文字中。相对于这些，小说里反而多半是恶托邦式的可能性。这两者之间的来往，我认为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三   一九四九年以降

    刘慈欣将对人类文明某种程度希望和向往的最后一线生机寄予文学。在这个意义上，从绝对科普式的知识论遐想到人之所以为人的伦理考量，还有最后对人的想象力的一种憧憬，这些构成了刘慈欣小说精彩叙事下的最基本张力。

    一九四九年后，所谓最广义的科幻文学，曾经存在过一段时间。但此时“科学”这两个字已成为被意识形态、政治化话语所压制的一种论述，一种知识攫取的方式。所以如果将科幻小说和科学论述或发明相提并论，在某一个历史时空里，是许多“政治正确”人士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所以科幻小说只能在科普和科学研究的前提下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作家们不被容许运用他们的想象力去探寻各种乌托邦和恶托邦的未来，因为在学理上，认为是不可能的；当然，科幻小说在天马行空的叙事下所可能带来的政治颠覆性，更是不言自明。结果是科幻小说被局限了，甚至成为一种宣传文学。这方面，德国著名的汉学家瓦格纳（RudolfWagner）曾对一九五〇年代的科幻小说做过相关研究。

    一九四九年之后，值得注意的是郑文光对早期科幻小说的贡献，及叶永烈在八十年代初发表了有史以来销量最大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这类科幻小说多半归于科普读物，甚至归入儿童文学。长久以来科幻文学在创作实践过程里，经常和儿童文学并列，一旦科幻文学被列入儿童文学，似乎就被家庭化、儿童化，因而被视为荒谬可笑。相对于西方近几十年如火如荼的科幻现象，中国科幻无疑是相形见绌的。

    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来到当代，见证一群早已年过五六十岁的伟大“儿童”们，仍然创作着科幻文学。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张系国，他出生于大陆、在台湾成长、美国定居，是教授兼作家，个人专业是电脑。他在七八十年代已经创作大规模的科幻小说。日后的《五玉碟》、《龙城飞将》、《一羽毛》是一个三部曲科幻作品，他把故事投射至晚清时代，太平天国前后，想象的是跨越时空、宇宙未来、探索不同的星球等等，在时空裂变当中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是所谓的前行者。

    接着讨论本文聚焦的重点刘慈欣这一辈的作家。刘慈欣是山西娘子关电厂的工程师，过去几年中成为中国文坛的一种现象。诚如前述，他在科幻粉丝界颇受欢迎，然而却在所谓典范、正规的文学界名不见经传。他在工作之暇，创作了震撼人心的科幻小说。二〇〇六年开始创作《三体》，此前他已经具有十多年创作经验，作品有《球状闪电》等。“三体”指的是浩瀚无涯宇宙星空中的三颗恒星，彼此因为引力而互相牵引，在其影响下的“三体世界”因而产生了迥异于地球的生存情境。在此恒星系统里存在着“三体人”。因为三颗恒星引力的碰撞，三体世界没有定理可循，不像地球规律的春夏秋冬循环。三体世界里，时间只分成两种，一种是“恒纪元”，如我们所熟悉的、依规律时间运作的方式，另一种是“乱纪元”。不知道什么时候乱纪元忽然来到，或什么时候恒纪元就开始了。三体人生活在一个超级不稳定的时间运作中，所以养成了一种不断应对各种变数的能力。他们必须冷静地应付随时降临的危机。对他们而言，所谓的仁义道德完全是有闲的地球笨人想出来的。在三体世界，理性扩张到了一个绝对犬儒的姿态，他们的科技文明远超越地球文明不知道多少倍。

    小说内容述及一个女科学家叶文洁，父亲在“文革”中受迫害冤屈而死，因而对人性产生了一种绝对悲凉的愤世姿态，对人类失去信心。为了替父亲报仇，她利用了科学能量和三体人暗通款曲，邀请三体人来攻打地球。这是宇宙惊天动地的大危机—地球人如何对抗三体人呢？唯一的机会是，三体人从三体世界到地球需要四百年时间，这四百年足够地球人做出各种因应措施。于是全球启动对抗三体人的行列。与此同时，中国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在一九六〇年代已经预设了有朝一日，外星人会入侵的可能性。

    这部小说仍有“红色经典”的雄浑壮丽一面，但是三体人到底是一个惊人的邪恶能力，这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所以另外一面，小说有非常悲壮的底线——不管如宿命。但在三体人来到之前，毕竟要留下曾经努力的痕迹，因此小说有各种惊心动魄的描述。

    刘慈欣从小说的抵抗过程中，提出了他的“大哉问”。他不仅仅是简单地思考中国往何处去、中国是否崛起、党内有无自动纠错机制等这一类问题。他的提问超越了简单的现世对中国的关怀，提出作为中国人，是不是能够对中国的更广义文明，甚至世界文明、宇宙文明做出应有的回应。我认为他强烈透露出来的“雄浑”——康德式的雄浑壮丽：人和无限之间的抗争——是近几十年少见的。作为作家的刘慈欣有这样庞大的能量憧憬、未来想象，是非常不容易的。但这样的想象终究没有结果。以人的有限能力想象超越人的境界，无论好坏，都是艰难的。当其他更高层次宇宙文明用所谓的“二向箔”，把我们的三维世界完全化为二维世界，三维世界的人完全被压缩成最细琐的二维图景，那是一个多么惨烈的场面。所有的人、建设、文明都被压缩，到最后只不过是一片纪录而已。

