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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中共刊物《求是》发表习近平讲话,题为《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要点是:反对宪政,拒绝三权鼎立和司法独立。这篇讲话,是习近平去年八月内部讲话的一部分,此刻刊登出来,大有用意。
两个敏感的时间点。其一,去年八月发表讲话,介于七月政争(政变传闻)和八月北戴河会议(激烈权争)之间,反映习近平当时心神不定的处境。那时,习讲话的用意,无非是以反西方为名,用抵制政改来巩固自己的权位。其二,此时高调刊出当时的讲话,正值今年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夕,习近平有意给今年两会安上言论闸门,提前定调:拒绝宪政。从而把这个话题彻底排斥在两会之外。违者,可以按“妄议中央”论处。
去年三月,习家军操纵两会,强制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习近平遭遇从民间到党内的空前反感,权力“明升暗降”:表面上,权势达到顶点;实际上,民望跌到谷底。今年三月,两会又会发生什么?习家军不得不防。
赶在两会前夕释出这篇讲话,表明,中共党内斗争依然激烈,至少,并没有走出暗潮汹涌的氛围。既有权力斗争,也有路线斗争。权力斗争,指的是,习近平始终无法达到毛泽东、邓小平那种一言九鼎的权力顶峰;路线斗争,指的是,关于中共和中国未来走哪条道路,法治还是人治,宪政还是专政,党内依然存在分歧,端视哪一种声音、哪一种势力占上风。
通观习近平的这篇讲话,处处充满自相矛盾。习近平声称:西方的“司法独立”,源于对王权的抗争,有着符合西方政体结构,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制度根源,中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治制度”,不同于西方,自然也就不能照搬西方。
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曾经历或必然经历从王权到民权的时代转变,西方民主是近代产物,文明现代化的结晶,一路走来,走上的正道,恰恰就是“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共的一党专政,挣扎大半个世纪,滑向的邪路,恰恰就是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背道而驰。论证这一点并不难,只需看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民主国家人民有选票,而中国人民无选票。哪种制度才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治制度”,一目了然。靠喊口号喊破嗓子,自我标榜,终究代替不了铁的事实。
习近平说:“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这里的法治,指的是共产党的一家之法,甚至是习近平的一家之法,家法,恶法。习近平的说法,几乎是商鞅变法的翻版。商鞅变法,意在让秦国富国强兵。变法一百多年后,秦国果然灭掉其他六国,一统天下。然而,一统天下之后的秦王朝,却只存活了15年;而之前的秦国,却存活了550年。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大一统,秦国还可能存活下去;走向大一统的秦国,却快速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反讽,也是历史的吊诡。结论就是,商鞅变法,是一场历史的无用功。商鞅自身落了个遭车裂至死的下场,乃是商鞅变法后果的象征。今日习近平,如果重复二千多年前的商鞅思想,其落后自不待言,其下场更可能不堪。
习近平又说:“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善于运用法治;在对外斗争中,要拿起法律武器,占领法治制高点,敢于向破坏者、搅局者说不。”而事实上,以不负责任而昭著于世的中共,恰恰就是国际法的破坏者、国际秩序的搅局者。而死抱人治的中共,根本没有资格谈法治,更谈不上“占领法治制高点”。
故而,习近平所言“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就更是出口虚妄、自说自话、痴人说梦,仿如梦游症患者。刚刚去世的101岁老人、前毛泽东秘书李锐所说的四个局限“时代,知识,思想能力,个人品德”,果然应验在习近平、王沪宁等人身上。
习王等人的这套逻辑混乱、自相矛盾、且悖离时代的理论,究竟能说服谁?可以说,人民不服,国际社会不服;甚至于,党员不服,官员不服,太子党不服,政治老人不服。无人可服!
说到中共的自相矛盾,原本就比比皆是。诸如:在贸易上高喊多边主义,在军控上却反对多边主义;在国际上高喊多元化,在国内却搞一元化;意识形态方面,高调反西方,却高举马克思主义—近代西方思想之一;在国内高校,抵制西方思潮,中共高官却把他们自己的子女送到西方,接受西方教育;当局把马克思主义列为最高指导思想,但大学生中,如果有人成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却遭到取缔和抓捕。
中共的自相矛盾,从毛泽东时代就流传下来。两首红歌就是典型。先唱《国际歌》,唱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接着唱《东方红》,唱到:“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面对如此自相矛盾的唱词,演唱者竟毫无察觉,引亢喊唱,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又是何物?
(2019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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