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梦四十年

FRANKSTON

陶杰

美国吹响集结号，向中国展开自卫反攻。因为中国舍“韬光养晦”而“图穷匕现”；不再声称“与世界接轨”，而改令“世界你要俯爬过来与我接轨”。

西方开始领悟：将中国人这个民族与欧洲同等看待，假设中国人像欧洲二百年前一样：工业现代化衍生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在温饱之后会产生对自由和人权的精神文明追求，是一个致命的大错。

四十年后西方才知道这种假设平等的误判：中国农民人口，只重生存（survive），不懂生活（live）；中国农民人口的全部“文明”，限于口腔饮食。西方文明国家对中国人一度寄以厚望，以为向这个国家伸出援手，谆谆善诱，接收其留学生，希望他们学习到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逻辑思维，由知识导向人性的科学思考，从而由物质的“现代化”（modernisation），走向心灵的“现代性”（modernity），岂知一觉醒来，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原来附为国家机器的同谋，其人生终极目标，就是高雄市长国民党韩国瑜的“发财、发财、发财”，别无其他。

这个问题，二十年前，我与香港建筑师何弢，在浸会大学教授文洁华博士西贡的家中争论过。那时何弢“北上发展”，在大陆有项目，他很乐观地告诉我：中国很大，十二亿人先要解决吃饭问题。将来有了一个中产阶级，就会有民主自由的需求，中国将来会变得越来越像西方的，只是需要时间。

当时我淡然一笑，斩钉截铁说：“绝不可能。”

我说：西方词汇里的中产阶级，不只是职业和收入，还有十九世纪欧洲的社会关怀精神。西方的中产阶级，如建筑师、工程师、医生、作家，之所以摧毁了马克思预测无产阶级革命必在英国先发生的神话，因为中产阶级之兴起，除了金钱收入，生活美学之追求，那份关怀社会贫穷阶级的情怀和奉献，也必然同步增长。我懒得说中国历史文化没有那种环境条件，因为说来话长，我只简单说：中国人没有那个基因。

席间有人挑战：但台湾有了民主自由了呀。我答：当台湾建立了民主制度之后，台湾人就不会将自己视同中国人。不信？你等着看好了。

何弢等几位朋友在美国东岸受教育，很克林顿和奥巴马地，表示不同意，问：你这样说是将中国人隔绝在普世的人性标准之外。我说：正确，因为中国人也自称有自己的国情，中国人与世界特别是西方，天生格格不入。方块汉字和字母、筷子和刀叉，只是最显浅的分歧，其中无可沟通、不可能妥协的深层，简直是两个世界。

二十年来，我再无与任何所谓的中产阶级分子讨论过这个话题，我省了许多时间，做于自己有益之事，虽然我仍念起不久后中风卧床、香港艺术中心的建筑师何弢，也偶尔想起那场西贡的小沙龙。