    当一切陷入万劫不复，最后要如何留下我们的文明？在历史或宇宙星空交汇的当下，有能力保卫地球的少数人，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我们应该像“三体人”一样运作，以绝对冷酷的理智救赎人类命运于万一，还是继续维的悲剧呢？小说中有许多庞大的、道德上的考虑，除了夸张宇宙星空奇观式的奇景外，深层是刘慈欣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二律背反的深刻沉思。刘慈欣《地球往事三部曲》的第二部《黑暗森林》，探讨的是一种生存法则。如果世界是零道德或黑暗森林，我们如何保留人类吉光片羽的思维方式与伦理价值呢？答案似乎是无解的。第三部《死神永生》进入小说高潮，描写人类命运已到最后关头，问题遂急转直下：人类如何在毁灭和死亡的威胁下，仍然维持最基本的尊严？

    我要特别地指出，除了对于宇宙星空的无限向往和思考之外，除了人和深邃的黑暗森林碰撞之后、无可奈何的命运之外，似乎还有一种能量是“三体人”或者是更高宇宙文明所不能企及的。当有朝一日，文明完全灭绝，人类不复存在，我们仍足以引以为傲的大概就是：刘慈欣强调的“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具有独特的想象力，这个想象力的结晶可以呈现在文学层面上。在文学的展演下，人被提升，从有限到无限，这不是电脑、三体人、各种宇宙力量所能够控制的。

    刘慈欣早期曾经写过一篇特别的小说《诗云》，小说描写外星人控制了地球后，唯一无法控制的是人类所创造的“诗歌”。外星人非常好奇，于是依样画葫芦，甚至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李白”。他用无限的能量攫取人类最神秘、最不可思议的创造力—写诗的能力。“李白”把所有的文字资源经过排列组合，延伸成为一个几百亿万的星云，但是他仍然没有抓住如何写好诗的诀窍。他所俘虏的人类，虽然文明不如外星人，但却是唯一能鉴定什么是诗的人，对于那几千万亿个用电脑组合出来的文字集合，他可以说那些都不是诗。

    刘慈欣将对人类文明某种程度希望和向往的最后一线生机寄予文学。在这个意义上，从绝对科普式的知识论遐想到人之所以为人的伦理考量，还有最后对人的想象力的一种憧憬，这些构成了刘慈欣小说精彩叙事下的最基本张力。小说最后，一切都灰飞烟灭了，唯一留存的是人类残存的纪念馆——在冥王星上。地球已经消失，一切幻灭。这样的想象，虽然让人读了以后不免产生怅然若失之感——因为我们向往“大国崛起”、最辉煌壮丽的乌托邦实践。但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刘慈欣的眼界更开阔更宽大，从雄浑壮丽到悲悯低回，他所欲凸显的是作为一个人，在一个无限的宇宙空间里，仍然有太多不知道的事值得继续深思、探寻。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时间上反差所产生的悖论，如果刘慈欣已经告诉我们人类一定走入毁灭，他又如何留存下来，写了一部名为《三体》的小说呢？三部曲总标题为“地球往事”，他运用一个“未来完成式”的说法投射“将来”“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思考点在于宇宙既然有这么多维度，人类所在的维度也许投射了另外一种生存状态，一种有关未来的可能性。也许在这空间中我们已经暂时避开最后浩劫，但生命作为时间整体的投射现象之一，不能也不必只化为一种简单的、起承转合的逻辑式论述。作为一个科幻想象和创作者，刘慈欣显然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与我们分享无宇宙 /叙事无限扩张的可能。

    韩松是新华社的记者，白天写世界的光明面，晚上写黑暗面。他的《地铁》则建构了另一种异托邦。在地铁的空间里面，无法预料下一秒钟将发生的事，韩松处在特殊、深邃的地底空间里，阴郁甚至有点颓废的残酷想象力于焉爆发。他的另一部作品《火星照耀美国》讲述二〇六六年中国已经崛起，而美国则面临第二次内战，此时中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2066年之西行漫记》有其历史渊源，其实影射的是埃德加·斯诺一九三六年的纪实性作品《西行漫记》。这是过去红色记忆与未来想象间非常微妙的对话，是值得关注的作品。

    台湾方面，伊格言的《噬梦人》，刻画了一个极其繁复的脑中虚拟世界，是一部有趣的作品。骆以军的《西夏旅馆》则很难归入科幻小说，但却可放在广义的异托邦思考里，它塑造了一个最色情、最颓废、最诡异的旅馆空间。旅馆名为“西夏”，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打开旅馆的每一个房间，都会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房客间的来往互动形成了一个诡秘的奇观式人生。骆以军作为“外省”第二代的台湾作家，小说其实有更深层的历史投射。西夏是建于西元十一世纪的小帝国，与辽、宋曾经鼎足而立，有过短暂的文明，而后完全消失。骆以军以此典故投射一代中国人在台湾岛上的经验，呈现一种自况自伤感。在这样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无论进出旅馆或短暂停驻，都透露了作家对剧变中的台湾社会一种失根的感觉或逃遁的奇想。

    梁启超曾发现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可以改变世道民心，因而提倡“新小说”。

    鲁迅散文《影的告别》里的一段话今天读来尤其触动人心 :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诚哉斯言。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家，如何利用文字想象力，或是刘慈欣所谓的无限科幻想象力，不断地在乌托邦和恶托邦之间，创作各种各样的异托邦呢？我觉得这是文学之所以必然存在、必须存在的绝对意义。

    本文节选自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